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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还要从当年的海防和塞防“大讨论”说起。
1865年，新疆发生动乱，中亚浩罕国的军官阿古柏以“助中国讨贼”（俄国人也是打着这个旗号入侵中国的）为名入侵新疆。随后建立了一个什么“哲德沙尔”（意思是七城汗国），野蛮奴役新疆各族人民，俄国也趁机出兵占领了伊犁，中国的西北边疆局势顿时紧张起来，而正当清朝政府准备出兵收复新疆时。日本借口琉球渔民被杀事件而突然大举入侵台湾，意图久占，虽然侵台日军最后被沈葆桢带舰逐退，但中国从这次事件中暴露出来的弱点表明，海防亟需加强。这样一来，大清王朝就不得不面临着一个极为头痛的问题：在财力有限地情况下，能否在实行一项庞大的海军建设计划的同时，又进行一场代价极为高昂地收复新疆的战争？
关于中国国防战略重心的“海防塞防大讨论”就是这时候开始的。
众所周知，在这个问题上。两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和左宗棠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当时“海防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认为。“海防西征，力难兼顾”。“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这个观点孙纲可不敢苟同，这据说也是李鸿章被后世人骂为“卖国贼”的重要原因之一），“缓复新疆，非弃列祖百战之地而不顾，乃为求他日再图大举计也”，要求“移西饷以助海防”，他的观点现在看来，虽然有些偏激，但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而“塞防派”地代表人物陕甘总督左宗棠则坚决反对，力主全力收复新疆。左宗棠说，“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南疆）；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他进一步指出，“宜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他的观点得到了很多官员的支持，最后清廷同意了左宗棠的主张，在不放弃海军建设的同时，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出兵平叛，左宗棠随后率军出征，很快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全境。
1884年，新疆建省，成为了完全意义上的中国领土。
从这一点来说，有人评价左宗棠是“中国领土贡献第一人”，也是非常中肯的。
但正因为如此，好多后世的学者在重新审视海防塞防之争时，往往认定这是湘淮利益集团之间地争执，认为是左宗棠保全了新疆，而李鸿章竟然要放弃这么多的中国领土，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
很多人想不到，这本来是近代最杰出的一群中国人在对中国的国防战略进行理性的思考，并不是什么利益集团之间的意气之争！
这个时代，并不缺乏爱国的中国人，就象后世，不只有“愤青”才爱国一样！
在十九世纪末，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大清王朝首要和紧迫地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地国家安全防御体系。
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个方向是国防战略地重点所在，国防的战略重心应设立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引起了当时的众多有识之士的广泛关注。在最高决策者的主持下，海防和塞防之争其实不是简单的集团利益的争论，更不是“爱国”与“卖国”的争论。
李鸿章重视海军是他看到了来自海上尤其是日本的威胁。这是一种对中国而言具有长期价值的地缘政治思想。相对而言，在具体到新疆问题上的时候，李鸿章把更具有根本性的日本的潜在的威胁看得比来自陆地的俄国的危险更重，而左宗棠则更强调了俄国人现实的威胁。
李鸿章对国防军队的建设和左宗棠在大局上是一致的，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李鸿章和左宗棠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上的观点其实是一样的。
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
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
李鸿章等人从1875年开始的重新建构国防战略体系的努力，是中国近代史上为有效保卫国家安全而理智地确立国防重心的重要历史过程。
这次讨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几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这次国防大讨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重点的转移。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观点不同是指在当时具体的个案上发生了争论，但是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
李鸿章和左宗棠为中国传统的国防指导思想输入了新的内容。从两个战略重心并存，到海防成为惟一的国防重心的转变过程，实际上是中国国防完成从陆到海战略的一个历史性转变！
这一转变为中国近代国防以防御列强从海上入侵为主的战略指导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这其实才是“海防和塞防之争”的真正历史价值！
（三百七十四）想办法讨还伊犁故地
为了收复新疆，从1875年到1877年，清廷共耗费白银近4000万两，如果从左宗棠很早就进行的战前准备工作算起，清廷支付的关于新疆战事的军费总额高达5230万两！
这些军饷里面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海军专款和向外国银行借的外债，可以不客气的说，国家雄厚的财力支持，才是左宗棠收复新疆取得最终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当然，左宗棠本人精密的筹划和“缓进急战”的正确战略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还有清军将士的英勇作战，才让中国得以保有如此辽阔富饶的土地。
左宗棠和收复新疆的清军将士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丰功伟绩，永远值得后世子孙铭记！
新疆回到祖国怀抱之后，被俄国人趁机占据的伊犁地区的问题就变得突出起来。
在新疆动乱一开始，俄国人就认为，“（新疆）境内的骚乱已经对俄国的商业活动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并在俄国境内的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其它少数民族当中造成了动乱”，俄国的军人、官僚和资产阶级报刊全都吵嚷着要求长期占领伊犁，于是，俄国政府决定，“占领伊犁直到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恢复政权时为止，然后把它交还给中国，以换取通往中国西部的几条新商路和某些边界的调整”（真是够阴险的）。在这个堂而皇之的“名义”下，1871年7月，“俄属突厥斯坦”第一任“总督”考夫曼派俄军占领了伊犁。
新疆全境宣告平定之后，清朝恢复了在新疆的政权，中国就具备了俄国所“答应”的归还伊犁的“条件”，俄国再继续占据伊犁已经失去了理由。
但是，俄国人为了造成既成事实，一再拖延关于归还伊犁给中国问题的讨论，清廷于是派崇厚率领使团前往俄国进行交涉。
多少年来，孙纲也不明白。当时的大清朝虽然已经日薄西山日子一天不如一天了，但通“外务”的外交干才并不是找不到，为什么要派这个愚蠢象一头猪地满洲SB贵族崇厚去俄国办这么一件无比重要的事。
崇厚对于这次出使全然没有一丝准备，对国际外交上的错综复杂情况和新疆伊犁地区的地理状况一无所知，他在俄国人的胁迫愚弄下，在1879年10月2日未经清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和俄国签订了《交收伊犁条件》（即《里瓦几亚条约》）。然后匆匆回国“料理家务”去了。
这个条约名义上是将伊犁交还给中国，实际上却是将伊犁地区十分之七地土地割让给了俄国，其中包括具有战略意义的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并赔偿俄国“代收代守伊犁兵费”500万卢布（约合白银280万两），“伊犁虽还中国，然西南境皆为俄所占，北、西、南三面全为俄境所围，已成弹丸孤注，控守弥难”。
消息传回国内后。朝野上下大为震惊。因为要是这样仅收回伊犁一座孤城地话。还不如不收回来地好。清廷随即将崇厚革职拿问。改派曾纪泽同俄国人重开谈判。俄国人拒不肯重新订约。为了给曾纪泽助威。年近七旬地左宗棠不顾年迈体衰。“舆梓发肃州”。将大营移驻哈密。做出了三路出击收复伊犁地军事部署。表示“先以之议论。次决之以战阵”。向俄国施加军事压力。
被中国地行动激怒地俄国派出了一支由二十三艘战舰组成地庞大舰队开到了中国沿海。向中国炫耀武力进行恫吓。并在中俄边境集结数万军队。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
如果那时中国和俄国真地打上一仗地话。新疆陆路地战事在左宗棠地主持下。胜负或未可知。可当时1880年地中国海军。如果和俄国海军真地打起来。结果应该是很明显地。
万幸地是。由于1876年至1877年地土耳其战争给俄国造成地经济困难和1878年柏林会议后俄国在国际上地孤立地位。使俄国无力同中国进行一次远距离地大规模战争。加上曾纪泽运用法律和外交手段据理力争。最终。俄国同意将伊犁地区全部交还中国。交还地土地包括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而将“兵费”增加到了900万卢布（约合500万两白银）。这就是后来地《圣彼得堡条约》。
由于伊犁问题引发地中俄全面危机就此结束。
但事情其实并没有完。好多史书上都说这次边疆危机地和平解决是中国地“外交胜利”。但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这样。象英国驻俄国公使说地。“中国已经迫使俄国做出了他从未做过地事。把业已吞下去地领土又吐出来了”。
《圣彼得堡条约》对中国来说，其实仍然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条约中虽然规定俄国归还伊犁地区给中国，但在“安置”因“入俄籍而弃田地之民”的借口下，俄国割去了伊犁西部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河南北两岸地大片领土，又规定斋桑湖以东一带中俄边界有“不妥之处”，要求两国派员“戡改”，为俄国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制造了依据。
后来根据《圣彼得堡条约》签订的《中俄伊犁界约》等几个边界议定书，俄国共割占了中国斋桑湖东南、霍尔果斯河以西、特穆尔图淖尔（伊塞克湖）东南和阿赛克河源等七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从1881年到1884年，生活在伊犁地区的各族人民“胁迁而去者十之六七”，竟达十万多人！
“自左文襄去后，方悟昔日新疆之大误，每每静夜思之，痛彻于心。”李鸿章一边对孙纲说着，眼角忽然渗出了泪水，“若无文襄扫平大漠，我中华六分之一之大好河山，将不复存在，倘能向俄人索还伊犁故地，尚可稍赎前愆于万一。”
孙纲登时明白了过来，李鸿章为什么要把新疆的边界问题也拿到这里来了。
如果能够借此战胜时机讨还伊犁故地，不但可以使中国的边界地区更加容易控制和防守，还中国人民一个完整的新疆，而且可以告慰左宗棠的在天英灵，全了这位英雄铁汉的未了心愿。
李鸿章和左宗棠虽然不和，但涉及到国家利益，他们地拳拳爱国之心其实都是一样地。
李鸿章想借机讨还伊犁故地，也有向左宗棠致歉的意思在里面。
孙纲明白了这位老人地心意，觉得这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中国和俄国的接壤地区是最多的，把伊犁问题加进来，一可以收到出奇不意的效果，二可以让俄国人意识到，中国人对于领土问题，不管是在哪条边界，都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