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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办理白求恩医疗队事宜，宋庆龄痛感在香港需要成立一个正式的团体，处理国外援助事宜，再不能让国民党政府的官办机构来垄断国外的对华援助了。
宋庆龄在认真地思考着。
当时，日军攻占广州，封锁了中国的东部海岸线，但是因为它暂时还不敢向英美等国发难，因此香港这个英国殖民者统治下的自由港，一时成了中国与海外联系的唯一通道，也成为那些热心抗战且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不满的党团和爱国民主人士进行抗日活动的据点。出于英国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港英当局当时对在这里进行的抗日活动并不干涉，甚至还给予同情和支持。这些条件，使香港成为宋庆龄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殊才能，为抗战服务的用武之地。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宋庆龄决定成立一个不从属于国内政党的团体，专门从事向国外进行抗日真实情形的宣传及在海外进行摹捐；并根据捐助人的意愿和国内战场最紧急的需要，来分发这些物资。经过与一些著名人士的磋商和广泛征求意见，宋庆龄把这个团体的名称确定为“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以与早年成立的“民保盟”相区别。
1938年6月14日，一批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先后来到九龙岛宋庆龄寓所。“保卫中国同盟”成立会议，今天要在这里举行。
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克拉克女士最早来到，她仔细察看了宋庆龄的住处。她发现这位中华民国开国总统夫人的住处竟是那么简陋住房不大，客厅更小；正面墙上挂着孙中山生前手书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大道之行”，下联是：“天下为公”。中间是一幅二尺多宽的中山先生故居的油画。随即克拉克女士又来到宋庆龄的餐厅观看，当时正值酷暑季节，宋庆龄的餐厅里却连个电风扇也没有。在厨房里，克拉克女士又看到一坛腌萝卜，询问之下才知道是宋庆龄自己亲手腌的，说是准备过更艰苦的日子。
顿时克拉克女士感动了，她那双大大的蓝眼睛里闪出了少见的泪花。中华民国前总统的夫人眼下过的这种生活，不要说与外国政要夫人相比，就是与当时在香港的国民党一般官员的生活比起来，也是十分清贫的；甚至一些内地逃到香港的“高级难民”，也比她的生活要好许多。当时，克拉克女士激动地说：“从孙夫人的日常生活，就可以推知孙夫人廉洁勤政的品格。国外捐助中国的款项物资，交到这样的人手里管理，人们是绝对可以放心的。”
会议开始后，宋庆龄简要介绍了保盟的任务，即在“需要者（即中国人民）”与“资金、物资捐赠者（即国外有关机构与保盟支部）”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一方面让国际朋友知道中国战区和敌人占领区人民的真正需要，一方面把捐款和物资送到真正和迫切需要的人们手中。
当时，宋庆龄以宏大的政治家气魄团结了一大批中外著名人士，直接参加或者支持保盟。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担任要职，当天未能出席这个成立会议。但是他们都发来了电报或信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并准备担负保盟分配的任何任务。会议经过认真磋商和选举，决定了保卫中国同盟的领导人。他们分别是主席宋庆龄，会长宋子文（当时亦是国民党政府要员），保盟中央委员会委员有孙科（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长）、冯玉祥（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印度国民大会党领导人尼赫鲁、美国议员罗伯逊、德国知名人士托马斯曼、美国报业巨子卢斯、中国出席国联大会首席代表颜惠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及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等。克拉克女士自告奋勇，担任了保盟的名誉秘书，香港大学教授法郎士任名誉司库，中共驻香港办事处人员邓文钊任司库。原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和新西兰作家贝兰任保盟中央宣传委员，廖梦醒、王安娜、邹韬奋、金仲华、陈君葆、许乃波等人也都参加了保盟中央的工作。而宋庆龄的亲密战友、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何香凝则亦是保盟的积极支持者。
保盟成立后，宋庆龄始终注意坚持保盟的宗旨和原则立场，她把中国人民的斗争和世界人民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反复强调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意义。当时她讲过：“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侵略和黑暗统治的伟大斗争中，中国是一个公开的战场。”她对欧美听众发表谈话说，“中国人民在斗争中已经在帮助着你们”，因此在需要者和捐赠者之间，是互相帮助的国际主义关系，而绝不是“乞求”和“施舍”的关系。当年，她创立了一种全新的理论，开创了一种既让外国朋友帮助中国人民抗日，又不许外国势力借机在中国土地上施加政治影响的良好局面。
这一天，迎着初升的朝阳，爱泼斯坦迈着潇洒的步子，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流，向宋庆龄的香港寓所赶去。作为保盟的宣传委员，今天他就要正式开始工作了。保盟目前没有办公室，宋庆龄就把所有办公地点安排在自己家中，这也是为了节省经费。爱泼斯坦倒乐意这样的安排，因为这样可以在孙夫人身边工作，直接聆听她的教诲。今天上午，他必须赶出保盟的机关刊物《新闻通讯》的第一期。稿件他倒是不愁，感到为难的是这个机关刊物还只能油印。那么，他今天不仅要当编辑，还要兼任刻写蜡纸和推油印机的工人。他这个全世界最大的通迅社美国合众社的大记者，今天操起这种原始的工具，似乎有点与身份不符。不过，他心里还是很高兴的。他边走边吹起了口哨，最初遇见孙夫人的那一幕，不禁又浮现脑际……
那还是广州沦陷以前。那次盛大的广州火炬游行队伍在大街小巷婉蜒行进，当队伍行进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时，利用门前的一大片空地，群众渐渐聚拢起来。当时，宋庆龄被拥到一块高地上，向游行者发表了讲话。而宋庆龄看到聚拢来的人群中，有一些是外国人，便就一些国际问题激昂地讲了起来：
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完全是一场侵略战争，而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则是一场反侵略、反奴役的正义战争。世界各国应该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支持中国人民抵抗侵略，制裁日本军国主义。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有些国家却提出了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比如，英国政府率先提出在上海建立‘中立区’，美国政府宣布禁止它的船只向中日两国运送武器。这看起来好像很公平，但实际上呢，这样做只是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抵抗力量，对侵略者却起不到限制作用。有人可能以为，这样可以换取日本对他们利益的不侵犯，但事实上这是一厢情愿的。比如说，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日本帝国主义者就已经使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害和破坏。日本军舰拦截英国的商船，扣留和破坏香港领海的海关巡逻艇；仅在上海，英国已有数百万英镑的财产被日本的军舰和轰炸机所破坏。
至于说到美国所谓禁止向中日两国运送武器，这也是虚伪的。近日日本飞机对广州的轰炸，身在这里的美国侨民你们不感到最难受吗？因为落在你们四周的炸弹，就是美国制造的，敌机就是美国汽油发动的。而美国政府从中得到了什么呢？日本轰炸机追击美国大使，险些使他送命。美国政府应该明白，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包含着对于美国本身的威胁……
这时，听众中呼起了口号：“世界各国团结一致，共同制止日本侵略！”
当时周围正有一些岭南大学的美国教授和留学生，他们听了宋庆龄的演讲，有的摇头叹气，有的耸肩摊手；也有的人皱着眉头表示怀疑：“真是这样的吗？”
这时一位英俊的白人小伙子站了出来，大声说道：“孙夫人讲得太对了！我就清楚地知道，日本用来屠杀中国人民的战略物资，有80％是购自美国的。”
“真的？那我们应该向政府写一份报告，要求他们立即改变目前的方针，再不能姑息和纵容侵略者了！”周围的美国人情绪激动起来。
宋庆龄借着火把的亮光，仔细注视了一眼刚才讲话的小伙子，然后悄声问身边的格兰尼奇：“这个白人小伙子是谁？”
格兰尼奇诡秘地一笑：“他呀？夫人是同他打过交道的，应该知道他的大名，他就是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不过您同他还没有见过面呢。可是他对夫人并不陌生，早就是夫人的崇拜者了。”
“嗅，爱泼斯坦！那是一个正直的、有头脑的年轻人。游行结束后，请你设法找找他，我想同他谈谈。可以吗？”
“那太好了！他曾给我主办的《中国呼声》写过稿子。一次谈话中，他得知我同夫人熟识后，曾要求我安排一次同您的会面，我还没来得及同您讲呢，现在夫人主动约他，也算是帮我还了欠帐啊。”
第二天，爱泼斯坦早早就来到了宋庆龄住处。
“小伙子，能给我先谈谈你的情况吗？”宋庆龄满面含笑地问。
爱泼斯坦当时虽说采访过不少名人，但像眼前这样面对一位世界知名人物，用这样的方式开始谈话，还是不多的。他多少带出点腼腆来：
“孙夫人，我……我是个很普通的人……”
“啊，小伙子，我们随便聊聊。我们过去打过交道，但是一直无缘见面。昨天晚上你的几句话，给了我很好的印象。我已经感到，你在中国是可以干一番大事业的。”
“感谢夫人夸奖。我还是说说我的简要情况吧。我1915年出生于波兰，自幼随父母定居美国，但童年是在中国的天津度过的。1931年起在《京津泰晤士报》从事新闻工作。1937年起任美国合众社记者……哦，就是这么多。”
“没了就这么简单？”宋庆龄笑着问。
“对！还有，我在十几岁时就读了美国文森特·希恩写的《个人的经历》那本书。文森特在这本书中对孙夫人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深表钦佩和赞赏。自从读过那本书后，我就对孙夫人充满了敬意；并且一直想见到夫人，想能够在夫人领导下为中国的革命贡献一份力量。后来当我在天津英语日报工作的时候，就开始常常收到有夫人签名的声明和呼吁书。比如，有谴责国民党暗杀杨杏佛罪行的、有1933年在远东反战大会上的演说、有营救‘七君子’的声明……”说到这些情况时，爱泼斯坦已经丢掉了最初的那种羞涩表情。他思路明晰，口齿伶俐，脸上洋溢着对孙夫人的虔诚敬重之情。
“哟！你还记得真清楚。”宋庆龄说。
“是的。因为像这样的文章是不很多见的。夫人的文章中总是充满着一种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一种具有远见卓识的深刻思想。尽管那些文字常常是一些字迹比较模糊的复写本，但每次我都要不惜费时逐字辨认，然后誊写清楚，再把它发表出来。当时我曾多次想给夫人复信，以表达我的感想。但是很遗憾，夫人的文章往往是装在没有复信地址的信封里寄来的。”
“谢谢，谢谢你帮我发表那些文章，也谢谢你帮我辨认那些模糊不清的文字。那时不写明地址，是不得已而为之，想你能够理解吧？”宋庆龄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些情况，也不由得激动起来。
“不必谢什么，夫人。倒是我应该谢您。是您的那些文章，使我对中国的真实情况有了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