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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系统，严密的哲学思想。
这也是郑成功在欧洲生活三年的最大收获。相对而言，当时欧洲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研究方面比大明帝国更加先进，也更有开创性。
凭借这两点优势，郑成功迅速成为了“三权分立”学派的主要推手。
英雄创造历史，历史也创造了英雄。
就在郑成功回国的第二年，即明历二百九十二年（公元1660年），首辅孙承宗病逝，孙可望出任内阁首辅。
相对而言，孙可望并不是炙手可热的政治家。
比起当时内阁在任的数十名大臣，来自外地的孙可望缺乏足够的基础，更缺少支持。毫无疑问，他不可能像孙承宗那样，将内阁控制在自己的手里。甚至可以说，为了保住首辅大权，他得依靠外界的支持。
“三权分立”派的资本家正是孙可望的天然盟友。
另外，通过三权分立，还能适当削弱内阁的权力，减轻孙可望的压力。这也正好符合了孙可望的短期要求。
很快，双方达成了协议。
同年，孙可望确认设立最高法院，负责统管全国司法工作。该决议在帝国议政院以微弱多数的优势得到通过。
郑成功也因此成为了帝国历史上首任大法官。
当时，最高法院只有一名最高大法官，而不是后来的九名。
作为冒险家，郑成功是优秀的，作为军事家，郑成功的良好的，作为思想家，郑成功是合格的，可是作为法官，他却并不合格。
仅仅两年之后，郑成功就被刺杀。
虽然事后最高法院宣布，刺杀郑成功的是一名遭到错判的囚犯的弟弟。但是更多的人坚信，郑成功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不说别的，当时有很多人更有资格成为帝国首任大法官，为什么他们不上？
另外，孙可望与“三权分立”派只是利益上的合作，而且历史终将证明，具有军阀背景的孙可望是一个极富野心的政治家，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冒险家。
毫无疑问，那些老谋深算的政客都看了出来，首任大法官绝对是个烫手的山芋。
也就在郑成功被刺杀的第二年，议政院以郑成功之死调查不明为由，三次提出了弹劾孙可望的议案，弹劾案最终移交最高法院。
就在最高法院启动弹劾孙可望的法律程序的第二天，孙可望秘密下令，调遣驻扎在福建的军队进京，准备解散议政院，废除最高法院。
幸好，当时掌握帝国军事大权的袁崇焕（时任帝国武备大臣），以及秦良玉（时任帝国京师驻备军统帅）及时的发现了孙可望的政变意图，并且立即采取行动，一方面出动禁军羁押了孙可望，另外一方面派遣军队拦住了北上的福建驻备军。
从这个层面上讲，郑成功的死并不是毫无意义。
孙可望离任之后，年已八十的袁崇焕出任帝国内阁首辅。
虽然袁崇焕在位仅一年，但是在这一年中，袁崇焕重组内阁，并且改组最高法院，将最高大法官的数额从一名扩大到了三名。另外，袁崇焕还明确了最高法院的职责，包括在弹劾内阁首辅中发挥的作用。
到明历三百零一年（公元1669年），陈永华出任帝国首辅的时候，“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已经在帝国完善巩固，并且发挥出了明显的作用。
正文 序 不一样的历史（九）
更新时间：2009…5…9 21：31：51 本章字数：4500
平静的海湾内，数十艘庞大的战舰分成三列，在海面上组成了三条长龙。
当首的旗舰上，一名中年将领整透过单筒望远镜眺望着远处的海滩。
当时，望远镜还是极为希罕的东西，只有高级将领才能配备。当然，在更多的时候，望远镜仅仅只是将官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将军，一切准备就绪！”
中年将领转过了身来，面色肃穆的朝副官点了点头。
他就是袁承宗，帝国前首辅袁崇焕的长孙，现任帝国东洋舰队司令官。
片刻之后，隆隆的炮击声打破了海湾的平静。随着担任炮击主力的战列舰编队靠近海岸线，之前一直在战列舰后方的运输船队冲了上来。
不到一个时辰，数千名帝国海军陆战队的官兵冲上了海滩。
“将军，还要继续炮击吗？”
“当然，打到小日本服软为止！”袁承宗冷冷一笑，“炮击继续向后延伸，但是不要轰击皇宫，老子今天晚上还要到皇宫里睡觉呢，哈哈……”
隆隆的炮击声中，帝国海军陆战队的官兵排成整齐的战线，开始向不远处的东京推进。
毫无疑问，在明军舰队强大的炮火打击之下，脆弱的日本军队根本不堪一击，更无法抵挡明军陆战队的凶猛进攻。
黄昏前，地面上的战斗基本上结束了。
在数十名卫兵的陪同下，袁承宗来到了已经被陆战队占领的东京城，并且按照他的预期进入了日本天皇皇宫，即以往的江户城。
次日，日本天皇的代表在《开关通商条约》上签字，第一次明日战争结束。
导致这场战争的因素很多，可是归根结底，仍然是大明帝国资本家对高额利润，以及海外市场的欲望起到了主导作用。
在大明帝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逐步走向了资本主义，欧洲各国受到大明帝国影响，也逐步转型的时候，日本却处在水深火热的内战之中。
在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之前，对大明帝国来说，日本根本不是问题。
当时，日本的内战对帝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不说别的，帝国商人贩卖到日本的货物就要比贩卖到欧洲的货物贵上好几倍，特别是火铳、火炮等先进火器，更是达到了与黄金等价的地步。
比如，当时一支火铳在帝国的价格也就二两白银，在日本却价值十两黄金！
另外，日本缺乏白银，一两黄金只能兑换三两白银。可是在大明帝国，一两黄金则能兑换十两白银。利用这一点，帝国商人在出售货物的时候以白银计价，购买货物的时候则以黄金计价。结果，一进一出，从日本“掠夺”了大量黄金。
当然，向日本贩卖粮食，药材也是极为赚钱的买卖。
不说别人，郑成功的郑氏家族就通过帝国与日本间的贸易捞到了第一桶金，并且成为了帝国最庞大的海商家族。
可是，日本内战终有结束的一天。
随着德川家族崛起，加上持续了上百年的战乱使日本社会濒临崩溃，人心思稳。到张居正出任帝国首辅的时候，日本内战基本上结束。
成为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之后，德川家族一方面振兴国内生产，一方面寻找发展机遇。
当时，大明帝国正是日本学习的楷模与榜样。
问题是，德川家族无法在一夜之间解决战乱对日本造成的严重危害。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大量“失业”的武士，军人离开日本，在琉球王国，以及大明帝国东南海域集结，劫掠过往船只，甚至登陆袭击沿海村镇，掠夺财物。
这就是被大明百姓恨之入骨的“倭寇”。
面对倭患，张居正一面遣使前往日本，强烈要求日本幕府加强对国内民众的约束，严惩四处劫掠的倭寇。另外一方面，则委派戚继光等将领到东南沿海组建抗倭军，并且调集舰队，打击倭寇老巢。
当时，德川幕府的政权还不稳固，根本不敢与大明帝国对抗。
同样的，在戚继光等将领的努力下，东南沿海的倭患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可是，局势很快发生了变化。
随着帝国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到国内政治改革，特别是满人叛乱爆发之后，日本对待帝国的态度发生了幡然转变。
当时，德川幕府不但暗中支持海上劫掠行动，还染指朝鲜半岛事务。
若不是帝国需要集中力量对付满人叛乱，恐怕早就拿日本开刀了。另外，郑成功在十八岁时消灭的，正是一支得到了德川幕府支持的倭寇势力。
到明历三百零三年（公元1671年）时，帝国东南沿海再次出现倭患。
时任帝国内阁首辅的陈永华并没有急于出兵镇压，而是采取了怀柔政策，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倭患。
问题是，外交手段能够起到作用吗？
通过与倭寇勾结，德川幕府得到了巨大的好处。现在要德川幕府放弃好处，听从大明帝国的调遣，可能吗？
外交交涉未果之后，陈永华只能选择另外一种极端手段。
明历三百零五年（公元1673年），帝国议政院以高票通过了《海患法》。
该法案的主要内容就是：授权帝国内阁调动帝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一切必要的手段平息，最终一劳永逸的解除帝国东南沿海的倭患。
也就是说，帝国议政院将所有权力交给了内阁首辅。
这一方式，也成为了帝国今后进入战争状态的标准模式。
“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确立之后，帝国内阁只具有行政权，而没有立法与司法权。在陈永华上任之前，帝国议政院通过了第三次宪法修正案，明确了帝国的交战权由议政院掌握，内阁首辅只有在得到议政院的支持之后，才能行使宣战权。
也就是说，帝国内阁首辅要想调动军队执行大规模军事行动，必须获得议政院的支持。
从议政院以高票数通过授权首辅对倭寇，以及在暗中支持倭寇的日本采取军事行动来看，当时帝国东南沿海的倭患确实相当严重，而且已经影响到了帝国的安定与和平，更对帝国的发展构成了威胁。
实际上，情况并没有想像的那么严重。
以帝国的实力，即便日本倾国而为，也难以对帝国构成威胁。
导致绝大部分议员支持发动战争的原因只有一个：海外市场！
到陈永华出任帝国首相的时候，帝国的商人已经完成了对欧洲的侵略性扩张，帝国出产的商品充斥着欧洲的大小城市。
当时，帝国最强大的五十个商业家族成立了联盟，联手打压欧洲本土资本家。
方法很简单：超低价倾销。
通过倾销的方式，首先压垮欧洲的本土资本家，达到垄断市场的目的，再通过垄断获得高额利润，从而掠夺欧洲的财富。
加上帝国在直布罗陀设立要塞，并且永久性的保留了一支舰队。
欧洲国家根本无力与帝国抗衡，更难以与帝国竞争。
可是，资本家的胃口是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
完成了对欧洲市场的占领之后，帝国资本家开始寻求新的海外市场。
当时，不管是初具规模的美洲市场，还是正在开发的新大陆（大洋洲）市场，乃至以出产原料为主的非洲，都难以满足帝国资本家的庞大胃口。
真正能够填饱帝国资本家肚皮的只有处于闭关锁国中的奥斯曼帝国。
问题是，一时之间，大明帝国还无力攻打奥斯曼帝国，而且也没有任何攻打奥斯曼帝国的计划。
如此一来，帝国资本家的目光回到了帝国周边地区。
南洋早已成了帝国的后院，且人口稀少，分布广阔，难以成为一个拥有巨大吸引力的市场。
南亚地区的开发还在进行之中，且氏族力量强大，如无充分准备，难以一举占领。
朝鲜半岛更是穷山恶水，而且朝鲜王室也没有什么好压榨的。
最终，剩下的就只有给帝国惹来不少麻烦的日本。
当时，日本内战已经结束了数十年，通过对外掠夺，日本经济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