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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维卡往厨房里瞧了一眼。她彻底换了装，脸上涂脂抹粉，头发也梳理得整整齐齐。
“我走了，”她平静地说，“你是就呆在家里呢，还是要到什么地方去走走？”
“我哪儿都不去，”我瞧着托盘光闪闪的表面说。那样子像是想要从中读出一些火烫出的字母，组成永恒而又不会过时的聪明睿智的语句似的，“我就在家呆着了。”
她的高跟鞋笃笃响着。她走到门口，只听门闩卡嗒一响，笃笃的脚步声在去往电梯间的瓷砖地上响着，完了。她走了。我可以自由自在地松一口气了，我可以干点儿喜欢干的事儿了。
可是，她这次让步也让得太容易了！就是一早说了那么几句话，再就什么都没说。我，老实说，原指望她会犯歇斯底里，会大叫大嚷，会哭哭啼啼，会祈求恳求，会威胁恐吓——随便什么她都有可能，只是没想到她会这么轻易、一声不吭地让步。不，不管怎么说，我妻子是聪明人。她对我很了解，了解得像一只剥了壳的蛋。确切地说，她对我不是了解，而是感觉。对我脑子里此刻在想什么，她当然无从得知，因为她根本想不到我会知道她已经雇了杀手，可这个坏女人她知道，她能准确无误地感觉到，什么地方该用力；什么地方固执己见毫无意义。就算她和那位乡村堂·璜的关系处得不是很顺利的话，她的天性也够敏锐的了。天呐，我曾经是多么爱她！
维卡刚一离开，我就手脚麻利地收拾完屋子，捧着一本书坐在了沙发上。我都没有察觉自己是在什么时候打起盹来的。等我醒来，一看表，已经是晚上8点钟了。脑袋沉甸甸的，有点儿疼，我忽然想起，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妈妈常对我说：不能在天黑时睡觉，这对身体不好，看来妈妈说得对。我竭力抖掉睡意，踅进厨房，想煮一杯咖啡。在经过电视机时，我懒洋洋地捅了一下按钮，想让响亮的、电视里的声音帮助我尽快从昏睡中醒来。
“……国家杜马议员尤丽娅·戈托夫齐茨被暗杀了，”电视机里传出信息节目播音员的声音，“首都警察局再次许诺要在最短期限内破案。这是我台特约记者从莫斯科内务部发来的消息。”
我一手拿着装咖啡豆的塑料袋儿，一手拿着磨豆机，往房里瞅。荧屏上一位高级警官的将军肩章在闪闪发光。
“罪行刚一败露，我们就已组成了破案小组，我部及管区部门的警官，都参加了这个小组。”将军说道，“我们有几种猜测，都在同时调查中。戈托夫齐茨议员曾经搞过多年记者工作，而我们的猜测之一，恰恰在于，她的被杀有可能与她的新闻工作有关。”
“你们是否也在调查另一种可能，即戈托夫齐茨的被杀，与她的议员活动有关呢？”记者提问道。
“当然啦。我们正在各个方向上展开工作。”
“凶杀案已经发生一星期了，你的同事们在此期间想必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了吧。能否请你谈一谈，是否有一种已被彻底否定了的方案呢？您今天能否肯定地告诉我们，哪种情况或许不是导致凶杀的原因呢？”
“能说出肯定话的，只有上帝先生，”高级警官不无挪揄地说，“而我充义量不过是将军而已。只有把罪犯抓住，我们才能肯定地说。”
播音员又出现在荧屏上，我走回厨房。如果请一位警察上节目，问问有关议员被杀案的情况，那会怎样呢？材料热乎乎的，如果今天就能找到这么个人，跟他在电话里谈一谈，预先说好播出日期，在正式播出的前一两天，先做个预告，那会给自己赢来很大一笔广告费的。啊呀，要是维佳·安德烈耶夫还活着那就好了，他对付这类问题真是三下五除二，而我甚至都不知道该到哪儿、给谁打电话好。给那个女人吗？她叫什么来着，哦，娜斯佳。好像我连她的电话号码都没有。得，总得想点什么办法。说到底，就是没有这份材料也对付得过去，反正节目不会永远存在下去，而我也同样如此，该来的就让它来好了。
咖啡已经快溢出锅口了，这时，电话铃响了。又是一个没想到，来电话的竟是那位多罗甘。我还以为在那次令他感到羞耻的直播以后，他会像躲避瘟疫一般躲着我的。
“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我有一笔生意要跟您谈一谈，”他操着宏亮的男低音说道，“我打算根据著名女作家塔姬雅娜·托米林娜的作品拍一个系列电影。您认得她吗？”
“听说过。”我简短地答道。
“可您没读过？”
“没，没时间读。我不是这类书籍的爱好者。”
“书很好，我敢向您保证。这不，我打算把她的作品改编成系列电影，想建议您邀请她上您的节目。”
“为什么？”我装作一个十足的傻瓜问道。
“什么叫为什么？我需要做广告。我是个正常人，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情愿把托米林娜的被邀直播看成是一个广告。您明白我的话吗？”
我当然明白。这有什么不明白呢？昭然若揭呀，多罗甘付现金，而且，收钱的不是购买我们这套节目的频道主管部门，而是“素面朝天”的工作人员，钱将放进我们自己的、个人的、我们喜欢的、还带着我们体温的口袋里去。可要知道我如今的处境又有何迷人之处呢？迷人之处就在于，我可以良心平静地分发任何许诺，拟订任何计划，因为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对我有任何威胁。我，或许连明天也活不到。从前我很难拒绝人们的请求，担心会损害我和人们的关系，总是想：如果我今天说“不”的话，明天我怎么有脸跟人说话呢？他会生我气的。而一旦如此这般的“明天”对我并不存在，那么，拒绝人可就轻松简单多了。但从另一方面说，拒绝别人的愿望不知怎么又无影无踪了。我可以许诺也可以答应，反正答应了也不一定非做不可，所以，对关系问题不必过分留意。我之所以没去柳巴尔斯基家，只是因为不想去。我还无耻地，以相当粗鲁的方式打发了另外几个熟人，从前我和他们的关系一直在依据惯性保持着，就是说，是出于对那个所谓“明天”的臭名昭著的恐惧感。这几个小伙子我就开始不喜欢他们了，他们只会令我恼火，不和他们交往只会令我高兴，可我却得忍耐。如今，谢天谢地，再不必忍耐了。
简言之，我同意了多罗甘的提议，托米林娜就托米林娜吧，有什么差别呢。分辨客户一直都是奥克桑娜和维佳的事，我的工作是在应有的层次上与这些人进行讨论。我可不善于找做节目的人，导演助理找来谁，我便把谁弄到直播节目中去，假如有人自己要上，那为什么不可以呢？多罗甘说过的，他正在研究与托米林娜有关的问题，过几天还会打电话给我。话说到这儿我们就放下了电话。
喝完咖啡，我看了一盘描写美国杀手尼基塔的录像，正想插入另一盘录像带，安安静静地看一会儿，维卡打来电话了。
“你不来找我一趟？”她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问道，“天已经晚了，我一个人回家害怕。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里的院子多么暗。”
这倒是真的，柳巴尔斯基住的楼房，坐落在一个很大的居民区里面。那里很黑暗、很可怕，总是在不断出事。而从那儿到地铁口，得步行大约20分钟。维卡并不是一个特别的人，因此我断定，她准是想用这种笨拙的办法引诱我到柳巴尔斯基家去。好像我真的忙得要死，只是刚才才歇下来——立刻就赶到朋友那儿去过节。那太可笑了。
“那好，我去接你，但我不上去。过一小时你到门口等我。”
“好吧，”她居然十分听话地答应了，“过一小时我就下去。”
说实话我真的不愿出门，可无论我今天对维卡怎样，我毕竟是男人。假如一位女人请我在深夜开车送送她，我是不会拒绝的。我不慌不忙地换上外衣，下了楼，把车从铁盒式的车库里开出来，驶向柳巴尔斯基家。
我是在半路上偶然发现的他。确切地说，起初我发现的只是一辆车——部深绿色的“福特牌”，很整洁，不太大，是一辆很机动灵活的车，它好像粘在了我身上似的，根本不想超车，尽管我开得并不快。“嘿，你瞧，马上就要动手了。”我有点儿淡漠、甚至冷漠地想。可是，距我要去的居民区大约还有一公里时，“福特”车不见了。我于是断定，这次准是我弄错了，那车并未跟踪我，它只是跟我同过一段路而已，我甚至感到似乎有些遗憾：一切痛苦居然就这样轻飘飘地过去了——不然我又得总是心里七上八下的，每秒钟都在期待死亡。
可是，离目的地已经不远时，又一出乎意料的障碍横在路上。直通那幢楼的那条路被挖了一道壕，显然是在进行维修施工。我关上车门，向黑暗处逡巡，寻找有没有一条可以穿过堆满了烂泥的小路，以便既不致踩上烂泥，也不致掉到泥坑里去。这里没有灯光，和通常那样，郊区地带永远都这样。
要通过危险地带，得绕一个大弯子，绕过我面前那幢楼房。维卡为什么不警告一声，说路已经被挖断了呢？可这说到底也无济干事，反正我得去接她。反正我也得把车留在这个巨大的土坑前，靠自己的双脚往前走的。
我雄赳赳地走在巍峨的楼群中，突然听到身后有脚步声。那脚步很轻很快，几乎悄无声息。可我还是听见了。我猛地一转身。脚步声也停了。是我的错觉？可我刚一动，脚步声又响了起来。那人速度很快，显然是在追我。我绝望地扫视着四周，想找到什么人，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哪怕是一伙散发着危险气息、醉醺醺的年轻人也罢。可周围连一个人也没有。鬼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么黑的天这么多的烂泥，就连小流氓也不愿在此游荡。
我加快脚步，走过最近那幢楼房的拐角后，紧贴住墙根，即便这不是那个杀手，而是一位偶然碰到的路人，最好也还是让他从我身边过去好了。但他却没走过来。他同样停住了脚步，等我从隐蔽处走出来。我呆了似的一动不动站着，就在这时我突然醒悟到我其实并不想死。就在几分钟之前，如我自己以为的那样，对待自己那马上就要到来的必然的死亡，我还是那么冷漠，而且是一经决定便不再反悔——既然维卡愿意这样，那就让它这样好了。我不是个战士，我从来不曾向任何人证明什么，从来也没有为达到无论什么目的而忽视过任何人，从来也没有固执己见过。对于我的妻子雇了人来杀我这条消息，我听后是伤心和委屈的，但却连一秒钟也不曾想到要试图改变事件的进程。对于这位杀手，反正你躲是躲不过去的，他比你更狡猾、更有经验也更强大。但这全都是几分钟前的想法……而此刻我站在那儿，竭力屏住呼吸，心里却只想着一件事，那就是我还不想死。不，不想！我怕。我想活下去。无论在哪儿和跟谁，哪怕是生活贫穷、疾病缠身，无论如何我都要活下去！
我感到他在逼上前来。这我不是听到而是感觉到的。他移动起来十分小心，一寸一寸地缩短着我和他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