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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趁机向熊廷弼敲榨勒索，要熊廷弼拿出四万两银子，才免他死罪。熊廷弼为人清廉正直，拒绝了魏忠贤的要求。于是阉党就诬陷熊廷弼贪污军饷，熊廷弼被处死。可叹的是，熊廷弼被斩首后，首级还被传遍九边（明成祖朱棣五出漠北，又于沿边设镇，派兵驻守。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又设山西、固原两镇，是为九边），以为警戒。
孙承宗是继熊廷弼后崛起的将领。他青年时代就对军事有着浓厚兴趣，史书记载他相貌奇伟，须髯戟张，跟人说话的时候，声音异常洪亮，“声殷墙壁”。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孙承宗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不久，明朝三大奇案之一“梃击案”起，一个壮汉手持枣木棍闯入太子宫，准备行刺太子朱常洛（后来的当了一个月皇帝即因“红丸案”死去的明光宗），好在被值班太监当场抓住。刺客供出了太监庞保、刘成。人们普遍认为是明神宗宠爱的郑贵妃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所以派人行刺。大学士吴道南负责此案，深觉为难，便求教孙承宗。孙承宗说：“事关东宫，不可不问；事连贵妃，不可深问。庞保、刘成而下，不可不问也；庞保、刘成而上，不可深问也。”吴道南大为钦佩，这桩极其复杂的案子才就此平息。（事见《明史·卷250·孙承宗传》）
天启元年（1621年），孙承宗以左庶子充日讲官，进少詹事。当时沈阳、辽阳相继失陷，孙承宗因为知兵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
孙承宗上任后，上疏条陈当时军事体制与作战指挥上的弊端，谋求改革，主要内容有：（1）“兵多不练，饷多不核”。这是说当时军队训练差，后勤供应混乱。（2）“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边，而且增置文官于幕府”。指出当时“以文制武”指挥策略的失误。（3）“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指出“将从中御”的不妥。因此，他主张“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主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此外，还要抚辽西、恤辽民、简京军等。因为当时东北危急，他的这些建议都得到了明熹宗的批准。
努尔哈赤攻占沈阳、辽阳以后，明军实际上就面临着一个如何进行军事防御的战略选择问题，即是主守关防，作积极的防御；还是固守关门，作消极防御。
为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孙承宗召集将吏讨论如何防守。监军阎鸣泰主守觉华岛（辽宁兴城东三十里海中，今称菊花岛），袁崇焕主守宁远卫（今辽宁兴城），王在晋则主守中前所（今辽宁绥中县前所）。监司邢慎言、张应吾等附和王在晋的意见。孙承宗在全面考虑了各方意见，权衡利弊得失后，支持袁崇焕主守宁远的意见。
袁崇焕原是文官，但长期以来对辽东战事颇为关注，自诩是“边才”。广宁陷落时，他刚刚由南方的一个知县调至朝廷任兵部主事，于是亲自来到山海关，察阅形势。回朝后，他立即上疏天启皇帝，毛遂自荐，“与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不久，他便被派往辽东前线，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
宁远，位于辽西走廊中部，“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守住宁远，也就等于扼住了这条走廊的咽喉，能确保二百里外的山海关的安全。因此，孙承宗的决计守宁远，颇具战略眼光。
『注：关于宁远的地形，参见清初顾祖禹的地理著作《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七。《读史方舆纪要》是一本以军事地理为主，集自然与人文地理于一身的巨著。作者顾祖禹自幼聪颖过人，好学不倦，背诵经史如流水，且博览群书，尤好地理之学。1644年清兵入关时，顾祖禹随父避居常熟虞山，长期躬耕授业，过着“子号于前，妇叹于室”的清贫生活。虽如此，亦耻于追名逐利，不肯走入仕途。相反，顾祖禹选择了以著书立说为手段，“盖将以为民族光复之用”，以图匡复亡明的道路。自顺治十六年（1659年）始，顾祖禹边教私塾，边开始《读史方舆纪要》的著述。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三桂等三藩起兵，顾祖禹只身入闽，希望投靠耿精忠（靖南王耿仲明的孙子），借其力达到反清复明的目的，但未被耿精忠收用，只好重返故里，继续撰书。这位顾祖禹也是个奇人，知道进退，也知道如何敌为我用。康熙年间，他应徐乾学再三之聘，参与《大清一统志》的编修，但不受清廷一官一职，书成后甚至拒绝署名，坚持了民族气节。最重要的是，顾祖禹利用工作之便遍查藏书，为编撰《读史方舆纪要》积累了大量资料。经过30余年的笔耕奋斗，约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前，也就是顾祖禹五十岁左右时，终于完成了这部举世闻名的历史地理巨著，被誉为“千古绝作”、“海内奇书”。这本书不同于一般的地理著作，顾祖禹写书的目的是为了反清复明，所以十分注重对于军事的记述，详细记载历代兴亡成败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而对名胜古迹的记载则相对简单得多。』
山海关的防务也采取了孙承宗与袁崇焕主守关外的战略。经过数年艰辛的努力，布置成一道坚固的宁（远）锦（州）防线，成为满清骑兵不可逾越的障碍。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始终都没能完全打破这道防线。在屡次碰壁之后，迫使他们望宁远而却步。这道防线不仅确保了山海关免受攻击，而且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基本上稳定了辽西走廊的战局。
孙承宗功高权重，誉满朝野。魏忠贤为长久把持朝柄，一心想把孙承宗也拉到自己一边，故进行过多次试探，但均遭到拒绝，由此怀恨在心。天启五年（1625）八月，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误信自清军逃归的刘伯澋那楸ǎ杀闪樱胂∫荩峁辛饲寰穹蟀芏椤Ｑ说辰杌√獯笞鳎Чヂ硎懒⒉污浪锍凶凇Ｋ锍凶谝虼巳ブ啊�
高第随即出任辽东经略。高第是个庸碌无能的家伙，既不懂军事，也没打过仗。他一到山海关，就召集将领开会，说清军太厉害，关外没法防守，下令拆撤宁锦防线，要各路明军全部撤进山海关内。袁崇焕坚决反对撤兵，他说：“我们好容易在关外站稳脚跟，哪能轻易放弃！”高第硬要袁崇焕放弃宁远。袁崇焕气愤地说：“我的职守是防守宁远，要死也死在那里，决不后撤。”高第说不服袁崇焕，只好答应袁崇焕带领一部分明军留在宁远，却下命令要关外其他地区的明军，限期撤退到关内。这道命令下得十分突然，各地守军毫无准备，匆匆忙忙地退兵，把储存在关外的十几万担军粮丢得精光。孙承宗数年心血毁于一旦，明朝在山海关及其关外的军事形势顷刻陷入一场新的危机。只是由于以袁崇焕为首的广大将士的浴血奋战，才使明军在天启六年正月、天启七年五月相继取得“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奇迹般地挡住了满清的凶猛进攻，从而不仅使宁锦防线经受住战争的考验，且使明朝避免了由于高第的错误军事决策而导致的军事大溃败。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见辽西方面袁崇焕坚城难攻，改变战略，避开袁崇焕，亲率重兵绕过山海关天险，攻破长城大安口，从龙井关入，先后攻克遵化、蓟州、顺义、通州，直逼京城。袁崇焕得知清兵绕道入关，即挥宁、锦将士回师，以解京都之围。清兵退回长城以外后，师心自用的崇祯皇帝却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将袁崇焕凌迟处死，于是长城自坏。此事发生在崇祯三年（1630年）。
皇太极也是个了不起的军事家，深谋远虑且有博大的胸襟，他听到袁崇焕被杀，虽然如愿铲除了平生最大的劲敌，表面上说：“难得此公已死，咱们可长驱入明了。”平时皇太极与手下将领们谈论，都称呼袁崇焕为“袁蛮子”，此刻突然改称“此公”，自然地流露出心底的尊重；可见当时心情极为复杂，跟汉高祖刘邦悼韩信一样，且喜且哀之，叹息从此天下英雄谁敌手。
崇祯为人，严厉而不明，在诛杀大臣上却是十分果敢。说起来崇祯也相当不容易，他还是信王时，天天龟缩在信王府中，从不敢出门，生怕被魏忠贤一伙谋害；后来他当上了皇帝住进皇宫，数天不敢吃宫里的食物，也是忌惮魏忠贤的势力。在这样险恶的政治环境下长大的崇祯，也难怪会经常疑神疑鬼。何况他从哥哥接手的大明江山，已经是千疮百孔。纵然朱元璋再世，也无回天之力。
崇祯统治的十七年中，换了十四个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这里指正式的兵部实际总负责人，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被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这都是因为责任规则，这些被杀被罢的人，要么是被认为没有能力，要么是被认为没有尽力，要么是有拥兵自重的嫌疑，总的来说，在崇祯看来，他们必须承担他们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不过以崇祯的察人不明来看，这无疑是自拆股肱，适以利敌。
【四 凌迟的悲剧】
当时袁崇焕赶回京师勤王，在广渠门外扎营。崇祯皇帝听说袁崇焕马不停蹄地赶来护卫京师，颇为感动，立即召见，并加以慰问，赐食物和貂裘等物。袁崇焕以士兵马匹疲劳为由，请求进入城中休息。崇祯皇帝没有答应。
崇祯的考虑主要有两点：一是清兵就在离京师不远的通州，已经逼近北京城下；袁军大队人马进城，保不齐会让皇太极乘虚而入。二是自从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以来，这种顾虑就一直浮现在他的心头——袁崇焕目前领着明朝最精锐的军队，消耗着明朝大多数的军饷。因为国库空虚，朝庭缺饷，甚至袁崇焕还提出了发“内帑”，“内帑”就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崇祯曾经为此很不高兴，不愿把自己的钱拿出来，但在袁崇焕的一再催促下，最后不得已地拿出钱来（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府库清单所列，府库存银三千七百万两，金数千万两，而户部仅银四十万两、捐银二十万两。国库之虚与皇帝的私人小金库之足形成鲜明的对比）。袁崇焕为手下拼命争取利益，甚至动用了皇帝的小金库，自然得兵士死力，至少在崇祯是这样认为的。袁崇焕不知道他已经犯了帝王的大忌。
但久居深宫的崇祯并不真正了解军饷已经恶化的程度。实际上所有应该了解的明朝皇帝没有一个人了解。
永乐一朝明成祖朱棣设九边，各边为进行备战与士兵给养所需的军饷，最初多仰给于屯田。正统后，军饷逐渐由京师太仓供应。各边额数，弘治、正德间，每年约四十三万两；嘉靖时的最高额，每年为二百七十余万两；万历时，每年则达三百八十余万两，相当于明朝每年田赋收入的总数。军饷成为明朝财政日益拮据的重要原因，加上各级军官的残酷盘剥，又使饷银短绌，军士往往生活无着，不得不骚扰平民百姓，渐渐军入匪寇。就连宁远这样的国防第一要地，欠饷已经达数月之久，为了军饷问题已经发生了多次军变。袁崇焕不得已杀了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