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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事变迁太大，就连现任的国安局局长也不知道这个“小组”的存在。所有与国安局的联系都只到新任秘书长为止，而他已经在“小组”里面待了十年。
组员们陷入极度惊慌，甚至于恐惧的情绪中。解决之道其实是毕约克提出来的。精神科医师泰勒波利安是因为另一个完全不相干的案子，和国安局反问部门拉上关系，当时该部门正在监视一个有嫌疑的工业间谍，而他正是关键的顾问。调查到一个重要阶段，他们需要知道调查对象若遭受极大压力会有何反应。泰勒波利安提出了具体而明确的建议。那一次，国安局人员成功地防止了自杀事件，并让该间谍成为双面间谍。
莎兰德攻击札拉千科后，毕约克偷偷地聘请泰勒波利安担任“小组”的外部顾问。
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可以让波汀因接受康复护理而消失，阿格妮塔也必须消失在某个长期照顾的疗养院。所有相关的警方报告全都集中到国安局，由秘书长转交给“小组”。
泰勒波利安是乌普萨拉圣史蒂芬儿童精神病院的副主任医师。他们需要的只是一张合法的医疗报告，由毕约克与泰勒波利安联手撰写，接着还要一份简要但毫无争议的地方法院裁决书。问题只在于案件的呈现方式，无关宪法。这毕竟涉及国家安全。
何况莎兰德确实很明显是疯了，让她到医院待几年有益无害。古尔博批准了。
许多问题一并解决之际，“札拉千科小组”也正好面临解散。苏联已经不存在，札拉千科的确愈来愈没有利用价值。
他们从秘密警察资金当中取得一笔丰厚的资遣金，于是安排他接受最好的康复治疗，六个月后送他坐上飞往西班牙的飞机。那时他们便和札拉千科摊牌，他与“小组”从此各自为政。这是古尔博最后负责的任务之一。一星期后，他到达退休年龄，便移交给他钦定的接班人克林顿。此后，古尔博只在特别敏感的事件中担任顾问。他又在斯德哥尔摩待了三年，几乎每天都进“小组”工作，但分派给他的任务愈来愈少，他也就逐渐淡出。接着他回到家乡拉赫尔姆，在那儿找事做，起初还经常上斯德哥尔摩，后来次数逐渐减少，最后压根不来了。
在看见札拉千科的女儿出现在每个新闻广告牌上的那天早上之前，他已经好几个月连想都没想到他。
古尔博既惊慌又困惑地留意整件事的发展。毕尔曼担任莎兰德的监护人当然不是巧合，另一方面他不明白的是札拉千科的往事怎么会浮上台面？莎兰德很明显是精神错乱，杀死这些人并不令人意外，但他万万没想到此事会牵扯上札拉千科。他女儿迟早会被捕，到时一切都完了。于是他开始打电话，并认为该是回斯德哥尔摩的时候了。
“小组”面临了自从创立以来最大的危机。
札拉千科拖行着进入厕所。现在有了拐杖，他便能到处走动。星期日这天，他强迫自己做一点短暂而剧烈的训练。下巴依旧疼痛难当，所以只能吃流质食物，不过已经可以下床开始活动。装了这么久的假肢，他很快就习惯拄拐杖。他试着在移动时不发出声响，并在床边来来回回地练习。每当右脚着地，整只腿立刻一阵剧痛。
他咬紧牙根，想着女儿就近在咫尺。他花了一整天才推测出她就住在右手边走廊过去第二间病房。
夜班护士已经离开十分钟，凌晨两点，万籁俱寂。札拉千科费力地起身，摸索着拐杖。他走到门边倾听，没有声响，于是拉开门，走上廊道，听见护理站传来微弱的音乐声。他走向走廊的尽头，推开门，看了看空无一人的电梯间。再沿着走廊往回走，来到女儿房门口停下，拄着拐杖站立片刻，竖耳聆听。
莎兰德听到一个摩擦声，随即睁开眼睛。走廊上好像有人拖行着什么东西。有一会儿寂静无声，她以为是自己的幻觉，接着又听到同样的声音逐渐离去。她开始感到不安。
札拉千科就在外头。
她感觉被锁在床上。护颈底下的皮肤好痒。她顿时有一股强大的欲望想移动，想起身。她慢慢地坐了起来，目前也只能做到这样，结果又跌回枕头上。
她用手摸了摸护颈，找到固定的纽扣，便打开纽扣，将护颈丢在地上，呼吸立刻顺畅许多。
现在她最想要的就是一个武器，以及起身去把事情一次解决的力气。
她勉强撑起身子，扭开夜灯，往房内张望了一下，没看到什么合用的东西。这时她的目光落在离床三米处墙边的护理桌上，有人留下一支铅笔。
她一直等到夜班护士来过又离开。今晚似乎是每半小时巡房一次，护士来的次数减少应该表示医生认为她的情况改善了，因为周末期间至少每十五分钟就会有人来巡视。至于她自己则几乎感觉不到任何差异。
护士走后，她使尽力气坐起来，双脚从床沿垂下。她身上贴着记录脉搏与呼吸的电极片，但电线朝铅笔的方向延伸。她将全身重量放在脚上，站起来，一时间重心不稳晃了一下，她一度以为自己会昏倒，但还是扶着床头稳住了，然后将视线集中在眼前的铅笔。她摇摇晃晃挪出数小步，伸出手，抓起铅笔。
然后缓缓退回到床边，已然精疲力竭。
过了一会儿，她好不容易将被单和毯子拉到下巴处。接着开始研究铅笔。是一支普通的木质铅笔，刚削过。用来当武器还过得去——可以戳脸或眼睛。
她把铅笔放到臀部旁边，这才入睡。
第六章
四月十一日星期一
布隆维斯特起床时九点刚过，便打电话到杂志社给玛琳。
“早啊，总编辑。”他说。
“爱莉卡走了，我都还处于惊吓状态，你竟要我接替她。真不敢相信她已经走了。她的办公室空了。”
“那么你就应该趁今天搬进去。”
“我觉得非常不安。”
“别不安，大家都一致认为你是最佳人选。而且只要有必要，你都可以来找我或克里斯特。”
“谢谢你相信我。”
“这是你应得的。”布隆维斯特说：“继续像以前一样工作就好。无论什么时候有什么问题，我们都能应付。”
他说他整天都会在家写稿。玛琳明白这是在向她报告，就像以前对爱莉卡那样。
“好，需要我们做什么吗？”
“不用。反而是……如果你有什么指示，随时打给我。我还在写莎兰德的故事，试着找出事情真相，不过其他与杂志有关的一切，该轮到你作主了，都由你决定，必要的话我会支持你。”
“万一我作错决定呢？”
“如果看到或听到什么问题，我会找你谈，但那一定是非常不寻常的事。通常不会有百之百对或错的决定。你作你的决定，也许会和爱莉卡不同，换成是我可能又有不一样的想法，但现在是你说了算。”
“好吧。”
“你若是好的领导人，就会凡事与其他人商量。首先找柯特兹和克里斯特，其次找我，棘手的问题我们再在编辑会议上提出来讨论。”
“我会尽力。”
“祝你好运了。”
他往客厅的沙发一坐，笔记本电脑摆在大腿上，连续工作一整天。结束时，已经写好两篇草稿，共约二十一页，重点放在达格与米亚之死——他们正在准备什么文章、他们为何被杀、凶手是谁等等。他算了算，要登上夏季号，字数还得再多一倍。另外还要好好想想如何描述莎兰德，才能不违背她的信任，因为他知道一些她绝对不愿公开的事。
古尔博在福雷斯饭店的咖啡馆吃了一片面包、喝过一杯咖啡后，便搭出租车前往东毛姆区的火炮路。九点十五分，他通过门口通话机说明自己的身份，大门随即打开。他搭乘电梯到八楼，迎接他的是“小组”的新组长毕耶·瓦登榭。
古尔博退休时，瓦登榭是小组内最新进的人员之一。他真希望个性果断的克林顿还在。克林顿继古尔博之后担任“小组”组长直到二〇〇二年，后来因为糖尿病与冠状动脉疾病缠身而不得不退休。古尔博不太清楚瓦登榭的底细。
“欢迎，古尔博。”瓦登榭与前上司握手寒暄道：“感谢你拨空前来。”
“我现在有的是空。”古尔博说。
“你也知道我们的工作状况。真希望能有空暇和忠诚的老同事保持联络。”
他话中有话，但古尔博置之不理，径自左转进入昔日的办公室，坐到窗边的圆形会议桌旁。他心想，那几幅夏卡尔和蒙德里安的复制画应该是瓦登榭的主意，他还在的时候，墙上挂的是克罗南号与瓦萨号战船的设计图。他对海一直抱有幻想，他其实是海军，只不过服役期间只在海上待了短短数月。现在办公室里已经有电脑了，但除此之外几乎和他离开时没有两样。瓦登榭倒了咖啡。
“其他人马上就到。”他说：“我想我们可以先大概谈一谈。”
“我那时候的人还有多少留在组上？”
“除了我以外，只有奥多·哈尔贝和乔治·纽斯壮还在。哈尔贝今年要退休，纽斯壮也要满六十岁了。其他都是新人，有些你可能以前见过。”
“现在‘小组’还有多少人？”
“我们稍微重整了一下。”
“所以呢？”
“全职人员有七个，也就是缩编了。不过在国安局内共有三十一名雇员在为‘小组’工作，其中大多数从来不到这里来。他们平常有自己的正职，有必要或有机会时才暗中替我们兼差。”
“三十一个雇员。”
“加上这里的七人。这个系统毕竟是你创立的，我们只是加以微调。目前有所谓的内部与外部组织。我们募集到新人，就会给他们一段休假时间来上我们的课。哈尔贝负责训练，基本课程需要六星期，上课地点在海军学校。然后他们再回到国安局原来的工作岗位，只是此后开始要为我们工作。”
“了解。”
“这是个很了不起的系统，我们的雇员多半不知道其他人的存在。而我们在‘小组’本部的工作基本上就是接收报告，规矩和你那时候一样。我们必须是单一层级的组织。”
“你们有行动小组吗？”
瓦登榭皱了皱眉头。古尔博还在的时候，“小组”有个小小的行动组，共有四人，由机敏的罗廷耶带领。
“不算有吧。罗廷耶五年前死了。我们有一个较年轻的人才负责实地任务，但必要的话通常会用外部组织的人。当然，在技术上，现在情况比较复杂，比方说要监听电话或进入住宅，现在到处都有警铃等设施。”
古尔博点点头。“预算呢？”
“一年总共一千一百万左右。三分之一支付薪水，三分之一是普通开支，三分之一是业务费用。”
“所以说预算缩水了。”
“缩了一点，不过我们人也变少了，所以业务预算实际上增加了。”
“跟我说说我们和国安局的关系。”
瓦登榭摇摇头说道：“秘书长和预算主任是我们的人。当然正式说起来，只有秘书长确切了解我们的活动情形。我们秘密到根本不存在。不过实际上有两个副手知道我们的存在。只要听说我们的事，他们都会尽量忽略。”
“也就是说万一出问题，目前的国安局高层将会大吃一惊。那么国防部高层和内阁方面呢？”
“大约十年前我们就和国防部切断关系。至于内阁总是来来去去的。”
“所以万一面临重大状况，我们只能靠自己了？”
瓦登榭点点头。“那就是这种安排方式的缺点，当然优点也很明显。不过我们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