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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江苏高等法院院长和首席检察长深知宋庆龄身后站着民众和国民党中央大员，他们互相推倭，谁也不肯出来，并且也不知道如何应对。于是两人跑又跑不出去，出来又不知该怎么办，最后竟然狼狈地藏了起来。
就见两个小办事员被打发出来，他们结结巴巴地说：“夫人，夫人请勿见……见怪，院长和检察长今天……今天都不在，夫人有什么事就对我们说吧。”
可惜这两个人表演得太拙劣了，假话说得一点也不像，宋庆龄顿时动了怒：“我每次见蒋委员长，他都要亲自出来迎接。你们院长和检察长的官职能大过蒋委员长吗？怎么架子倒比他还大呢？你们马上回去告诉他们，今天我是非见他们不可！”
在宋庆龄那高贵的气质面前，一时两个小办事员唯唯诺诺，简直不敢仰视宋庆龄。听宋庆龄说完，他们只好互相望望，摇摇头，躬着身退了回去。
再说里面的法院院长和检察长听两个办事员来报，顿时个个哭丧着脸直摸后脑勺。看来，今天不出去见孙夫人肯定是不行了，可是见了又怎么说呢？孙夫人不是来视察工作，不是来作指示，她今天来是要求进监狱的。摸摸自家有几个脑袋敢把孙夫人关进监狱！可是不让她入狱又是不听她的话，究竟怎么办才好呢？
两个人先是一齐发愁，问了一会儿那院长突然冲检察长发起火来：“说到底，孙夫人到这里来，还不是因为沈钧儒等人的案子？这案能判吗？都是你这个家伙吵着嚷着要起诉起诉，要我开庭开庭！现在可好，孙夫人来了，她也要住监狱。这事就该你出去，或者你连她一起起诉，或者你向人家讲清楚。”
检察长一听也生了气：“我起诉？你当我愿意起诉吗？我不知道这案子是怎么回事吗？归根结底那是蒋委员长的命令！蒋委员长让你我在这里做官，我们就得听他的，他说谁有罪谁就有罪，他让起诉谁审判谁我们就起诉谁审判谁。你怕孙夫人问罪不敢出去，那我更不出去！反正是你开庭审案，沈钧儒有罪没罪是你法院宣判，孙夫人主要是找你，你能躲我更能躲，看最后究竟谁倒霉！”
这边两个人还在赌气呢，在旁一个办事员开了口：“两位长官，孙夫人可还在门口站着哪！现在外面已经围了很多人。就这样僵持下去，最后恐怕不好收拾呀。”
那法院院长又发了火：“你们这两个笨蛋，干嘛不先把孙夫人请进来坐？这样把人晾在门口，出了麻烦我先把你们两个开了！”
那办事员仍辩解说：“院长您别说开了我们，就是杀了我们也办不了这事啊。夫人刚才不是说了吗，她每次见蒋委员长，也都是蒋委员长亲自出门迎接。你们不出去人家就是不进门，她在门口站着是晾的你们的台。我看，你们还是赶快出去迎接的好。”
那位院长看了检察长一眼：“唉！我们俩是一根草棍上拴的俩蚂蚌，谁也甭想单蹦，我看咱们还是出去吧。”
检察长眨巴了几下眼睛说：“别忙，今天孙夫人为沈钧儒的案子亲自来，我们肯定应付不好，免不了要出丑。她带了十几个人，我们不能让他们都在一起看着，在场的人越少越好。是不是让他们选两个代表……”
“好，好主意！一个孙夫人我们都招架不了，再加上那么多人，指不定谁会冒出什么话来呢。对，就这么办！”那位法院院长和检察长在这一点上倒是统一得很快。
待来到大门口时，那位院长几乎要一躬到地：“啊呀，孙夫人，他们只说外面来人，并未言明是夫人亲自驾到，有失远迎，得罪得罪呀！”
宋庆龄故意矜持地说：“二位公务繁忙，我以为你们顾不上接见一个要进监狱的人呢！”
此时两人哈着腰，一个说“哪里哪里！”另一个也说：“误会误会！”
门口的群众开始看院长不肯出面接待宋庆龄，都愤愤不平；此刻又看见两人在宋庆龄面前的狼狈相，不由地卿卿喳喳，发出嘲讽的笑骂声：“刚才说不在，这会又从哪儿冒出来了呢？“人家到了门口，还躲着不出来，这会还有脸说‘有失远迎’，真是屁话！”
旋即在院长和检察长一路点头哈腰地带领下，宋庆龄及其一行人定进了江苏高等法院大门。
宋庆龄同意了院长们派代表谈判的要求。经简单商量，宋庆龄和胡愈之等人作为大家推举的代表，和那位法院院长及检察长进行谈判。
谈判一开始，宋庆龄就责问那位院长大人：“我先问你一个问题，爱国究竟有罪无罪？如果说爱国无罪，你们就应该马上把救国会的7位领袖释放回家。如果说爱国有罪，我们这些人都是爱国的，你们现在就把我们抓起来，关进你们的监狱。”
这简直是一个两难选择的问题，当下那位法院院长和那位检察长既不肯放人又不敢说爱国有罪，更不敢让宋庆龄等人住进监狱。于是滑头的院长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地支吾道；
“夫人，苏州天气太热啦！这几天持续高温，夫人身体要紧，还是请回上海休息吧。”
宋庆龄掏出一方真丝手帕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回敬那院长说；“天气热是真情。尤其你们法院大门口，太阳毒得很啊。”说到这里她紧紧盯着对面那两人的眼睛；两人赶忙避开，不敢接腔。
停了一下，宋庆龄又严肃地说：“不过我到苏州，并不是来乘凉的。既然你们敢开庭审判沈钧儒等，我们这些人就和他们一样都犯了爱国罪。我们爱孙先生创立的中华民国，触犯了你们的法律。今天我们就来投案自首，主动要求人狱！”
此时那位法院院长无法推托，只好说：“嗯…这个……就救国会本身来说，应该是无罪的……”
宋庆龄立即追问：“既然救国会无罪，救国会的7位领袖就应该马上释放！”
“这个么…还要等法庭审理的结果……”
于是宋庆龄把自己的箱子往院长面前一推说：“7领袖不能释放，我们也不能独自在外面生活，今天就进监狱和他们一起坐你们的大牢吧。”
对于宋庆龄入狱的要求，那位法院院长吭哧了半天说：“你们要求入狱，这得有证据法院才能受理啊。没有证据，我不敢随便让人坐牢的。”
宋庆龄针锋相对地说：“证据充足得很！我和‘七君子’一样都是救国会的执行委员，他们”宋庆龄四手一指胡愈之：“他们也都是救国会的成员。‘七君子’有罪，我们自然不能逃脱。你只管把我们关进去就是了。”
再说那位检察长情知事情难办，乘宋庆龄和那法院院长说话的当口，竟悄悄贴墙跟溜了出去，再也不肯露面了。
此时那法院院长一再推托：“要投案得有证据，否则不能受理。”
宋庆龄则强调：“我是救国会的执委，连报纸上都有记载，这就是最好的证据。”
宋庆龄逼那法院院长立即为她及其随行的人员办理收审关押手续，搞得那位院长面红耳赤，浑身大汗淋淋，手足无措。
当然宋庆龄此时心里明白，说要入狱，谅他们不敢收审。不过是借此制造舆论，支持“七君子”以使他们能够早日出狱而已。
在僵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宋庆龄不无勉强地说：“既然你认为我们证据不足，不好受理。我们就先让一步，今天先到狱中探视7领袖。待回到上海补充些证据，改日再来投案也行。”
那位法院院长一听，这等于宋庆龄把他提在空中悬了半天然后又扑通一声放了下来似的，他立即如遇大赦一般，赶紧知趣地说：“夫人要去探望他们，我马上安排！至于补充证据再来投案，我求求您，请夫人千万不要再来了！”
此时已在狱中被关押了8个月之久的“七君子”，见到宋庆龄等人亲自到狱中来看望他们，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当时，“七君子”中惟一的女性史良见到宋庆龄时，一下子扑在宋庆龄怀里，两个人长时间地紧紧拥抱着。宋庆龄把带来的新鲜水果和营养品送给他们，并且鼓励他们说：“你们在狱中顶住了敌人的种种威逼利诱，表现了非常可贵的革命气节。我敬佩你们！救国会的同志们敬佩你们！全国人民敬佩你们！”
与宋庆龄同来的几位此刻亦一齐用掌声表达对“七君子”的敬意。于是“七君子”也用掌声表达他们对宋庆龄一行的感谢。
宋庆龄接着说：“现在全国已经有上万人签名和你们一起同服‘爱国罪’，我们今天就是来投案，要求和你们一起坐牢的。但是他们不敢关押我们。民族危亡，爱国无罪，全中国的人民都在支持你们，你们是一定能够获得自由的，胜利终将属于我们一切爱国的人们！”
最后，宋庆龄等人看到此行的目的已完全达到，才与“七君子”依依惜别。
那日下午，当宋庆龄一行离开苏州的时候，一阵惊雷滚过天空，万条雨线自天而降，给长期间得人喘不过气的江南带来了夏季难得的清凉。
当天，“国母”孙夫人为营救“七君子”亲自到苏州要求入狱的消息不胫而走，给各地救国会的同仁和全国正直爱国的人们以极大的鼓舞，营救7领袖的活动顿时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当天下午，苏州就有40多人也到法院投案，要求与7位领袖一起坐牢。接着各地又有不少人前来要求服“爱国罪”，弄得国民党江苏高法当局应接不暇，审讯“七君子”的活动再也无法进行了。
当天晚上，狱中的“七君子”又给宋庆龄写信，再一次表达了他们对宋庆龄的敬意和谢意；并且详细汇报了他们在狱中坚持读书看报、锻炼身体的情况，以及随时准备出狱参加更艰巨斗争的决心。
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宋庆龄与何香凝及其他倡议发起爱国人狱运动的众位同仁，直接给国民党最高当局拍发电报。他们拟好电文后，分别发给了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蒋介石、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立法院长孙科、考试院长戴季陶、司法院长居正、监察院长于右任和司法行政部长王用宾等人，对宋庆龄到苏州时的司法长官先是避而不见、接着又妄自做大、对宋庆龄的要求充耳不闻的行为表示愤慨；并且表示和全国一切救亡运动中的人一样，断不敢坐视沈钧儒等在狱中受困，而与他们同样进行救亡活动的人在外独享自由。如果沈先生等不能获释，他们将再请入狱。因此敦请上述这些大员们迅速出面主持公道，以慰全国爱国人士之心。
这封电报同宋庆龄亲赴苏州要求入狱一样，是她同蒋介石斗争艺术的又一部杰作。宋庆龄明知江苏高法方面的所作所为完全是秉承蒋介石意志行事，却故意避而不说，而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江苏高法长官，然后再进行谴责；这样就使其他人便于说话，而蒋介石却哭笑不得。
正当此际，1937年7月7日，驻华北日军在北平卢沟桥向中国守军发动袭击，中国军队忍无可忍，当即进行自卫还击。于是，一场改变中国百年历史走向并且影响到未来中国命运和世界格局的伟大的抗日战争，终于爆发了。
此时，日本军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已经彻底暴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至此，事态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救国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正确性，证明了“七君子”真正是为民族和国家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