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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服从多数”的危险——阿罗不可能性定理
每个人在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这十几年的教育当中，恐怕都经历过选班干部的经历。投票、唱票，最后得票最多者当选。这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原则的体现。往大了说，美国的总统选举也是如此。长期以来，一个集体如果遇到一时无法决定的事情，便实行民主集中，投票决定。这种决策方式尊重了大家的意见，体现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且，在大多数人的脑海中几乎形成了思维定式，已经成了一个真理。
然而，在企业管理中，有时却会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会发现“投票决定”并不适用。比如，五个年轻人合伙投资开了一家鲜花礼品店，各自的投资金额也大体相当。那么，他们对礼品店是如何管理的呢？由于他们当中没有“大股东”，按照股份比例决定话语权是不可能的。那么，在作出某项决策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举手来表决，可不可以呢？表面看来，这种方法是可行的，因为不会出现支持方和反对方人数相等的局面，最多也就是三比二。然而，这几个股东的实际做法却并非如此，恰恰相反，他们采取的是：“所有决策，只要有一人反对，便不能通过”。原来，在这时实行的是“多数服从少数”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他们的做法是一种智慧的体现。
为什么在企业管理中，“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有时会被搁置呢？仍以上边的鲜花店为例。作为企业，管理者的决策将直接影响企业的发展，如果此时采用投票办法，少数服从多数，将很可能使企业陷入巨大的风险。企业运作，关键是每一个环节都能顺利完成，这样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试想，假设在其中至少有一个投资人不同意的情况下执行决策，这个反对者就成了鲜花店最危险的环节。不难想象，一个认为决策不可能成功的人，一个投反对票的人，在执行时的干劲、结果将会怎样。
“少数服从多数”、“投票决定”的结果，并不能令所有人都满意（至少还有反对者存在），这一现象很早就为经济学家们所关注。197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人肯尼思·阿罗将这一研究应用到社会更广阔的范围，提出了著名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它的基本内容是：如果众多的社会成员有着不同的偏向，同时又要在多种方案之间作出选择，那么仅仅依靠民主制度，将不会得到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结果。以下这个事例就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我国推行义务教育，它具有法律强制性，有效地保护了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在美国，政府也同样规定，本国公民必须完成高中的义务教育，否则即视为违法。然而，美国的一个少数民族——阿密绪人却成了这一法规的反对者。原来，阿密绪人的宗教规定：本族人一旦过了15周岁，就不能受教育，只能务农劳动。由此，发生了大批警察强制阿密绪少年入学接受教育的暴力冲突事件。阿密绪人上告法院，要求维护自己的“不受教育权”。
阿密绪人作为美国公民的“少数”，挑战的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依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判断，他们绝无胜诉可能，因为法律体现的是“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意志”。然而，在经历了长达十年的诉讼后，l972年美国大法官作出了一个著名的判决：保护阿密绪人的“不受教育权”。判决认为，所谓全体人民的利益是不存在的，不能压倒少数人的宗教自由，阿密绪人选择的教育方式并没有损害社会。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认定今天的多数就是“正确”的，而有着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阿密绪人就是“错误”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诉讼在最终选择了“多数服从少数”的方式，但却充分体现出这样一种精神：“尊重多数，同时保护少数，不要求少数绝对地服从多数。”这就鲜明地表现出一种“多数”与“少数”并重的现代民主原则。
历史多次证明，“真理有时只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科学文明的开拓者从来都是少数，在科学上实行“多数决定少数”，只能使科学倒退。同样，如果艺术贯彻这一原则，就会丧失发展的余地。具体到企业管理，企业中大多数人毕竟都是普通人，智者往往只占少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就意味着智者需要服从常人，而我们不难想象，在日益激烈、复杂的市场竞争中，依靠常人去作出决策，必然是一件充满风险的事情。实际上，有着中国“犹太人”之称的温州人，以及频出商业巨子的潮汕人在管理过程中，“多数服从少数”哲学得到了非常普遍和坚决的执行。当然，这里的“少数”是指洞悉市场、有着远见卓识的少数。
然而，在企业决策中也会出现“多数”和“少数”都是智者的情况。这时该如何决断呢？首先，必须关注反对意见，对其进行充分的分析判断；其次，如果条件允许，要适当延迟决策，只要决策层中有人持反对意见，就暂缓实施，进一步论证。在许多时候，如果拿不出让所有决策者都满意的计划，就宁愿停止实施，等到时机成熟时再来决定方案，这也不失为一种智慧的选择。
利己而不损人的“理想王国”——帕累托最优
喜欢扑克游戏（比如拖拉机）的人都知道，打好牌需要两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对战略战术的理解，与对家的配合，这属于打牌的技巧；一个是手上所掌握牌的好坏，这属于打牌的运气。实际上，只要拿起了一手牌，就意味着自己掌握了一系列的资源。要在游戏中体验到胜利的滋味，就要学会控牌技术，如坐庄时的扣牌，对主牌、副牌的出牌次序的判断，对子的使用等。对于游戏者而言，要努力以最好的效率发挥自己所掌握的资源。在这里，关键是效率。
在《西游记》中，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师徒四人一起去西天取经，那里被称做西方极乐世界，是一方“净土”之中的“净土”，一切众生都心向往之，希望在那个大同世界里得到解脱。在那里，社会公平公正，人人都得到圆满。《西游记》对西方世界的描述正是突出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众生平等。
在经济学里，也早就有人研究类似的“理想”社会了。但是，与神话不同之处在于，经济学家是非常务实的，他们明白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因此，更为注重在资源使用时的公平与效率。在衡量优劣时将“效率”与“公平”结合起来，便产生了“帕累托最优”这样一个概念。
帕累托最优（Pareto*Efficiency），又叫帕累托效率，它指的是一种资源分配的状态，在这种状态里，在不使任何人的处境变坏的条件下，已经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得更好。通俗地讲，帕累托最优是指一个人已经处于这样一种极限状态：除非损害别人，否则就不能让自己变得更好。由此可以看出，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这个概念是以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的名字命名的，现在，帕累托最优已经成为评价经济制度和政治方针优劣的重要标准。
与“帕累托最优”相适应的，是“帕累托改进”。它是指在没有使任何人处境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的处境能变得更好。要注意，“帕累托最优”指的是一种状态，“帕累托改进”指的是一种变化。
试举一例。球迷们去体育场观看一场精彩的足球比赛，球场能坐50000人。假如在比赛开场前，坐到了49000入，那么，体育场在此时还没有处在“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因为如果再进入1000名球迷，他们也可以看到比赛，即“他们的处境会变得更好”，这个增加球迷的过程就是“帕累托改进”。但是如果已经坐满了50000人，如果再进入1000名甚至更多的球迷，这些新增加的球迷可能会因为看到球赛而使“自己的处境变好”，但对于那原有的50000名观众来说，处境却会变差，原因很简单，超过规定人数，安全性就受到损害了。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长途汽车。在没有满员的情况下，可以再上乘客，以达到“帕累托最优”，但是满员后再超载，全体乘客的安全就会受到影响。
上面提到，“帕累托改进”的特点是自己变好，同时又不使他人变差。正是由于“帕累托改进”没有损害到他人的利益，其行为所遇到的阻力往往很小。以我国初期的改革开放为例，其政策大多都是帕累托改进，比如“分田到户”和“联产承包责任制”，它们的特点是广大农民获得了切实的好处，而其他行业也没有受到什么损失，所以推行起来阻力不大。但是如果不是帕累托改进的话，即在使一部分人变好的同时，肯定会使另一部分人变差，阻力就会增大。
如果一个经济制度不是帕累托最优，那么就应该进行帕累托改进。一家企业如果能够做到在不损害对手的情况下为自己争得利益，即可认为在进行帕累托改进。如果是两家帕累托改进的企业进行交易，往往就意味着双赢局面的实现。
在经济学上，“帕累托最优”无疑是一颗闪烁着迷人光泽的宝石。它包含着自由平等的精神、公平公正的道德诉求以及对优劣进行评价的效率标准。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均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及他人，最终将实现社会的充分富裕。由此看来，帕累托最优确实令人神往。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学上，“帕累托最优”描述的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状态，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比较难以达到。“帕累托改进”又存在着一个很严格的条件，即不允许任何人的利益受到损害，这在当前的现实生活中往往难以满足。于是，经济学家们设立了另一个宽松一些的标准：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它的特点是，如果在一种变革中，受益者所得到的利益足以弥补受损失者的损失，那么这种变革就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它是以一种长期发展的眼光来观察经济变化的，要求的是一项经济政策能够从长期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虽然它可能会在短期内使得某些人受损，但经过较长时间后，所有人的境况都会由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而获得补偿。应该说，现在的很多改革都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
产品的“生、老、病、死”——产品生命周期
“人有生老病死”，“万物皆有时限”，这些朴素的话语同样适用于企业的产品。一种产品的成长和自然界的生物一样，都有一个生命周期。只是相对于有血有肉的生命体而言，企业产品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其生命周期有着自己的特点和规律。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在1966年，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Raymond*Vemon）在其著作《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中首次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的英文名为product*life*cycle，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