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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荥阳郑氏的影响力太大了；危急关头；荥阳郑氏不是积极拯救危机；不是倾力卫戍东都；不是义无反顾地护卫国祚；而是以投机之举来维护自身利益；积极利用这场危机来攫取私利；置东都和国祚安危于不顾；表现得极度冷漠和自私；如此“榜样”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可想而知；而这种恶劣影响肯定不利于坚守东都；只会让危机进一步扩大；只会有利于叛乱者和居心叵测者。
然而杨恭仁无力指责郑元寿；他的所思所为实际上与郑元寿如出一辙；只不过对他来说家和国、公和私都是密不可分的一体；他的为国为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实际上也就是为家为私。既然杨恭仁为了皇族利益不惜代价；郑元寿的做法也就无可厚非；一个超级豪门绝无可能像皇室宗亲一样愿意与这个不断损害和侵蚀其利益的王国共存亡。
郑元寿的选择可能是东都大多数权贵在风暴疯狂肆虐时的选择；而没有选择实际上就是选择；没有态度实际上就是态度；没有立场实际上就是立场；只是这种冷漠作壁上观的选择、态度和立场；对在这场风暴中激烈对抗的双方来说；却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残酷现实；因为缺少足够的盟友和帮助；他们只能凭借自身力量角逐厮杀；当胜利者挺着鲜血淋漓的身躯振臂狂呼时；迎接他的未必就是英雄般的掌声；而有可能是冷漠且残忍的敌视目光；然后胜利者被他们无情吞噬；所有战果均被他们瓜分一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些笑到最后的“渔翁”太可怕了；可怕到让杨恭仁不寒而栗；可怕到即便强悍如圣主者；也不得不妥协让步。
杨恭仁考虑再三；毅然赶赴越王府；恳请越王杨侗下令；召集在京所有军政高层官员；全部进入皇城；于尚书都省议事。杨恭仁的目的很简单；首先确保越王杨侗和中央大员的安全；确保东都权力中枢的安全；唯有如此；才能确保风暴肆虐东都之时；东都的指挥系统始终能够有条不紊地发挥作用；给东都军民以信心和勇气；否则指挥失灵；各自为战；一盘散沙；东都必然陷落。
越王杨侗在杨恭仁、杨浩和崔赜的左右扈从下到了尚书都省；首先见到的便是民部尚书、东都留守樊子盖；还有太府卿元文都；还有左监门郎将独孤盛；正是在皇城说话算数的军政财三大长官。
这三人的神情都非常严肃；与平日相比似乎又多了一分沉重；不知是因为越王杨侗突然召集军政大员于尚书都省议事让他们有一种不详预感；还是因为他们通过各自的私密渠道也接到了黎阳兵变的消息；抑或是因为坐镇卫府的右候卫将军郑元寿突然离开东都赶赴潼关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总之气氛明显不正常；就连年少的杨侗都敏锐感觉到了；在步入大堂时忍不住悄悄询问杨恭仁；是不是出事了？杨恭仁面沉如水；一言不发；只是给了他一个“稍安勿躁”的眼神。杨侗心领神会；顿时紧张起来；到底出了什么大事；要召集在京的军政高层齐聚尚书都省议事？
在偏堂坐定后；樊子盖率先开口；“大王；莘公为何突然赶赴潼关？”
杨侗面露犹豫之色；看看杨恭仁和杨浩；又看看崔赜；想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
郑元寿去潼关；于情于理都应该向越王说一下；寻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比如巡视关隘、抚慰官兵等等；上上下下都好有个交待；当然了；军方有它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正常情况下郑元寿在自己的卫戍区内想去哪就去哪；根本无须报备越王杨侗和中枢留守宰执；但现在是特殊时期；东都局势正日益恶化；东都危机越来越严重；贼帅韩相国甚至就在洛水以南的伊阙战场上与卫府军杀得难分难解；所以此刻做为留守卫府的郑元寿；其一举一动都关系重大；不但要代表军方积极与中央诸府、东都留守府、河南内史府保持密切联系；以方便协调；还要向名义上的东都最高军政长官越王杨侗随时禀报最新军情和请奏重大军务；但是；郑元寿不知是故意还是别有内情；离京之前就向杨恭仁说了一下；然后就走了；不要说杨侗和樊子盖等人不知道郑元寿离京；甚至就连卫府里处理日常事务的主要官员和僚属都不知道郑元寿为何突然赶去潼关。
杨侗是在赶往皇城的路上；与杨浩、崔赜一起；听到杨恭仁说郑元寿离京了；去潼关了；至于郑元寿为何要突然离京；为何要突然去潼关；杨恭仁没有说；杨侗也没有问；在他看来这都是军方的内部事务；自己无权于涉；也不能于涉；诸如这种小事如果自己也要问个清楚；那就有伸手太长之嫌了。杨浩和崔赜却是一目了然；两人都很愤懑；很失望；很无奈；也很忧虑；担心郑元寿此举将对东都局势造成难以挽救的恶劣影响；甚至直接危及到东都安全。
“西京出事了？”樊子盖看到杨侗犹豫不语；当即追问道；“抑或是西北军出事了？或者是弘化留守府出事了？
杨侗马上意识到郑元寿突然离京的背后别有隐情；而且已经在皇城内引起了慌乱；某些居心叵测者正在借助此事蓄意惑乱人心；于是不假思索地正色说道；“莘公去潼关巡查不过是例行公事；孤已要求莘公；速去速回。”杨侗的目光从樊子盖、元文都和独孤盛的脸上缓缓扫过；不满之色溢于言表；“卿等不要胡乱猜疑；更不要妄议卫府事务以免引发矛盾。当前危机日重；军政双方要互相信任；齐心协力；共度难关。”
樊子盖面无表情；眼里掠过一丝愤怒；不再说话。元文都目露嘲讽之色；脸上亦露出鄙夷浅笑。独孤盛抚髯摇头；忧心忡忡。
大家都知道郑元寿匆匆离京之前根本没去越王府；仅仅从观国公杨恭仁的府上过了一下；而郑元寿不可能不知道他突然离京和蓄意欺辱越王之举；不但会在政治层面造成震荡；亦将在舆论层面对东都的信心和凝聚力造成毁灭性打击。
越王杨侗被军方直接“无视”；杨恭仁则被军方“坑”惨了；而更严重的是；军方还成功挑起了杨恭仁和樊子盖等政治大佬以及宗室和东都各大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
宗室本来就一直被各大政治势力联手压制；在其青壮一代子弟中除了杨恭仁外基本上找不到“挑大梁”者；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不是因为宗室子弟才能不够；而是被各大政治势力联手压制的结果；人才需要长年累月的培养；需要大量的机会和耗费大量资源；如果这些机会和资源都给宗室霸占了；宗室一家独大；必然会引发一系列政治危机乃至国祚动荡；但凡事都有个度；做过了就不好了；比如去年杨雄和杨达兄弟几乎在同一时间病逝后；宗室在权力顶层中就出现了“断层”；维持顶层权力平衡的架构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撑点；这对国策和国运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杨恭仁做为宗室新的“顶梁柱”；理所当然成为维持旧的顶层权力平衡的最佳人选；但更多的人想建立新的顶层权力平衡；想乘此机会把宗室力量彻底赶出权力顶层；最大程度地削弱宗室所占有的权力和财富；而宗室一旦远离了权力中枢；皇权也就丧失了最大的支持者和保护者；这对以中央集权为目标的大一统改革来说也是个直接的打击；于是杨恭仁理所当然成为某些人的“眼中钉”；势必除之而后快。
现在郑元寿以突然离京的方式向东都高层公开宣告；杨恭仁被“坑”了；而且是被大家一起“坑”的；结果便是；不论樊子盖等人之前支持杨恭仁夺取军权的初衷是什么；如今都成了坑害杨恭仁的凶手；百口莫辩。
杨恭仁冷峻的表情已经把他此刻的愤怒情绪表露无遗。他被眼前这帮大佬们联手“坑”了已是事实；他本来辉煌的前途已变得黯淡无光；而他之所以被“坑”是因为他义无反顾地冲出来力挽狂澜拯救东都；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东都失陷了；到时候就不是这帮大佬们联手“坑”他；而是他把这帮大佬们一起“坑”了。
杨恭仁就此赢得了更多的主动权；他现在已无所顾忌；他要牢牢抓住手上的权柄；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东都；放手一搏；神挡杀神；佛挡杀佛；谁敢与他为敌；他就新仇旧恨一起算。
“莘公的突然离京会给东都造成一些不良影响；为消除这些不良影响；东都的防御部署要做一些调整。”杨恭仁说话了；语气冷肃；“立即命令武贲郎将费曜撤回外郭；全权负责外郭卫戍。午夜之前；东都各大城门守军；全部更换。”
元文都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此刻与杨恭仁对抗实属不智。
“命令武贲郎将李公挺马上返回东都；坐镇金墉城；全权负责邙山卫戍；以确保东都北部之安全；确保东都与河阳之间畅通无阻。”
崔赜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不过他从杨恭仁的这道命令里听出了不祥之音。杨恭仁在预设退路了；一旦东都守不住；杨恭仁就要把皇城和宫城全部搬空；渡河撤至河阳；据河内而固守待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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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四十一章翻脸了
“命令武贲郎将周仲；马上率军东进；坐镇洛口仓；全权负责京师东线之安全。”杨恭仁出了第三道命令。
樊子盖毫不迟疑地提出了异议。此刻谁指挥的军队多谁的实力就大；在东都的话语权也就越重；樊子盖本来就已被杨恭仁“压制”了；在决策层中有边缘化之趋势；十分憋屈；如果他再不牢牢“抓”住周仲；那可以预见；他这个东都留守很快就会成为俯听命的“摆设”；根本无从掌控东都的命运。
樊子盖之所以敢于与杨恭仁针锋相对；就在于他抓住了杨恭仁的“软肋”。
虽然郑元寿突然离京的确造成了不良影响；但这种影响仅局限于东都高层；再加上郑元寿要反击的对象是杨恭仁；所以其他人不便宣之于口；都会心照不宣的闭紧嘴巴；谁也不会没事找事主动得罪杨恭仁；而杨恭仁对防御部署的调整；在他们的眼里也就变成了宣泄式的过激反应；是杨恭仁对郑元寿和军方设计“坑害”他的一种抗议式的“咆哮”；表演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此在樊子盖看来；适可而止就行了；没必要搞得满城风雨；一旦矛盾公开化了；举城皆知了；对郑元寿没什么损失；对杨恭仁的声望打击就大了；实在不划算。
樊子盖的目的不过是把周仲留在西苑；留在东都边上以方便自己如臂指使的调度这支军队；帮助自己在东都决策中赢得部分话语权；他可不想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杨恭仁；更不想在未来的风云变幻中做一个无足轻重的“看客”；而尤其重要的是；以樊子盖对郑元寿的了解和荥阳郑氏的利益诉求来说；不到危急时刻郑元寿绝无可能置郑氏利益于不顾；毫无预兆的突然离京；与杨恭仁公然撕破脸；同样；以杨恭仁的性格和他不顾风险毅然复出的目的来说；即便郑元寿与他撕破脸了；他也绝无可能把矛盾公开化；更不会因为愤怒而失去理智；所以真正导致郑元寿不顾一切突然离京和杨恭仁失去理智般地大规模调整防御部署的原因只有一个：谣言成真；猜测变成了事实；一场针对圣主和改革派的军事政变终于还是爆了。
到底是谁动了军事政变？是留镇西京的代王；还是居外戡乱的齐王；抑或是坐镇黎阳的礼部尚书杨玄感；或者是弘化留守元弘嗣；或者是东莱水师的李子雄；抑或是东征战场上的远征军临阵哗变？怀疑的对象太多了；圣主和改革派的对手太多了；有可能铤而走险的权贵太多了；而更严重的是；正因为圣主和改革派的敌人太多了；只要其中任意一个登高一呼；便有可能应者云集；然后形势便是坍塌式的一边倒；那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