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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无所谓，我也不能对此漠然视之，虽然我们已经离婚了。”
“怎么会离婚呢？”娜斯佳提了个愚蠢的问题，她知道，现在在她眼里，别的都不重要，最主要的是——不能放过这个线索，因为她什么都不知道。早在塔姬雅娜告诉她乌兰诺夫和女公民卢托娃之间的关系时，娜斯佳就有找乌兰诺夫的妻子谈一谈的打算，只是一直都没顾上。
“和所有离婚的人一样，”乌兰诺娃耸耸肩，“您知道节目经理和奥克桑娜·邦达连科死亡的原因吗？”
“让我猜猜。”娜斯佳小心翼翼地说，尽量把乌兰诺夫夫妇离婚和电视节目工作者的死联系在一起。
“维佳·安德烈耶夫向赞助商勒索钱财，用于播放电视节目。亚力山大也参与了此事。我指的不是参与勒索，而是他从中得到了好处。他知道他们的节目靠什么生存，而且这令他非常满意。我相信，赞助商决定跟他们算账。先杀了维佳和奥克桑娜，然后开始诽谤萨沙。报纸上已经出现了一篇可怕的文章。这不，我给您拿来了。”
她递给娜斯佳的那份日报，正是娜斯佳看见过，而且是和满面泪痕的伊拉奇卡在大门边上一起读的。
“是的，我知道这篇文章，”她点点头，“只是，老实说，我觉得，这篇文章首先是针对女作家托米林娜的，而您的丈夫说不定正巧碰上了。”
“根本不是这样的，”维克多利亚强烈反对，“正好相反。这打击是冲着萨沙来的，女作家才是顺便捎带。萨沙不想去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引起的。他正陶醉在自己的新生活里，什么也不愿意去考虑，连明天会怎样都不管。可我很清楚，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什么？”娜斯佳非常感兴趣。
“还会再有一篇文章，接着又是一篇，之后他就要被卷进丑闻当中，至死也洗不清。电视记者的工作也就到头了。可他除了这个外什么也不会，也不想会，因为他就是为这个工作而生的。如果把他的工作剥夺了，那么他整个人也就完了，您明白吗？”
“等等，维克多利亚·安德列耶夫娜，别说那么快。我还没搞清楚你们家的变故。我可以冒昧地问一句，你们为什么离婚吗？”
乌兰诺娃不做声，眼睛望着窗外。显然，这个问题令她很不愉快，但是从她那憔悴而又迷人的脸上显露出的决心有力地说明，她准备走到底，准备回答任何她根本不想回答的问题。
“他有了别的女人，而且已经怀了他的孩子。”她最终挤出一句话。
“可是，一个月前我跟你们谈话时，你们并没提到离婚呀。”娜斯佳说。
“这事很突然。萨沙一直瞒着我，我们已经办了离婚手续。”
“不可能，离婚手续又不是两个小时能办好的事。”
“我们确实办好了，”维克多利亚悒郁地冷笑一声，“萨沙有门路。阿娜斯塔霞·巴芙罗夫娜，我不是到您这儿来诉苦的。我需要帮助。”
“具体什么帮助？”
“帮我查一下，是什么人指使写这篇文章的。”
“您觉得，它是受人指使写的？”
“我敢确信。”
“那您可以问一下海伊娜记者，是谁付钱让她写的。再简单不过了。”
“我试过，”乌兰诺娃很奇怪地笑了笑，“可问题在于，这家报纸根本没有这么个记者。这篇高价征订的文章作者是用笔名写的。所以我确信，这是针对萨沙的行动的开始。”
“维克多利亚·安德列耶夫娜，说句实话，您犯得着这么担心吗？亚力山大已经不是你的丈夫了，他有了别的女人，而且很快就要生孩子了，您干吗对他的事业前程这么操心？”
“我爱他。不管怎么样我都爱他，我不能对此无动于衷。我想帮他。”
“怎么帮？”
“我想查出，是谁让写这篇文章的。”
“然后呢？维克多利亚·安德列耶夫娜，您还打算去找那个人，一枪杀了他吗？”
乌兰诺娃两眼直直地盯着她，表情平静而又专注。
“当然不会。不过我想知道，这个人是谁。至于怎么制止这桩丑闻，我会想出办法的。”
“恐吓？”娜斯佳问。
“为什么要恐吓？”乌兰诺娃又是一声冷笑，“这太愚蠢。等我知道这个人是谁以后，我就要去找他，给他提一个切实可行的建议。”
“什么建议？”
“我还给他所有他为节目付的钱。如果数目不是太大的话，我想我可以一次付清。他们之所以要复仇，是因为他们已经被抢空了，我赔偿他们损失不就完了。”
“等等，等等，”娜斯佳着急地挠着头说，“我什么也没听懂。从他们那儿拿了多少钱？”
“每个人都不一样，从五千到两万美元不等。”
“每个人？”
“没有，那还了得。他们也是有选择地拿，大概是每五六个人中有一个拿的。其余的都是无偿劳动。”
“我看没什么意义，”娜斯佳直率地反驳她，“这又不是说孩子被绑架了，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从勒索者手里夺回来。现在是说电视节目，如果不是没它不行，那干吗要付钱呢？可如果确确实实是必须的，那为什么掏了钱又要要回来？又没有人强迫他们给钱。如果他们要报复勒索他们的人的话，单单弥补损失是不会令他们满意的，我向您保证。”
“我也向您保证，会的，”乌兰诺娃冷冷地回答，“形势每天都在变。如果一个人付了钱，他就会想，也许还有第二个，第三个人也忖了，他们就会碰头，商量这事，最后统一意见。如果一个人想，只拿了他一个人的钱，他就会与之妥协，一旦他发现，他仅仅是预谋好的一系列行动中的一个的话，他就会心生憎恨，想要报复，如果成了，钱就能要回来了。再说他又不是一个人，他们的队伍日益壮大，为什么不试试呢？”
也许，娜斯佳想，她说的确实有她的道理。再说，她的话也不乏逻辑性。
“您打算把所有的钱都还给他们？”她不相信地问。
“为了阻止对萨沙的迫害？是的，可能不能全还，不过我会尽全力还的。不行就把房子卖了。反正萨沙也不需要它了，他就要搬到他新妻子那儿去了。实在不行就卖掉首饰、车。我银行里还有些钱。如果一共不超过七八个人的话，我可以一次还清，要是再多，只好先还一部分，我希望跟他们达成协议。阿娜斯塔霞·巴芙罗夫娜，您给我提示一下，我该到哪儿找这些人去。我其实就为这来找您的。”
去哪儿找那些花钱登《告别素面，化妆万岁！》文章的人呢？当然，可以相信维克多利亚·乌兰诺娃的解释，这篇报道是有意针对那个节目，而非塔姬雅娜的，可不管怎么说……娜斯佳的脑子里萌生出一个可怕的念头，只是没有戈尔杰耶夫的批准，她还不敢说出来。
“跟我走，”她果断地说，“我去找个内行商量一下。”
两人一起来到科洛布克的办公室，娜斯佳让乌兰诺娃在过道里等着，自己走了进去。
“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您觉得派乌兰诺娃去‘格兰特’怎么样？”她提议，“我们应当弄清楚，究竟是事务所里谁把信息卖出去的。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互相包庇了。”
戈尔杰耶夫沉思起来。娜斯佳明白，是什么使他如此犯难。原则上，是不允许以个人身份参与案件调查的。虽然这种事也时有发生，不过最好用那些哪怕有一点点经验的、能随机应变的人，这当中最理想的当然是退役的侦查员，或是在别的警察机构工作过的人员。可这个迷人的、平平静静的女人，怎么看怎么不像跟警察沾边。虽然，就她的职业而言，她并不比有的警察逊色。
“这个乌兰诺娃是干什么的？”上校问。
“她是一个自由记者，应几家外国刊物的征稿撰写当代俄罗斯的妇女问题。据我所知，她采访过……”她列举了几个非常著名的歌唱家、时装模特和影星的名字。
“是的，”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拖长声音说，“这个人确实非同一般。对这类女人，想甩掉并不容易，不过要使她满意就更难。起码我就听说她曾经五次把一篇采访回来的文章给否定了，尽管是一字不差地从口述录音机里记录下来的，原因就是她不喜欢。材料最终还是没写出来。这个乌兰诺娃，有胆量，应该说是好样的。”
“您的意思是说……”娜斯佳小心谨慎地问，“可以推荐她去‘格兰特’了？”
“好吧，我同意，”他若有所思地说，“只是得补充一点，如果确如她说的那样，她要找的人正是组织谋害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的人的话，那么让她去找私人侦探——这不仅是给她增加危险，也是给咱们自己添乱。无论如何不能这么办。给她编造一个平和一些的、正大光明的理由。只不过不要与事实差距太大，否则感兴趣的人很快就会觉出其中有假。”
“可以说，她想收集一些用来诋毁海伊娜的证据，好报复她写的那篇败坏她丈夫名誉的文章。”她接着说。
“权且就这么说，”戈尔杰耶夫同意了，“得跟她说好要互相帮助。还应该编造一些有利于我们迅速确定信息走露一事的东西，要彻底查清事务所的情况。议员一案还悬着，我们一点都没动手。这儿又有这么多匿名信……鬼才知道该怎么办。你和科罗特科夫谈过了吗？”
“谈了，他没收到任何信。”
“格梅里亚也没收到。这么说来，只有列斯尼科夫对我们情有独钟。你这个小孩子，虽然很多地方不对，可是有一点是对，那就是——不喜欢政治。我也不再喜欢它了。尽是些肮脏的东西。还记得我们1989年采访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时的情景吗？整个参议会都不上班，早上10点以前都坐在电视机前，观看那些我们曾经将其视为俄罗斯灵魂的人们如何揭露共产主义的丑行。好像，你就是从那时起开始对政治感兴趣的。”
“是的，”娜斯佳同意，“不过到1992年这些都过去了，人们的伤痛也愈合了。我要走了，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乌兰诺娃还在过道里等着我呢。”
“等一下！”上校突然强硬地说，“我知道，扎托齐尼找你谈过调走一事。”
“是的，”她惊慌失措地回答，“他跟你说了？”
“没有，是上天告诉我的。你对这事怎么想？”
“我也不知道。您怎么说，我就怎么想。”
“没有自己的意见？”
“暂时还没有。”
“照我说，就走吧。去伊万那儿工作，这对你有利。现在就要到困难时期了。斯塔先卡，高层领导人中随时都会发生大的更换，这就会引发市领导的逐渐更换，然后就会波及到我们。我反正是已经退休的人了，别忘了这一点。这段期间你最好是去伊万那儿避一避，静观其变。要是我们部还能像现在这样，那你就再回来，否则，你也没什么好干的了。”
“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
“好了，快去找你的乌兰诺娃去吧。走吧！我还要工作。”
他装模作样地一头扎进桌上的文件当中，弓着腰，似乎这会儿再没有什么比这些文件重要了。
早晨，给丈夫端上早饭，塔姬雅娜问：“斯塔索夫，你可以为你怀孕的妻子做点事吗？”
弗拉季斯拉夫奇怪地看着她，甚至连叉子都放下了，他正准备用它夹昨天剩下的颇能刺激食欲的粉红色的小煎饼，“我是你的，我的女王，”他最后终于说出一句话来，“请吩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