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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专案组重写的报告上说：“为了抓紧时间对罗瑞卿进行不间断的审讯和斗争，建议对罗瑞卿的手术治疗推迟到秋凉之后进行。”
手术在秋凉以后并没有进行，而是拖到了1969年初。1月25日深夜，在没有进行术前讨论的情况下，参加手术的医生和护士又临时换人：以致这些医务人员连病人都没有见过。这次手术截去了爸爸左腿小腿的下三分之一部分。五周以后又将爸爸在医院里跌断的股骨头摘除，使得剩下的残肢失去了和身体的骨性连接，在以后的日子里，连安装假肢都十分困难。而且，这条腿最终成了爸爸无法跨过的死亡线。
爸爸重新工作不久就听医生说可以通过手术安装一个人造股骨头，这样他的左腿功能可以得到很大改善。但是这种手术对于爸爸这样已经70多岁的人来说风险很大。而且当时国内对这种手术还比较陌生，技术不成熟。在我们的劝说之下，爸爸暂不再提。后来，组织上请了两位德国专家来给爸爸安装一个更好、更轻一点假肢的时候，爸爸又旧话重提，得知德国二战后由于战争残疾人很多，这种手术开展得多，所以技术水平较高。两位专家也表示，如果能够施行这个手术，会使爸爸的左腿功能改善很多。
我一直认为，爸爸是个崇尚现代生活的人，他习惯的逻辑方法始终是严格的因果相袭，这导致他太信赖科技手段。否则，他不会在72岁高龄上，把自己的健康希望托付给现代医学，相信通过技术手段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生命质量。同时，他又是一个稍显陈旧的、至死不渝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健全的自己才是供奉给理想的最好牺牲。不过促使爸爸下定最后决心的还是另外一件在我不在家里的时候发生的大事。
1978年春天，妈妈在例行的健康体检中发现肺部有一个阴影。连续观察的结果，那个影子长得很快。结合她原来有乳腺癌的病史，医生们的估计是很不乐观的。妈妈关心的事情是先别让爸爸知道。但是那几天，爸爸一开完会就上医院来看妈妈，来了话就特别多，也特别温存。妈妈一下明白爸爸是知道了。他对妈妈说：“动手术，不要犹豫，要争取最好的结果。医生说动手术才能诊断明确，而且良性的可能性很大。”实际上爸爸心里也没有把握，他对哥哥姐姐们说：“妈妈肺上长了东西要动手术，如果是恶性的，医生说最多还能活五年，这样的话，就是老天太不公啊……”爸爸说这话的时候老泪纵横。
在爸爸的鼓励下，妈妈鼓起了勇气。3月8日这一天，妈妈先去参加了“三八”妇女招待会，然后带上两个第三代，坚坚和毅毅到天安门广场上去玩了一个下午。妈妈说那天的天气非常好，她的心里觉着挺平静。回到家里，她把我们所有人住的房间都看了一遍，就坐上汽车回医院去了。
手术后证实病变是恶性的。哥哥姐姐们认为这个结论无论如何不能告诉精神已经处在极度紧张中的爸爸。但是爸爸自然还是知道了一切。是一个去医院看望他的老同志，在他的一再追问下说走了嘴。
那位同志离去之后，爸爸和衣倒在床上，闭着眼睛不说也不动。他要在场的哥哥嫂子回家，他要一个人静一静。哥嫂刚到家，电话铃响起来。原来是警卫员小王发现爸爸在他俩离开之后一直坐在床边垂泪。小王不敢问，又怕出事，所以要哥嫂赶快再去。两人扔下饭碗又往医院跑。当他们气喘吁吁爬上六楼，推开爸爸房门的时候，他们却看到了一幅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的情景。
爸爸已经穿好衣服，洗好脸，正坐在桌边吃饭。他神态镇定，和他们离去时已经判若两人。爸爸对哥嫂说：“我不能这个样子，我已经想好，我要出国去治腿。今后，我不能再要你们的妈妈照顾我，我要治好腿，不管她还有多少时间，我要照顾她，要让她过得愉快轻松。”
哥嫂说，爸爸出国治腿的决心就是在那一天，那一刻下定的。
妈妈渐渐好起来，在那一段非常痛苦的治疗中妈妈表现得非常勇敢和有耐心。301医院的医生和护士都公认妈妈是一个最配合治疗的病人。爸爸则积极作着出国治疗的准备，他请有关的同志帮他调查情况，搜集资料，他还向中央写了报告。组织上派了专门的技术小组研究和考察有关问题。在爸爸的积极努力下，事情很快决定下来。
妈妈回忆说：“6月里的一天，我刚刚出院不久，瑞卿就告诉我，出国治腿的事情已经定下来了。我听了大吃一惊，而且心里想，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好好跟我商量？前几天提到的时候他还说没有定，也许拖一拖。记得为了这个我还和他吵了几句，可是吵有什么用呢？我知道他定下来的事情是无法更改的，再说，我也习惯了在这种时候听他的。”
这样，1978年7月15日，大病初愈的妈妈跟随急切的、对自己充满美好信心的爸爸离开了北京，飞往那个遥远陌生的地方。妈妈并不知道爸爸这个巨大的决心里饱含着对她的深长情意。7月31日，爸爸给在北京的儿女们写信：
……爸爸下星期三就要动手术了。根据观察可能如愿以偿。虽然要冒一点风险，但大致不会出什么意外的，你们放心。这里的我国大使及大使馆的同志们对我们很好。他们的阶级情谊实在使人感动。……
妈妈写：
今天我从大使馆到医院看爸爸（200多公里，汽车走2点30分）。要他写几个字给你们。他一写就是一大篇。爸爸现在一切情况都正常。有的比在国内还好些。例如咳嗽比在家里少，也容易些。可能与这里气候好有关系。医生经过各方面检查后说，比他们原来想的要好。2日决定动手术。爸爸和妈妈都有信心。因为教授、医生说，我们虽然不是上帝，但一定会尽一切努力治好。大使馆的同志都对我们很好，你们也放心好了。1日下午，大使和我就都到医院附近的一个旅馆住几天，这样看护爸爸方便些。等动完手术后妈妈再写信给你们……。在外面的爸爸妈妈很想念你们。祝愿你们工作学习得更好，身体健康！等爸爸动完手术后身体更健康，咱们全家就可以更努力、更多地、更愉快地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
8月1日妈妈和张彤大使到医院去看爸爸。妈妈带了一把鲜花。她和爸爸在病房里照了一张相。爸爸情绪很好。妈妈一直待到很晚，爸爸催了几次，妈妈仍然舍不得离开。最后爸爸说：“走吧走吧，我已经吃了睡前药，明天还要做手术。别担心，一切都会好。”妈妈说她永远忘不了，爸爸那样笑眯眯地跟她摆摆手，她觉得爸爸心里平静极了，有信心极了。她就比较放心地回到旅馆里去了。这一去，竞成永诀！
第二天一早妈妈赶去医院的时候，爸爸已经提前进手术室了。爸爸在里面，妈妈在外面。不时有消息从手术室里传来。中午12点左右，手术顺利结束。妈妈听到这个消息掩面失声。她急着要去见爸爸，但因为害怕术后的感染被医务人员拦住了。妈妈只好再等。一切消息都是好的。傍晚，爸爸从麻醉中清醒过来以后，还对为他手术的医生用英语说：“晚上好，谢谢你。”那医生把爸爸的左腿搬动了两下说：“明天你就可以下床。”两个人都笑了。
一直到晚上12点多了，爸爸的情况仍然平稳。在人们的劝说下，妈妈才肯回到旅馆里去。刚刚洗漱完毕，熄灯睡下，电话铃声大作，同时有人敲门。妈妈知道大事不好。赶到医院的时候，爸爸已经离开人世！
波恩时间8月3日凌晨2时40分，爸爸被心肌梗死突然夺去生命。
波恩和北京的时差是7个小时。
8月10日，中央派专机将爸爸的遗体运回北京。
那天下小雨，所有迎灵的人都默默站在雨中。邓小平站在距离我们不远处，他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我看见他的脸色非常凝重。
机舱门很窄，我发愁爸爸的灵柩怎样才能被抬下来。一会儿，靠近我们一侧的机舱忽然无声地升上去，连同舷窗都不见了。这下我看见爸爸的灵柩安静地躺在机舱深处。我忽然替爸爸产生了一种非常不愿被打扰的感觉。我不知道这么多人站在这里有什么意思，爸爸也许只想好好休息一下……
接下来的几天，心情有时平静，好像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已经和我没有关系。有时又充满仇恨，仇恨所有和爸爸年龄相仿，或者和我年龄相仿但父亲健在的活人。但最强烈的感觉还是被人打扰，到处都是人，没法让我好好想一想，我为什么失去了和怎样失去了我最亲爱的父亲。
我认为从那时开始我变成了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心里开始有一种离经叛道的欲望。命运在我眼里成了一种玩笑，否则，当年爸爸怎么会认真严肃地履行了坠楼的死亡仪式而无法如愿。今天他在古稀之年，再一次扯满生命之帆，希望过一种更完整的生活时，仍然无法如愿。我问自己，今后我是否还应该继续做一个无神论者？不是分明有上帝在冥冥中主宰，这一切如何发生？可真有上帝，这般不公正的上帝，信它又有何用？总之，爸爸的突然去世，使我觉得自己已经不再是一个只注重精神生活的人。我对朋友说，今后我不准备太信任生话和命运的时候，完全像一个对售货员说某一种化妆品因为不喜欢所以不买了的轻佻少女。我隐隐约约相信自己完全可以过一种世俗化的生活。但那种生活是什么，我不清楚。
在这短短的一年当中，爸爸除了没做到留住自己的生命之外，做到了许多事情。这其中，我最看重的是他支持当时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胡耀邦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事。我很庆幸爸爸这样的老共产党人，最后以这样的方式再一次报效了祖国，并给自己一生的理想主义和英雄气概作出了最合乎逻辑的解释。尽管他没有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真正开始，但他做了自己来得及做的事。
注释
①参见《20世纪中国全纪录》，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1月第2版1021页。
30。进修医生
光辉的幻影便含着微笑，更加光辉。
——《失乐园》292页
我在北京协和医院长长的走廊上行走，手里拿着一个导尿包。正是夜里两三点钟，我作为一个进修医生刚被人从梦中唤醒去为一个重病人导尿。我一边走一边让自己快快从昏昏欲睡的状态中摆脱出来。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重病人的情况很容易在这种时候恶化。
从第二军医大学毕业，我成为一名普通军医，过着那种在军队大院里的平静生活。不久，我去协和医院进修。这样，在军队大院里建立我的世俗生活的理想又一次面临挑战。
一进协和医院，我就陷入一种神秘境界。所有人都好像似曾相识，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像鬼使神差。这所世界闻名的医院，从20年代起按照美国当时最先进的医院建成，为中国培养了最好的临床医生，时至今日，仍然对一切职业医生具有不寻常的吸引力。但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