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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屍命案中要找出可斟酌减刑的情形并不容易。”弗雷克伦说道：“如果我们要找的是这个，就得假设她有可能是清白的。可是我不相信。”
“我也不信。”阿曼斯基说：“但你们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支持警方，协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逮捕她。”
“预算呢？”弗雷克伦问道。
“未定。你们花了多少钱要随时让我知道，如果失控，就得结束案子。不过姑且假设至少会持续一星期，从今天开始算起。既然我是这里最了解莎兰德的人，你们应该把我列为访谈对象。”
※※※
茉迪飞奔过走廊，冲进会议室时，同事们都刚刚入座。她走到包柏蓝斯基旁边坐下，就是他召集了调查小组所有成员开会，其中也包括初步调查的负责人。法斯特恼火地横了她一眼，然后开始作开场白。是他要求开会的。
他一直在深入调查这些年来社会福利部与莎兰德之间的冲突－－他称之为“精神病患线索”，也确实蒐集到不少资料。法斯特清清喉咙之后，转向坐在他右手边的男人。
“这位是彼得·泰勒波利安医师，乌普萨拉圣史蒂芬精神病院的主任医师。很感谢他来到斯德哥尔摩协助调查，并告诉我们他对於莎兰德的了解。”
茉迪打量着泰勒波利安医师。此人身材短小，一头鬈曲的棕发，戴一副金丝眼镜，还留着小山羊胡。穿着轻便，米色灯芯绒夹克、牛仔裤和钮扣一路扣到脖子的淡蓝色条纹衬衫。他的五官分明，外表有些稚气。茉迪曾遇见过泰勒波利安医师几次，但从未与他交谈。她就读警校最后一学期时，医师曾经去发表过关于精神疾患的演说，还有一次在课堂上，他提到了精神病患者与年轻人的精神病态行为。另外她出席过一名连环强奸犯的审判，当时泰勒波利安医师以专家证人的身份被传唤出庭。这几年来，泰勒波利安医师参与过许多公开辩论，已是瑞典最知名的精神病学家之一。他严词抨击精神病护理预算削减导致精神病院关门大吉的情形，因而成名。那些明显需要受照顾的人被丢到街头，注定要成为游民福利案例。自从外交部长安娜·林德①遇刺后，泰勒波利安医师一直是某政府委员会的一员，该委员会也提出了精神病护理预算日益减少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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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安娜·林德（Anna Lindh，1957－2003），於一九九八年至二○○三年间担任瑞典外交部部长，於二○○三年被刺身亡。刺杀她的是一名精神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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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波利安一面向组员们点头致意，一面往自己的塑胶杯里倒矿泉水。
“我们得看看有没有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他谨慎地开口说道：“像这种情况，我实在很不愿意看到自己的预言成真。”
“你的预言？”包柏蓝斯基不解地问。
“是的。很有讽刺意味。安斯基德命案发生当晚，我正好在上一个电视谈话节目，讨论我们社会上几乎无所不在的定时候弹。真可怕。当时，我并没有特别想到莎兰德，但是我举了几个例子，都是应该接受治疗却还在大街上自由活动的病患－－当然我用的是化名。我推测光是这一年内，警方将必须侦破六起由这一小群病患所犯下的杀人案或过失杀人案。”
“你认为莎兰德也是这些疯子之一？”法斯特问道。
“我们不会用“疯子”这个字眼。不过她毫无疑问正是那种神经紧张的人，我若有权决定，就不会让这样的人进到社会中来。”
“你是说她在犯罪之前就应该被关起来？”茉迪问道：“这并不完全符合一个法治社会的原则。”
法斯特皱起眉头，对她露出不快的神情。茉迪不明白为什么法斯特对她似乎总是如此不友善。
“你说得一点也没错。”泰勒波利安回答道，无意中也为她解了围。
“这和以法治为基础的社会确实不同调，至少就目前的社会形态而言是如此。这是一种平衡之举，既要尊重个人，也要尊重那些可能因精神病患者而受害的人。每个个案都不同，因此每个病患必须个别治疗。但我们精神医学界难免也会出错，将不应该出现在大街上的人给释放出来。”
“好了，我想我们不需要太深入探讨社会政治学。”包柏蓝斯基小心地说。
“当然，”泰勒波利安说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特殊案例。但我想说的是，各位都得了解莎兰德是个需要医护的病人，就像任何因为牙痛或心脏病而需要医护的病人一样。她还是可能痊癒，如果趁她还能够医治的时候接受治疗，她就会好起来。”
“这么说你并不是她的医师？”法斯特说。
“莎兰德的案例牵涉到许多人，而我是其中之一。她十来岁时是我的病患，而当她满十八岁，被法院判定接受监护时，我则是负责评估的医生之一。”
“能不能请你对她的背景稍作介绍？”包柏蓝斯基说道：“她会因为什么原因杀死两个陌生人，还杀死她的监护人？”
泰勒波利安医师笑了起来。
“这点我无法告诉你。这几年我并没有追踪她的病情，因此不知道她目前精神异常的状况到达哪个阶段。但我可以百分之百肯定，她一定认识安斯基德那对男女。”
“你为什么如此肯定？”法斯特问。
“莎兰德治疗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从未作过完整的诊断，因为她不肯接受治疗，每次总是拒绝回答问题或配合任何形式的疗法。”
“所以你其实并不知道她到底有没有病罗？”茉迪说：“我是说既然没有作过诊断。”
“我们这么说吧。”泰勒波利安医师回答道：“莎兰德送到我这边的时候快要满十三岁。她有精神病，出现了强迫行为，而且明显有妄想的症状，因此被强制送到圣史蒂芬，接受我的照护达两年之久。之所以送她进精神病院，是因为她整个童年时期，对同学、老师和熟人都展现极端暴力的行为，一再地因为伤害行为被告发。在我们知道的每个案例中，暴力都是针对她自己生活圈里的人，也就是说她认识的人说了或做了什么让她感到受辱，而引发暴力反应。她从未有过攻击陌生人的例子。所以我相信她和安斯基德那对男女之间一定有关联。”
“除了她十七岁时的地铁攻击事件之外。”法斯特说。
“那一次嘛，其实是她受攻击，她只是自卫罢了。”泰勒波利安说道：“应该说她针对的是一个已知的性侵害者。不过这也是她行为模式的一个好例子。当时她本可走开或向车厢其他乘客求助，但她却以加重伤害反击。每当她感觉受到威胁，就会出现极度暴力的反应。”
“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包柏蓝斯基问。
“我刚才说过了，我们没有作过真正的诊断。依我看她患有精神分裂症，不断地在精神病边缘游移着。她缺乏同情心，在许多方面都可以视为具有反社会性格。老实说，她满十八岁之后能够表现得这么好，实在令人惊讶。这八年当中虽然受到监护，却融入了社会，没有做出任何可能被列为前科或遭逮捕的事。只不过她的预后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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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医生对疾病结果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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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预后？”
“这么长时间以来她始终没有接受任何治疗。我猜想十年前或许能够治疗痊癒的病，如今已固定成为她性格的一部分。我预料她被捕后，不会被判刑。她需要治疗。”
“那么地方法院干吗给她进入社会的通行证？”法斯特说。
“这恐怕得综合几件事来看。她有个律师，很有辩才，但此外也因为目前采行自由化政策，以及照护减少了。在接受法医谘询时，我是反对这项决定的。但对此我没有置喙的余地。”
“不过那种预后八成只是猜测，不是吗？”茉迪说：“你并不真的知道她满十八岁以后，发生了什么事。”
“这不只是猜测，而是根据我的专业经验。”
“她会自残吗？”茉迪问。
“你是说她可不可能自杀？不，我觉得不太可能。她是比较倾向於极端自我的精神病患。一切都以她为主。围绕在她周遭的其他人都不重要。”
“你说她可能有极端暴力的反应。”法斯特说：“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视她为危险人物？”
泰勒波利安医师注视着他许久，然后弯身向前，揉了揉额头。
“你不知道要确切预测一个人的反应有多难。我不希望你们逮捕莎兰德的时候伤害她……不过没错，面对她，我会尽量以最周详的计划进行逮捕。如果她有武器，那么她使用武器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第十八章
三月二十九日星期二至三月三十日星期三
安斯基德命案的调查工作三线并行，如火如荼地展开。泡泡警官得权限之便，调查进行得很顺利。表面上，破案关键似乎唾手可得；有了一名嫌犯，还有一把与嫌犯有关联的凶器。嫌犯与第一名死者的关系证据确凿，与另外两名死者也可能通过布隆维斯特有所牵连，但比较不那么无懈可击。对包柏蓝斯基来说，现在基本上就是要找到莎兰德，把她关进克鲁努贝里监狱的牢笼。
阿曼斯基的调查在形式上是配合警方，但其实他有自己的计划。他的目的多少是要替莎兰德留意她的权益，也就是发掘真相，而且这个真相最好能说服法官酌情减刑。
《千禧年》的调查则是困难重重。杂志社当然没有警方的资源，也没有阿曼斯基的组织，但布隆维斯特和警方不同，他最想做的并非找出莎兰德之所以前往安斯基德杀害他两位友人的合理情节。在复活节周末期间，他已经想清楚了，他压根就不相信这个说法。即使莎兰德果真涉案，理由也绝对和警方的猜测截然不同－－也许持枪者另有其人，也可能发生了莎兰德无法掌控的情况。
贺斯壮搭出租车从斯鲁森前往国王岛，一路上一言不发，对於最后突然要参与真正的警方调查工作，还有点恍惚。他觑了波曼一眼，只见他正在重读阿曼斯基发下来的资料。
接着他忽然自顾自地笑了。这项任务让他意外地逮到一个实现自己企图的机会，阿曼斯基和波曼对此一无所知。他将有机会报复莎兰德。他诚挚地希望能够协助抓到她，更希望她能被判无期徒刑。莎兰德在米尔顿安保不受欢迎，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凡是和她打过交道的职员，大多都觉得她惹人厌，但谁也不知道贺斯壮有多么厌恶她。
命运对贺斯壮并不公平。他长得好看，正值盛年，人又聪明，却永远不可能有机会实现他最大的梦想，那就是当警察。他唯一的缺点是心包膜破了一个很小的洞，导致心脏出现杂音，也就是说一个心室壁有缺陷。虽然动手术后解决了问题，但心脏状况不佳却从此剥夺了他进入警界的可能性，他也就这么被降到次级地位。米尔顿安保提供工作机会时，他接受了，但丝毫不感到兴奋。米尔顿专门收容过气的人－－那些太老、再也力不从心的警员。没错，他也遭警界拒绝了，但这并不是他自己的错。
刚进米尔顿时，他最初的任务之一便是与行动小组合作，为一名年纪较大的知名女歌星进行人身保护分析，这其实也是训练的一部分。女歌星因为受到热情过度的歌迷骚扰饱受惊吓，而这个歌迷刚好也是个脱逃的精神病患者。由于歌星独居在索德托恩的别墅，米尔顿便装设了监视器与警报器，还派驻了一名保镖。某天晚上，那位疯狂歌迷企图闯入，保镖很轻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