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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让我吻您吗？”他低声问道。
“不必了。”娜斯佳同样小声答道。
“为什么？”
“会让人误解的。”
“谁？”
“我。”
“这不要紧，”扎托齐尼笑着说，“只要我本人能正确理解这就行了。而我是能正确理解的，所以，您不必担心。”
他轻轻地用干燥的嘴唇先碰了碰她的一面脸颊，然后是另一面。
“您能战胜自我我真高兴。五天后我给您打电话。”
他猛地一转身，朝公园门口走去，而没有像往常那样把娜斯佳一直送到地铁口。
………………………………………………
在去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戈托夫齐茨家的电梯上，娜斯佳对她所做的是否正确仍心存疑虑。当然，扎托齐尼所托之事她是要办的，何况她已经答应人家了。可是，就采取这种方式吗？
和将军谈话后，对这位心理分析学家的怀疑，实际上已经“烟消云散了”。既然他已作为可能进内务部情报分析部门工作的候选人经受了检查，那这检查，按严格规定，必定也包括了跟踪监视。看来，那几个跟踪者是够笨的，既然连戈托夫齐茨也能发现，或许戈托夫齐茨实际上是一个观察力极为敏锐的人，对人的相貌有惊人的记忆力。所以，可敬的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在这个问题上，并未杜撰什么，而住宅被盗前跟踪他的，是内务部的人：在住宅被盗，哦，不是，是破门撬锁之后，则是他夫人雇的私人侦探，所以，这一切不过是个巧合罢了。但这种观点还需进一步证实。不妨让戈托夫齐茨用语言描述一下，他在私人侦探所“格兰特”那儿没能认出的那两个人，然后娜斯佳再去问问扎托齐尼，跟在心理分析学家“尾巴”上的，是这两个家伙不是。
而且，一个如戈托夫齐茨那样气质的人，未必会参与对其夫人的谋杀。一种可能是，跟踪戈托夫齐茨的那几个私人侦探，确实碰到了某个曾经与他在某件罪恶交易中有过关系的人。他们之所以杀死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为的是不让她对不该她管的事过分关切。但如果扎托齐尼肯定戈托夫齐茨干净，像个婴儿一般无辜的话，那么，这种可能便经不住任何批评，应当立即予以摒弃。在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的交往圈中，没有任何“危险”人物。
距娜斯佳与戈托夫齐茨最后一次见面只过了四天，可使她惊异的是，他在短短的四天中蔫了。两颊深陷，眼圈发暗，眼神晦暗。“天呐，恐惧居然能使人变成这样。”假使被人跟踪的是我，或许我的神经过敏会比他更厉害，而且，我连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跟踪我都不知道。可他，刚把妻子埋葬了。
“这次您要说什么呢？”陪着娜斯佳进屋的戈托夫齐茨倦怠地问，“您又有了新问题了？”
“是的。但和您妻子被杀案无关。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我这次是作为私人来找您的。这没关系吧？您不会认为我这是在滥用职权吧？”
戈托夫齐茨明显有了生气，连眼睛也闪闪发光起来。
“您要做咨询？做罪犯的心理肖像？”
娜斯佳明白，他很愿意摆脱自己的痛苦。说一点与妻子被害无关的什么。
“我是需要咨询，但和罪犯无关。我想和您谈谈我自己。”
“谈您自己？”他还没学会如何掩饰自己，“您给人的印象可不像一个有此类问题的人呀，或许是酒精、毒品？您有依赖性吗？”
“您说什么呀。”她大笑起来，觉得这种推测实在是太可笑了。
“那是什么问题？”
“我尽力给您解释一下，但我对我是否能够说得清楚没有把握。我自己也很难理解。我现在感到与人交往很吃力。我甚至都不愿跟丈夫说话，这使他很生气。”
“您感到很难表达自己的想法吗？感到词不够用吗？”
“用词方面倒是一切正常。我可以以书面或口头方式表达任何观点，如果您指的是这个的话。可我就是不想这么做。不知为何我有一种僵直感，您听明白了吗？就好像有人给我设置了障碍，而我却无力跨过它。”
“这种现象有多长时间了？是不是总有这种感觉？”
“不是总有。是去年冬天，二月份开始的。”
“在发生了什么事件以后？”
“是的。”
“您得跟我谈一谈这件事。”
“当然，我能理解。您瞧，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我知道我得把这事告诉丈夫，好挽回他对我的信任，可我不能强迫自己。他已经看出我有什么心事，看出我委靡不振，暴躁易怒，不愿聊天，不喜欢任何交往，可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而我又鼓不起勇气告诉他。”
“为什么？您感到害羞？这使您有负罪感吗？您对丈夫不忠？”
“不是，这和工作有关。在调查一件罪案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证据，它们证明我的一个亲人参与了犯罪。他就是我的继父，他抚养过我，在我心目中他能完全取代父亲的位置。我当即确信他有罪，而从那时起，我的生活就成了一场噩梦。可后来才搞清楚，罪证是偶然的，继父与这件刑事案丝毫无关。全部过程就这些。”
“从那时起您就有了交际障碍？”
“是的，正是从那时起。已经有两个多月了。”
“您感到难以与所有人还是只与某些人交往？”
娜斯佳沉吟了片刻。她喜欢这个问题。可要知道，实际上，她与那些和公事有关的人，比方说和面前这位戈托夫齐茨，和季马·扎哈洛夫，是没有交际障碍的；而和乌兰诺夫也能完全正常交谈。是的，她可以跟很多人正常交往。但和工作中的同事就糟得多了。至于列沙和父母，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么说，她不害怕与无关的人交往。使人奇怪的是，为什么她自己就没觉察这一点呢，直到心理分析医师问起她才想起呢。
“您说得对，”她抬头直视着戈托夫齐茨的眼睛，“和我关系越近，交往越难。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来解析一下。”鲍里斯·戈托夫齐茨熟练地说。
娜斯佳看出，谈话能使他感到愉快，这种快感，和她在解析一道逻辑难题时所体验到的一样。一个人只要热爱自己的事业，那么，即使他心情晦暗，也会满怀愉悦地做自己的事的。不错，这样的人，无疑值得给予任何尊敬，完全可以推荐他承担扎托齐尼所说的那件工作。
戈托夫齐茨又提了好多问题，迫使娜斯佳讲述了她与继父和母亲关系中的许多详细情节，还问到了她的丈夫。
“那么，好吧，阿娜斯塔霞·帕芙洛芙娜，”他最后说道，“让我们做个小结。你落进了一个如果不是数百万、那也是成千上万人常常掉进去的典型陷阱。您知道这么一句谚语吗？——别人吃亏你受益。当别人身上发生某种不快的事时，我们可以说是旁观者清，因此能够不受伤害地、轻易地找到出路，可当不幸发生在我们身上时，我们却无计可施。如今，事过这么久了，您才看得很清楚，您怀疑您继父的根据并非那么充足，是吗？我刚和您探讨过这个问题。可您当时却不知为何，竟然当即确信他是告密者。您当下就信了，而且无条件地相信了这一点。现在您为此感到十分害羞。使您害羞的是，您当时竟然惊张皇失措，未能冷静从容周密地思考一下这件事，便匆匆忙忙得出结论，并对结论深信不疑。任何人都会发生这种事，你很难找出一个一生中没有犯过哪怕一次此类错误的人。所以，您大可不必为此而害羞。后来又怎么样了？有两点：第一，当您明白自己错了后，您对自己的工作能力不再信任了。第二，您开始本能地害怕与您的亲人交往，下意识地担心又出这类的事。您担心他们当中有谁会自觉不自觉地迫使您把他们往坏处想，更担心会重犯此类错误，轻信自己的疑心。您竭力想要摆脱您的亲人，以便一旦发生类似的事时您不至于那么痛苦。换句话说，您偏偏把亲人当做威胁之源，竭力想要最大限度地限制与他们的交往，因为，正是您最亲近的人，即您的继父，使您吃了苦头。可他这样并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也不是出于某种恶意，而是由于您自己的过失。您恨您自己，同时又害怕您的亲人。您不要试图寻找此类恐惧感的逻辑，它们是非理性的，正如任何恐惧一样。您的感情被平等地劈为两半：一方面您为自己的过失而害羞；另一方面，您担心重犯此类过错。于是，这就好像形成了某种障碍，妨碍您与亲人正常交往。”
“那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娜斯佳心里很赞同他说的每一句话，就问道。
“不要紧，您只要总是牢记我对您说的话就够了。您要对自己说：如今我知道究竟是什么在妨碍我了，我也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有什么意义，但我不会让它来控制我的。连想都无需想，您只要一念起这句有魔力的咒语，一切都会各就各位的。再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但您必须不断念这句咒语，它最终是能给您带来好结果的。总有一天，您往日的热情之火会重新点燃，它将迫使您百倍努力跨越障碍的。”
“我得等多久这种热情才会苏醒呢？”娜斯佳忧心忡忡地开玩笑道。
“我不敢保证很快就见效。如果您将独自与此种情境斗争的话，最初的效果至少得过几个月以后才会有。如果您让我来帮您的话，效果会稍微快一点儿，请您记住，阿娜斯塔霞·帕芙洛芙娜，神经官能症是十分难治的，实际上是不可能彻底根治的。您患的就是神经官能症。您可以摆脱您所处的，确切地说，是您自己把自己逼进去的那一处境，您可以克服障碍并开始与亲人正常交往，可以后神经官能症还是会在您意想不到的时候，以您意料不到的方式出现的。这病已经形成了，如今您只能一生带病生存了。您对犯不可弥补之错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感，对此您无能为力。我不想使自己显得像个江湖骗子，因此，对您我是有什么说什么。今天，您的恐惧感妨碍您与朋友和亲人保持关系，明天则又会表现在别的方面。”
“您说得对，”她又点头道，“今天它还妨碍我工作来着。我很难做决断。”
“您是否担心会犯错或做得不对？”
“是的。正是这样。要不我换个工作？”
“这没有意义。恐惧感会依然如故，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依然会担心犯错的。您必须克服恐惧。您应当学会与之斗争，明白吗？您得制订出一套方法，好不让它控制您的生活。这个过程很艰难，要持续很长时间，但没有别的办法。”
“那么您呢？”娜斯佳突然问道。
“什么——我？”
“是啊，您的恐惧感。您对我说过您担心自己会发疯，因为您有被迫害狂，总觉得有人在盯您的梢。最后，我和您搞清楚了，如果您还没忘了的话，确实有人在跟踪您，所以，您没有任何被迫害狂。可您仍然还是害怕。”
戈托夫齐茨神色大变，而且，眼神顿时变得暗淡无光。喏，刚才还在作为一个心理分析医生和娜斯佳谈话的他，刚才还十分正常的戈托夫齐茨，眼神躲躲闪闪，也不再打响指了，瞬息之间又变回来了，成了先前那个不但引起列斯尼科夫、而且也引起娜斯佳本人极度怀疑的人。他的目光牢牢钉在墙壁上部的某个点上。他一言不发。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娜斯佳固执地问。
“您……我和您是搞清楚了……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