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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柯林特和阿曼斯基是在十二年前，因某位国会女议员受到死亡恐吓而结识的。当时女议员向党召集人反应此事，国会保安队立刻接获通知，不久也引起秘密警察的注意。在当时，贴身护卫组是所有秘密警察单位中预算最低的单位，但国会议员只要公开出现便会全程受到保护。至于下班后则只能自求多福，而这却也是她最可能遭受攻击的时间。于是女议员开始怀疑秘密警察的保护能力。
某天晚上当她回到家，发现有人闯入她家在客厅涂写淫言秽语，还有在她床上手淫的痕迹。她随即聘用米尔顿安保负责她的人身安全，却并未将自己的决定通知秘密警察。第二天早上，她按照预定行程要前往泰比某间学校时，政府的保安人员与她的米尔顿保镖起了冲突。
那时艾柯林特正是贴身护卫组的代理副组长。他不喜欢看到私人恶霸保镖做政府部门该做的事，却又不得不承认议员有充分的理由抱怨。不过他没有让问题恶化，反而请米尔顿安保总裁吃饭。他们一致认为情况可能比秘密警察所预料的还严重，艾柯林特也了解到阿曼斯基手下的人不仅有做这份工作的技能，而且受到精良的训练，甚至还有更好的装备。最后他们协议让阿曼斯基的人担任保镖，秘密警察则负责犯罪调查与支付酬劳，解决了眼前的问题。
这两人发现自己都十分欣赏对方，后续几年当中双方也合作愉快。艾柯林特很尊重阿曼斯基，当他急于请他来吃饭想私下谈谈，他也愿意听。
但他没想到阿曼斯基会把一枚点燃的炸弹丢到他腿上。
“你是说秘密警察涉入重大犯罪行为？”
“不，”阿曼斯基说：“你误会了。我是说秘密警察当中有一些人涉入这种行为。我不认为国安局局长允许他们这样的行为，也不认为有政府的认可。”
艾柯林特端详着克里斯特拍的照片，照片上有名男子坐上一辆车牌号码以KAB开头的车。
“阿曼斯基……这不是恶作剧吧？”
“我倒希望它是。”
翌日上午，艾柯林特进入总局的办公室后，仔细地将眼镜擦拭干净。他头发斑白，有一双大耳朵和一张刚毅的脸，只是此时的表情却是困惑多于刚毅。昨天他忧虑了一整夜，不知该如何处理阿曼斯基给他的信息。
全是令人不快的想法。在瑞典，（几乎）所有党派都认为秘密警察是不可或缺的组织，但也同时存有戒心，进而无中生有地编造关于他们的阴谋论。丑闻确实不少，尤其是左派激进分子当道、出了一些宪法错误的七十年代。但备受批评的秘密警察在经过五次公开调查后，新的一批公职人员诞生了。他们代表较年轻一派的积极分子，来自国家警察队伍的经济、武器与反诈欺等小组，原本就是调查真正犯罪而非追逐政治幻影的警员。秘密警察已经现代化，特别是宪法保障组也担负起显著的新角色，依政府规定，其任务在于揭发与防范国家的内部安全威胁，即利用暴力、威胁或强迫以图改变我们的政体、影响具有决策力的政治实体或有关单位的决策方向，或是阻止公民行使个人受宪法保障的权利与自由等等的非法活动。
总之，就是捍卫瑞典民主不受真正的或推断的反民主威胁。他们主要担心的是无政府主义与新纳粹主义分子，原因是前者坚持以非暴力方式反抗，而后者既然名为纳粹，就定义而言便是民主的敌人。
取得法律学位后，艾柯林特成为检察官，后来在二十一年前加入秘密警察行列。他起初在贴身护卫小组，后来进入宪法保障组担任分析师兼主管，最后当上了负责人，总管捍卫瑞典民主的警力。他自认为是民主人士。宪法由国会制定，他有责任保护宪法完好无瑕。
瑞典的民主只奠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自由言论的权利。这赋予人民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对任何事都可以表达、可以有想法也可以相信。这项权利涵盖所有瑞典公民，从住在森林里的新纳粹疯子到丢石头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所有人。
其他每项基本权利，如组织政府的权利、自由结社的权利等，都只是自由言论权利的实际延伸。民主能否持续就全看这条律法了。
所有的民主都有其限制，而自由言论权的限制由媒体自由法规来规范，其中定义了民主的四点约束：无论创作者认为多么具有艺术性，皆不得发行儿童色情作品与描绘某些暴力性行为的作品；不得煽动或劝诱他人犯罪；不得中伤或诽谤他人；不得激起族群仇恨。
国会也同样规范了媒体自由，其基准在于就社会面与民主面都可接受的社会限制，也就是构成文明社会框架的社会契约。立法的精髓主张的是没有人有权利骚扰或羞辱其他任何人。
既然自由言论权与媒体自由都是法律，就需要某种机关来确保人民守法。在瑞典，这项功能分属于两个机构。
第一个是检察总长办公室，负责起诉违反媒体自由法的罪行。艾柯林特对此并不满意。依他之见，检察总长对于那些他认为是直接违反瑞典宪法的罪行，处理态度太过宽松。检察总长则总是回答说民主的原则太重要了，若不是非常紧急，他就不应该插手警告。然而近几年来，他这样的态度也愈来愈受到质疑，尤其在瑞典的赫尔辛基委员会秘书长罗伯·霍德提出报告后更是如此。这份报告检视检察总长数年间缺乏机动性的表现，并声称几乎不可能将任何人以违反族群仇恨法起诉并判刑。
第二个机构便是秘密警察局的宪法保障组，艾柯林特警司非常兢兢业业地负起这个责任。他认为这是瑞典警察所能担任的最重要职位，在整个瑞典司法界与警界，无论用什么职位跟他交换他都不愿意。全瑞典可是只有他这个警察可以当政治警察，这任务很棘手，需要莫大的智慧与司法自制力，因为有太多国家的经验显示政治警察部门很轻易就会变成民主的最大威胁。
媒体与民众多半都以为宪法保障组的主要功能是追踪纳粹分子与激进的纯素食主义者。这类团体确实会引起宪法保障组的注意，但还有许多组织与现象也属于该单位的管辖范围。举例来说，假如国王或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心里认为议会制度已经过时，应该由独裁体制取代，这位国王或指挥官马上就会被宪法保障组列入观察。再举个例子，假如有一群警察决定扩张法律，以至于侵害到个人受宪法保障的权利，那么宪法保障组就有责任作出反应。若有如此重大案例，检察总长应该也会指挥调查。
当然，宪法保障组的问题就在于他们只有分析与调查的功能，并无行动作业的权力，因此通常要逮捕纳粹分子，出手的若非正规警员就是秘密警察局内其他部门的人员。
艾柯林特对于这样的事态深感不满。几乎每个民主国家都会有某种形式的独立宪法法庭，负责监督权力机关不得任意践踏民主程序。在瑞典，这是检察总长与监督公务员是否渎职的国会监察专员的任务，然而他们也只能实行其他部门转达的建议。如果瑞典有宪法法庭，那么莎兰德的律师便可立即控告瑞典政府剥夺她的宪法权利。接着法庭可以下令调集所有数据，也可以传唤包括首相在内的任何人来作证，直到事情解决为止。而以如今的情况，她的律师顶多只能向国会监察专员申诉，但国会监察专员却无权向秘密警察要求提出资料或其他证据。
多年来，艾柯林特一直热烈提倡设立宪法法庭。若有这样的法庭，他便能更轻易地对阿曼斯基提供的信息采取行动：只须拟订一份警察报告，将数据呈交法庭，不容阻挡的程序就能随即启动。
以目前的情况，艾柯林特并无合法的权力启动初步调查。
他塞了一撮无烟香烟到嘴里。
如果阿曼斯基的信息正确，就代表当某个瑞典女人遭受一连串重大伤害之际，资深的秘密警察竟视而不见。接下来她的女儿因为一份伪造的诊断报告，被关进精神病院。最后他们还纵容一名前苏联情报员犯下涉及武器、毒品与性交易的罪行。艾柯林特一脸痛苦的表情，他甚至不想去估计这其中发生了多少不法行为，更别提布隆维斯特住处的窃案、莎兰德律师遭袭案，也许还涉及札拉千科命案，对此艾柯林特实在无法相信。
事情一团乱，艾柯林特并不希望自己非卷入不可。只不过从阿曼斯基请他吃饭那一刻起，他就已经卷入了。
现在该如何处理呢？就事论事的话，答案很简单。假如阿曼斯基所说属实，莎兰德最起码被剥夺了行使受宪法保障的权利与自由的机会。从宪法的观点，这恐怕会一发不可收拾：政治决策团体的决策方向受到诱导。这也触及了宪法保障组被授予的责任核心。艾柯林特身为警察又得知某犯罪行为，便有义务向检察官报告。但实际上，答案却不这么简单，甚至可以说一点都不简单。
莫妮卡·费格劳拉巡官尽管姓氏相当特别，却是在瑞典中部的达拉纳土生土长，她的家族至少从十六世纪古斯塔夫一世时期就住在瑞典。她是个很容易引人注目的女人，有几个原因：她现年三十六岁，蓝眼，身高一百八十四厘米，留着短短的、淡金色自然鬈发，不仅吸引人还懂得将自己打扮得更迷人，而且身材健美。
青少年时期，她曾是杰出的体操选手，十七岁那年还差一点被选入奥运代表队。后来虽然放弃正统体操运动，却仍持之以恒地每星期上健身房五天。由于太常运动，她体内分泌的脑内啡就像毒品一样，让她一停止运动便痛苦难耐。她会跑步、举重、打网球、练空手道，还曾经十分沉迷于健美，但在几年前已经减缓了这种美化身体的极端手法，当时她可是每天都要举重两小时。不过她依然非常勤于锻炼，身上肌肉极其发达，一些毒舌同事至今仍叫她费格劳拉先生。每当她穿上无袖T恤或夏天洋装，没有人会不去注意她的二头肌与厚实的肩膀。
另外她的聪明也令许多男同事胆怯。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二十岁进入警官学校，之后在乌普萨拉警局服务九年，闲暇时候还研读法律。她也修了政治学学位，据说是为了好玩。
她离开巡逻勤务成为刑警，可说是乌普萨拉街头治安维护上的一大损失。她首先在暴力犯罪组，后来加入专门打击经济犯罪的单位，二〇〇〇年申请进入乌普萨拉的秘密警察局，二〇〇一年调到斯德哥尔摩。起初从事反间工作，但几乎立刻就被艾柯林特钦点进入宪法保障组。他刚好与费格劳拉的父亲熟识，这几年来一直在留意她的发展。
当最后决定必须对阿曼斯基的信息有所行动时，艾柯林特把费格劳拉叫进办公室。她进这个小组还不到三年，也就是说还只是个地道的警员，称不上经验丰富的内勤战士。
那天她穿着蓝色紧身牛仔裤，青绿色低跟凉鞋和海蓝色夹克。
“费格劳拉，你现在在忙什么？”
“我们正在追苏纳那起杂货店抢案。”
秘密警察通常不会浪费时间侦查杂货店抢案，而费格劳拉和手下的五名警员是负责政治犯罪案件的，他们最倚重的工具就是和一般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