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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共”，要么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与此同时，蒋介石将其军政大员陈诚、卫立煌。蒋鼎文以及樊格甫、万耀煌等人，调集西安，召开西北“剿共”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旧调重弹，坚称其“剿匪已到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抗日请求，则再次诡称“时机尚不成熟”；并反复兜售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主张。会上蒋介石还任命蒋鼎文为“剿共”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并立即调中央军嫡系部队计20个师约30万人进驻陕西。同时，为切断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共红车的联系，蒋介石还调胡宗南的第一军向陕北靠拢以监视东北军和西北军。当时蒋介石的意图是，如能威逼张学良和杨虎城继续进攻陕北红军当然最好；而万一张、杨不听招呼，则利用其中央军大军压境迫使东北军和西北军出陕并分离，以期相机解决。可以说，当时蒋介石对东北军和西北之十七路军的本意，是包藏了一定的祸心的。
因此，对于蒋介石当时的这种倒行逆施的安排，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当然是无法接受的。于是，双方之间的矛盾再度激化。
本来，张学良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以来，屡屡被蒋捉弄带蒋受过，可说吃尽了蒋介石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苦头。尤其令张学良无法忍受的是，1935年秋他受蒋驱使，率部人陕北与红军作战以后，仅数月时间便损兵折将，致使东北军遭到沉重打击。而就当此际，一向说得比唱得还好听的蒋介石，不仅没有考虑给东北军弥补损失，反却授意何应钦取消了东北军被歼灭的部队番号。终于，张学良认识到了蒋介石的狼子野心，并开始迷途知返了。恰逢此时，毛泽东率周恩来等12位红军将领，发出了致张学良等东北军全体将士的公开信。当时中共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等口号，在东北军官兵中引起强烈反响。于是，内战首先在陕北前线、在东北军和红军之间打不下去了。
与此同时，亦在内战中苦苦寻求出路的驻西北十七路军总指挥兼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将军，也在共产党员南汉高等人的影响下，开始积极主张停止内战、抗日救国。就这样，截至1936年春天，在陕北前线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均已结束了同红军的对峙状态，并实际上建立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
前述情形也便就是蒋介石刚愎自用、尚未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处的危险处境。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再一次面见蒋介石，陈述其“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但面对张学良慷慨激昂以至痛哭流涕的最后诤谏，蒋介石竟半句也听不进去。最后，他居然拍起了桌子，大骂张学良“年轻无知”；并声称：“你就是拿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停止剿共！”至此，张学良原本对蒋残存的最后一点期望，也就彻底破灭了。恰巧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令张学良更加悲愤莫名的事件。可以说，这件事是几天后爆发的“西安事变”的催化剂和直接导火索。
1936年12月9日，西安市为了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爆发了大规模的爱国游行示威。当时，示威的进步学生和广大群众徒步自西安市内向临潼华清池蒋介石的行辕进发，要求蒋介石立即停止内战，答应抗日。蒋介石获知此事后，公然调动军队准备血腥镇压，并命令当时正在华清池的张学良“用武力制止”。鉴于情况万分危急，张学良立即驱车赶至十里铺拦阻游行队伍。当时在游行队伍中，有不少东北流亡学生，人们一见是张学良来了，竟情不自禁地高呼：“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死，让我们前进吧！”其情其景，甚是悲苦，当即感动得张学良热泪盈眶。他无比悲切地向示威学生劝道：
我可为你们的代表，有话可以代达；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的代表，可酌量考虑你们的要求……在一星期内，我准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
张学良安抚回去了游行示威的学生和群众后，旋于第二日又来到华清池向蒋介石作最后一次努力，但结果仍是不欢而散。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变本加厉，大动杀机。他严令张学良和杨虎城抓捕西安抗日青年，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爱国行动。
于是，西安这座处在极度忍耐之中的历史名城，仿佛一座行将爆发的火山一般，山雨欲来风满楼。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此时终于忍耐到了极限。激忿之中他们感到，是蒋介石把他们和东北军、西北军退到了悬崖尽头。不仁不义者，蒋介石是也。于是，一个酝酿心中已久的空前大胆的想法，被两位将军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定：
兵谏蒋介石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和杨虎城在新城大楼十七路军总部下达兵谏命令。旋即在张学良的侍卫营长孙铭九的率领下，东北军的一个骑兵旅和一个卫队团迅速包围了临潼华清池蒋介石的行辕。一时，骊山脚下枪声大作。蒋介石的卫队虽作了顽强抵抗，却终归寡不敌众，蒋介石的侄儿暨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以及20余名卫兵当场被击毙。蒋介石则在混战中仓皇出逃，但亦很快被孙铭九带人捕获，并押送至西安城内杨虎城的绥靖主任公署新城大楼。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西安的随行大员陈诚、陈调元、蒋鼎文、蒋作宾、钱大钧、朱绍良、卫立煌、邵元冲、万耀煌等人，也在西安被张、杨所部软禁起来。其中，邵元冲因越窗出逃未遂，被击毙。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后来当蒋介石脱险之后，曾专门著了一部《西安半月记》。其本意当然是要为自己强词夺理并伪饰狼狈，但文中基本记述了当天蒋介石本人在华清池沦为阶下囚的具体经过。兹摘录如下，以立此存照：
叛部乃四出搜索，经过余所在之穴前后两次，均未为所发觉。忽闻距余二三丈外之地，有与叛兵厉声争执者；察声，知为孝镇。时叛部搜索益急，闻岩穴上叛兵相语日：“此间有一服便衣者，或即为委员长也。”另一叛兵日：“姑先击以一枪再说。”又一叛兵呵止之日：“不要胡闹！”余乃抗声答日：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如尔等以余为俘虏，则可将余立即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称不敢，向天空发枪者三，高呼：“蒋委员长在此矣！”旋孙铭九营长来前，向余长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余乃知围攻行辕者，为张之卫队第二营也。孙随护下山，至华清池行辕前。余欲入内稍慈，见门内物件纷乱，尸体枕藉。孙坚请余登车入西安，谓：“委员长所居之室，已凌杂不可居，营长奉上官命，请委员长入城。”余命孙：“找尔之副司令来！”孙日：“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对上官叛变，实对国事有所请求，将面陈子委员长，望委员长接纳吾人之所请。”余怒斥日：“叛逆狂谬至此！无多言，欲毙余，则速毙余可也！”孙与第一零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又向余敬礼，请登车入城。余欲见汉卿询其究竟，遂登车行。
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既扶余登车，夹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车前，即张汉卿亲信之侍从谭海也。车向西安城直驶，经东关，遥见张汉卿之车，唐旅长谓：“副司令来矣！”既近，实非张，乃来传令送余至何处者。唐旅长询前坐之谭副官：“送委员长至何处？”副官答：“新城大楼。”新城大楼者，即西安绥署，杨虎城所居，余闻而大疑，以围攻叛变者为东北军，何乃送余至杨处？时车已近东门，见守卫兵士均佩“十七路”臂章，余更为骇异。继思昨晚约宴客各将领，虎城未到，必以先赴张宴，为张所给，被其扣留。更念中央在西安之高级将领，必为其一网打尽矣。顷所见佩“十七路”臂章之兵士，疑系张部将第十七路军留西安部队缴械后，褪其军衣而令东北军服之，以掩人耳目者。盖虎城参加革命之历史甚久，亦为本党之老同志，信其不致附和叛变也。既入城，唐君尧旅长向余喟然叹日：“委员长鬓发渐白，较二年之前我等在庐山受训时，苍老多矣！国家实不能一日无委员长！只是看西安城内之繁荣景况，与二年之前大不相同，非委员长主持西北建设，易克臻此？甚望委员长善自珍重！”余未及答。
十时，抵新城大楼……移时，绥署之“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来，孙铭丸以护卫之责交付于宋而去。
1936年12月12日傍晚，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联名通电全国，申明“西安事变”逮捕蒋介石理由，其电文内容大致如下：
“东北沦亡，时愈五载，国权凌辱，疆士日蹩，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进谏，屡遭重斥……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平安，促其反省。我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七、切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前述电文内容，就是后来以“八大纲领”著称于世的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政治主张。大约与此同时，张、杨二位将军也将“西安兵谏”的情况及其“八大主张”，通报给了时驻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
同时，张学良还专门致电蒋夫人宋美龄，申明自己“生平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并请宋美龄放心，他绝不会加害蒋介石。
随即，张学良又召集“西北剿总”全体将领训话，陈明他与杨虎城此次发动“西安兵谏”的缘由。当时张学良情词恳切地讲道：
我内心不愿作剿匪工作，在外侮日近的时候，用枪来打自己的人，我万分的难过！我曾同蒋委员长讲过几次，可惜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辞……我们对蒋委员长绝对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而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
从前面张、杨二位将军一系列电文内容以及张学良的讲话内容来看，他们发动“西安事变”的本意，的确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忠心耿耿，“可质天日”。然而，在当年那样一个黑白颠倒、暗无天日的社会里，好人却实在是太难做了。面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一片磊落和赤诚，蒋介石及其当时南京政府的众多宵小们，最初却作出了极其令人失望的反应。先是蒋介石，于“西安事变”发生后煞有介事地写了一份“遗嘱”，要张学良转交其夫人宋美龄。“遗嘱”中蒋介石写道：
美龄吾妻：余决心殉国，经国、纬国吾子即汝子，望善视之。蒋中正。
1936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