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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说短,可她是个十足的疯子,根本不会一个人生活。必须或是把她送进医院,或是给她雇一个管吃管住的家庭服务员。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需要钱,而且不是个小数,可我应该这样做。关于此事,我和维卡曾多次商量过,我感到,对我的想法,她是理解和赞同的。可此时此刻我才明白,事情全然不是这么回事。她巧妙地掩饰了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实际上,只要她一想到自己得跟这位可恶的婆婆,跟这位她为之丧失了如此多时间和精力的婆婆分割财产,心早就会翻江倒海。一切都在预料之中,甚至就连通过法庭分割财产时,我得到的不是一半,而会是大部分,因为我还得赡养一位丧失劳动力的残疾人这一点,她都想到了。而假如我死掉的话,她就不必跟什么人分割财产了。维卡无照顾我母亲的义务。
我只要离开妻子,把所有财产都留给她,就能救自己一命。小车、房子及房子里的一切和钱。那样她就不会碰我了,而会和那位外省人和和美美、经济上谐调一致地生活下去。可我呢,我该怎么生活呢?靠为什么生呢?或许我得回到发了疯的母亲身边去?她从早到晚为了任何事由或不需要任何事由,都会大喊大叫,因为她总觉得有一些神秘的声音,总在她耳边絮絮叨叨地说各种下流的事,什么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啦,什么外星人啦,而她总是自言自语,是不是就是在探讨这类重大问题呢?才不是呢。最好是把她立刻送往火葬场。和母亲在一起,我连两分钟也呆不住。可是,如果不回老房子,我又能到哪儿去住呢?能靠什么为生呢?维佳和奥克桑娜已经死了,我的节目再也捞不到钱了,因为只有他俩善于捞钱,所以,用不了多久,我就得和电视拜拜了。最晚不超过三四个星期,“素面朝天”就得寿终正寝了。重干记者这一行?行是行,可干这行所挣的钱,仅能使你不至于饿死在别人的篱笆下而已,而其余的花销又该到哪儿挣呢?况且,我连住处也没有。没有汽车,而一个记者如果没有汽车会十分可笑的。因为他什么都赶不上趟。到那时我又该对母亲怎么办呢,靠什么送她进医院或为她雇家庭服务员呢?要想活下来就只有一个办法可想,那就是去犯罪,这可以以最快的速度为我弄到可观的收入,而用不了多久,我便会在监狱里长久而艰难地服刑。
不,不分割财产而分手,不是摆脱困境的出路。好死不如赖活着,而这,也正是我想选择的。
出乎我意料的是,维卡回来了,而且,回得一点儿都不晚,大约是在我平常下班回到家前的半小时。她大约以为我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吧,可我,喏,你瞧,好一个大活人,穿着运动服,手捧一本书,仰躺在沙发上好不惬意。
“你怎么这么早?”她惊奇地问。
“这对你有什么不合适吗?”我以问代答道。
“都合适。你能在家我很高兴。”
她俯身吻我。她身上的啤酒味儿直冲我鼻子。我不禁皱起眉头。可从前我总是很喜欢自己妻子身上那种淡淡的酒精味儿。奇怪,我从前居然会喜欢这么令人厌恶的新鲜的酒气。
“你喝酒了?”
“就喝了点啤酒。”维卡瞥了一眼茶几,看见一沓今天我刚买的书,“你买了新书?”
“你不是看见了么。”我冷冷地说。
“你怎么不开心,萨沙?”她关切地问,“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一般的工作难题。累了。”
“今天的节目怎么样?”
“一般”
我开始对她解释,说今天根本没播这个节目。为什么?要知道,实际上,她对节目播没播过根本不感兴趣,她只不过是在扮演一个关切和充满爱意的妻子,'奇+书+网'说一些按规定由这个角色所说的对白罢了。她根本不需要听我絮絮叨叨讲述有关我工作中和非工作中的难题。她此刻即使不听这一套也够不轻松的了:刚跑出去跟情人约会,总是担心生怕遇见熟人,随后又急急忙忙跑回家,以便能比她雇的杀手不知为何总也干不掉的丈夫早一点到家。这不是生活,而是活受罪。
“你买了条新裙子?”见她脱掉衣服往衣橱里挂,我问。
“是啊,”维卡笑着转身对我说,“你喜欢吗?”
“不。”
“为什么?”
“对你不合适。你穿上不好看,像一个胖大婶似的。你怎么想起买这么糟的东西?”
“萨沙……”
她的嘴在颤抖,泪水刹那间涌上了眼眶。
“真的?对我真的不合适?”
“不,我是开玩笑。”
我又扎进书里,偷偷幸灾乐祸地暗笑着。此刻她肯定在想,自己是否真的买了很糟的东西,以致在那个野汉子面前显得像年老色衰的胖大婶了。至于我,反正不好受,但我还有发言权,就让维卡也多少不好受点吧。
她默默把衣服挂回衣橱,转身进了厨房。而我很快就沉浸在书本中,片刻间居然忘情地读起书来,忘掉了一切,其中包括很快便将到来的死亡。
“萨沙。”
我把视线从书本上挪开,见维卡站在沙发旁边。
“我留神听着呢,亲爱的。”我极其礼貌地说。
“萨沙,你究竟怎么啦?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
“只有产房里的婴儿才可以被调换,没有人需要调换成年男人的。行行好,不要胡思乱想。”
“我没有胡思乱想,我看得出来,你在变。你变得凶狠而又枯燥了……”
“怎么会呢。我和从前一样。是你变了,所以此刻才会把苍蝇说成是大象。你激动什么?就因为我不喜欢你的裙子?可那得怨你自己,怪不得我。这么愚蠢的玩意是你买的,又不是我买的。从前你可是从未给自己买过不适合你的东西,所以,没听我说过这样的话。至于说你一个四十岁的人啦,还把一条只适合二十岁小姑娘穿的裙子穿在自己身上,只能说明你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是你而不是我变了。你可不要把病人的帽子往好人头上戴。”
“要我看,如果说有谁的脑袋生了病的话,那就是你。你是鬼迷心窍了吧?你身体不舒服?”
“我身体好得很。至于说鬼,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如果你忘了伟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就请你读一读他吧。而且,有请你了,劳驾了,不要大白天喝什么酒精饮料,这样不好。”
“好吧,”她简短地说,“能否也请你劳一小驾呢?”
“可以。我在听着呐,亲爱的。”
“找一下心理医生吧。据说,这种病可以遗传,我觉得你该关心一下自己大脑的状况了,显然,你的大脑不正常了。”
她走出房间,恶狠狠地把门一甩。一段时间里,厨房里响起了了了当当的餐具声,随后,飘出一阵阵诱人食欲的肉炒洋葱的香味儿。维卡的这道菜做得非常之好,我又读了几页书。这时,电话铃响了。厨房里另有一个电话,所以,我没起身。让维卡去接电话吧,或许还是我们那位外省人打来的,他想知道维卡是怎么到的家,来不来得及在丈夫回来以前换上一副无辜的表情。
过了一会儿后,维卡又走进了屋子。
“斯维塔·柳巴尔斯卡娅刚来过电话。”她说话的口气就好像我一听这话,就会立刻洞悉此事的悲剧性,并撕扯自己的头发似的。
“斯维塔说什么了?”我懒洋洋地问道,眼睛仍然望着书本,尽管我对斯维塔为什么来电话以及她说什么一清二楚。
“你真的对维塔丽娅说你不参加他们的纪念会了?”
“真的说了。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值得讨论的。”
“为什么?为什么你说你不去了?”
“因为我不去了,但这并不等于说你也可以不去。我只是说我自己。”
“怎么回事,萨沙?柳巴尔斯基一家是我们多年的好朋友。你怎么,跟维塔丽娅扑嘴了?”
“没有。我只不过是不想去罢了,这就是一切。”
“为什么?”
“因为不想。我不想听那些白痴侈谈我不感兴趣的事;我不想看到那个维塔利,一喝点儿酒,就伴着吉他以自己那公山羊似的嗓子,唱什么哭哭啼啼的旅游者歌;也看不惯他那位徐娘半老的老婆挨个儿向所有客人边抛媚眼,边嘿嘿嘿嘿笑个不停。我——不——想——去。你明白了吧?”
“你怎么能这样?”维卡生气了,“维塔利唱得很好,你不是一直都喜欢吗?而斯维塔也压根不是什么半老徐娘,她是我们的同龄人,你这么怒气冲冲的,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是我们的好朋友。”
“我从来就不喜欢听他唱歌。我之所以一直假装和忍受,恰恰是因为——正如你所说——他们是我们的朋友。至于说到斯维塔,那么我劝你好好照照镜子,想想你是哪年出生的吧。你已经到了不再感到自己年轻,同时也不认为自己的同龄人年轻的时候了。”
“维塔利很生你的气,斯维塔也很伤心。你不能这样,萨沙,”她责备道,“你干吗要得罪人呢?我们大家身上的缺点还少吗?应该学会容人,要不然你会发疯的,因为你会发现大家都有小的失误。是啊,维塔利不是什么维兹博尔,也不是什么谢尔盖·尼基丁,但他是个正派的好人,他和你有许多相似之处。他和斯维塔结婚就要满二十年了,你的拒绝会深深伤害他们的。马上给他们打电话,告诉他们,说情况变了,你一定去,而你预定在周六晚上办,而由此你不得不拒绝的那件事,改期了。去吧,萨沙,起来打个电话去吧。”
这一段炽热的话语,其潜台词我听得很清楚。她是想说,你不该注意我老了丑了,因为我是你妻子,和你已经过了这么些年了,而这一切是不能一笔勾销的,而你之所以欺负我,不过是因为你不喜欢我的那条裙子而已。好一个维克多丽娅·乌兰诺娃,嗬,好一个女演员!就好像一般说她会马上生我的气似的!至于我嘛,可以说,一只脚已经进坟墓里了,冲我经常到墓地散步这一点,早就该对我实行严厉的谴责了,可她依然像跟一个她打算与之白头到老的活人那样跟我说话。好吧,年轻人,好吧,小姑娘,你总是那么聪明,那么细腻。话说回来,这话似乎我已经说过了。
“我不给任何人打电话,”我平静地翻着书说,“我星期六也不去柳巴尔斯基家。要去你一个人去。”
“他们会生气的。”她严厉地说。
“随便。”
“什么——随便?”
“只管让她们生气好了。”
“你会失去朋友的。”
“同样随便它好了。”
“你不需要朋友?”
“需要。但只是原则上需要。可以这么说。我只是不需要维塔利克·柳巴尔斯基和他那位蠢婆娘。他们只会穷折腾。他只会一味求我安排对他的车维修和年检,只会借钱或托人情。”
“可要知道毕竟他也帮助过你。”她反驳道,可是,语气不十分坚决。
“真的?”我从书上移开视线,好奇地盯着妻子说,“有意思,帮什么了?请举个例子。”
她发火了,眼睛里冒火,嘴唇发白。
“你怎么能这样!”她几乎哭喊道,“你难道就不害羞?难道能根据他们所提供的帮助来评价朋友们吗?朋友就是朋友,对待朋友不能有任何算计。马上打电话,明天一早我和你去买礼物。”
“没我你自己也能买礼物,”我又一头扎进书里,“我是不会去他家过什么纪念日的。就这么着。咱们到此为止。”
她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转身出去,随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