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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陕北（2）
《参考消息》在保安用小张的黄纸灰纸来油印，只有党内的高级干部才有资格阅读。在很小的范围内，高干们简称之“小报”。当时，不是注意保存的问题，而是当作秘密文件严格保管。首长读过的“小报” 由我交回谢老那里儿销毁。到延安后，“小报”隔一天出一期，改用铅字印刷，纸张的质量也提高了档次，版面扩大到四开。
朝玉英招呼我俩：“来呀，吃枣子啦。”她用筷子从搪瓷茶缸里夹出一粒大枣，喂进我的嘴，我是连核带肉一起嚼碎，一伸脖子吞下肚子。
朝玉英笑了：“像饿鬼一样。”
黄祖炎说：“他们这一年多，苦坏啦！”
吃光了红枣，我们三人捧起搪瓷茶缸一人一口，轮流将煮枣的汤喝光了。
保安城土头土脑，残存的城墙差不多猪圈围墙。我跟着黄祖炎、朝玉英沿着城墙散步。首长夫妇询问我四川家乡的情况。我告诉他们，家里的姐姐做了别人的童养媳，爸爸也参加了红军，现在不知他的生死下落。
黄祖炎猜测：“如果你爸爸能活下来，现在可能也到西路军去了，因为，我没有听说有人找你。”
我不知道“西路军”是怎么回事。黄祖炎简单给我解释，红军为了与苏联沟通联系，派三个军西渡黄河，经宁夏甘肃去新疆，这支部队现在就叫“西路军”。
黄祖炎说话和气，有些像张琴秋大姐的样子，我的胆子也大了，敢问个问题：“首长啊，昨天领我来的那个白胡子老爷爷是干啥的？”
黄祖炎笑了：“他是我们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啊，我们叫他‘谢老’啊。”
我又问：“哪个屋子里的白头发戴眼镜的老头儿是干啥的？”
黄祖炎告诉我：“他是我们中央政府的主席林伯渠啊！”
林伯渠也是决定我命运的人。
几天后，在中央政府的院子里，我遇见谢觉哉老人。
谢老拦住我：“小李，来来来，我和你说件事。”
我停住脚步：“啥事？”
谢老说：“送你去延长的‘完小’上学去，好不好？”
我一声不吭，心里一阵阵发紧，只是看着谢老。
谢老继续说：“我们中国革命，有个二三十年还成功不了？到那个时候，你没有文化怎么得了呀！”
我望着谢老，仿佛祖父的影子又在眼前晃动。我央求他：“老爷爷，就让我就跟着首长吧，我不去上学。”
谢老说：“孩子啊，你不懂啊，没有文化做不了大事啊！”
我说：“我就想回四川家乡，放牛去！”
谢老叹口气：“你真是个老实的孩子呀，革命要闹多少年哪……”他摇着头走开了。
谢老先生猜不透我的心思呀，有了四方面军张国焘搞极左做法的经历，我始终认为，上学有被砍头的危险！我不敢去呀！
初识毛主席的一幕
我在火炕上睡了一夜，清晨起床时，浑身上下的关节咔咔作响，没有虱子跳蚤的叮咬，全身感觉别扭。
黄祖炎首长临出家门时，叮嘱我把长征时穿的“行头”统统处理掉。我找到“中央政府”的大灶，对烧火的陕北老汉说：“把你的‘茅铁’借我用一用。”
老汉听不懂，反问我：“你讲啥？”我又重复一遍，他还是一脸茫然。我拾起灶口前的柴草，反复比划，他明白了，领我走到院子里的槐树下，抬脚就踹槐树，枯枝落了下来。我从大灶引来火种，在院子中间拢燃一堆篝火，将一团穿了两年没离身的烂衣服，扔到火堆上。火堆里冒起黑烟，虱子被火烧得像炒芝麻一样——噼啪噼啪地响。和我一同留在苏维埃政府的两个伙伴也凑到火堆前，呆呆地出神儿。
一位瘦瘦的高个子首长走进后院，他经过火堆，连声说：“好臭，好臭！”我扭头看他走进谢老的房间。
一会儿，谢老陪着这位首长走来，谢老说：“小李呀，毛主席来看你们来啦！”在四川时，许多人谈论“朱毛红军”，在长征途中见到过朱德总司令，到陕北后又听许多人讲毛主席怎么怎么样，这时才明白“朱毛”原是两个人。
我抬头望着毛主席，迟疑地问：“你是毛主席？”
高个子首长认同了：“我是毛主席！”
谢老说：“这就是和四方面军会师后调来的小鬼……跟着老黄的小李。”
毛主席弯下腰：“你们谁是‘背时锤子’呀？谁是老表呀？还是老板娘那个塔塔的？”我不知道“老表”“老板娘”是什么东西，不晓得回答。
谢老替我回答：“他不是老板娘那个塔塔，也不是老表……是锤子那个塔塔的。”
毛主席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噢……又是一个锤子娃儿。这一年来，你可受苦啦！欢迎你到中央政府来工作……你们一起长征有多少‘小鬼’呀？”
“我们一块的有一百多个。”
“他们都到那里去了？”
“在河连湾调走了一大半，后来一路走，一路调走，只剩下我们几个到这里来了。”
毛主席又问我：“小李呀，念过书没有哇？”
我假装听不懂他的话，反问他：“什么叫念书？”
毛主席解释说：“上学堂……写字认字呀。”
我不敢承认在红四方面军中识过字，很干脆地否认：“我没念过书！”
“你在家干些啥子呀？”
“在家放牛。”
毛主席是明知故问：“噢 ！你家还有牛？”
我说：“我家没有牛，给地主放牛。”
毛主席表现出不相信的神气：“小伢子，你多大呀？能给地主放牛？”
我说：“我七岁就给地主放牛。”
后来，毛主席对我们几个说了一句：“你们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将来的天下是你们的。”
说话之间，毛主席慢慢踏上首长门前的石台阶，走进房里，我和谢老随其身后，警卫员站在了门外。
毛主席对谢老说：“像他这样的‘红小鬼’，来到我们政府是越多越好哇！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接着，毛主席又问：“你七岁就放牛，现在怎么在红军里呀？”
我说：“听地主儿子说，我爸爸入了‘红棒佬儿’一伙，我去找他，后来我就留在红军，又跟着红军跑到这里来了。”
毛主席好高兴：“你好命大！过雪山没有冻死、过草地没有饿死、大江大河没有淹死！人小命大呀……到了保安你想干些啥子嘛？”
我说：“想去前线打仗！”当时心里有个想法：上前线能找到父亲。
毛主席抬起右手，按一下我的头顶，说：“你这么小矮矮，还没有枪高，打什么仗呀！就在后方，跟着首长学学识字，等长大了再说吧！”他在屋子里慢慢踱步，拿起首长用的大毛笔和字帖看了看，又摸一摸床上的棉被，临走时又对我说：“这里的小米可难吃呀！不过比过草地时没有吃的好多啦……中午你告诉你首长，我来过啦。”
回到院子里，毛主席最后对我们几个小红军说：“你们要学认字学念书啊！不学不得了，学了了不得。”
黄祖炎首长回来后，我报告了上午的事。黄祖炎赞叹：“好不简单呢！毛主席还来慰问你。”
传来西安事变的消息
1936年冬天，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保安，城里各机关和老百姓放起了鞭炮。我问黄祖炎：“首长啊！怎么放鞭炮呢？要是过年呢，大灶怎么也让我们吃一顿细粮吧！”
黄祖炎说：“不是过年，是蒋介石被活捉了！大家放鞭炮祝贺呢！”
我问：“蒋介石被我们红军活捉啦？”
“不是红军捉的，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西安临潼捉的。”
“张学良、杨虎城不是国民党军队的司令吗？他们怎么抓蒋介石呢？”
“这是我们党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大胜利，张学良、杨虎城赞成抗日，不赞成‘围剿’红军，主张联合红军，共同抗日。蒋介石不听他们的劝阻，宁可再丢掉华北，也要‘剿灭’我们红军！”
“这回可要杀了蒋介石这个坏蛋！”
“还没有决定呢……”
正说话的时候，有人来喊黄祖炎去开会。保安的中央领导们喜气洋洋，许多人主张要杀了蒋介石。在苏维埃政府的院子里，听黄祖炎首长跟几个人说，我们应该学曹操……我在四川家乡看川剧，知道曹操是坏蛋，搞不懂首长为什么这么说，所以把他的话记得很清楚。
西安事变的第二天，保安城里军民都出动了，抢修飞机场。毛主席也参加了。大石碾子在黄土坪上轧来轧去。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在保安的上空转悠儿。飞机场太小，它降不下来，只好飞回去了。
第三天一大早，周恩来和叶剑英、博古、李克农等二十多人，骑马从保安出发，去延安乘坐飞机赴西安。毛主席、林伯渠、谢觉哉还有我的首长黄祖炎都出来送行，边说边走，一直到了保安城外。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军队从延安撤走，红军接管了延安。我和黄祖炎首长的夫人朝玉英先行一步，从保安去延安。
西安事变的深远意义是许多许多年以后我才领悟的。当时，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陷入绝境，中共中央和红军向新疆转移的计划失败；西、北、东三方面是黄河天堑，南面有国民党百万大军封锁，中国共产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口。此刻，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发动“兵谏”劝蒋介石“联共抗日”，因此，张杨两将军确为民族英雄。
西安事变平息之后，东北军和西北军被改编，蒋介石调动中央军将陕北紧紧包围，准备重现江西“围剿”的胜利，在陕北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彻底消灭。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只好暂时放下消灭共产党的计划。
毛主席来给丁玲拜年
大约这年的春节前，首长的西屋搬进了一个中年妇女。
首长跟我说：“谢老说了，现在人手不够，让你顺便给丁玲打水打饭，好不好？”
我问：“谁是丁玲啊，我也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呀？”
黄祖炎用手指一指：“就是我们对面屋子里的女同志。”
丁玲很瘦，满脸的皱纹，只是一双大眼睛有点神气，整天不声不响地闷在屋里看书。我每天顺便给她打洗脸水，送三餐饭。丁玲那时就不简单，和黄祖炎一样，都在中央政府的灶上吃中灶。
有时，丁玲和黄祖炎在院子里聊天。说起西安事变，她恨恨地说：“应该杀了蒋介石这个刽子手。”
那天清晨，我从教堂后院的大灶打来一壶热水，刚刚走进首长夫妇住的院子，毛主席的警卫员急匆匆跟进来，他问我：“你的首长在家吗？毛主席来啦！”
说话间，毛主席站在院门口高喊：“老黄在这里么？丁玲在么？”我扭头望了一眼院子里的毛主席，转身推开东屋的门扇。首长夫妇正在炕上穿衣，我一边倒洗脸水，一边告诉首长，毛主席来了。随后去给丁玲送洗脸水。
毛主席不停地喊着丁玲的名字，迈步跨进堂屋的门坎，迎面看见我，正要与我打招呼，丁玲从西屋迎了出来：“丁玲在呀！”
毛主席说：“过年了，秀才们好吧！丁玲同志还好吧？”
丁玲的脸色红了：“哎呀！你还来看我，我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