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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知道什么？能说出什么？”吴铁城仍有些满不在乎。
“她说……说这是当局和日本人勾结所为……”
吴铁城“腾”地从椅子上跳起来：“什么和日本人勾结？她怎么说的？”
“声明中说：‘任何理智清晰的人士都明白，这种逮捕以及这些罪名都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影响所致……这些罪名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故意制造出来，使中国政府与救国会发生恶感，由是将政府与人民分裂，以送其阴谋的。”
“这…这……孙夫人没有明白指责政府，却说这是受日本人影响。高，高！这样也就不好找她的茬了。可是实际上却比明指政府还厉害。你想，这与日本人勾结的罪名，就是汉奸罪呀！这可怎么办呢？”
“那就顺水推舟，让日本人承担罪过去呀！”
“嗯，这是得给日本人说，看他们怎么办。”吴铁城倒果真从秘书这里受了启发。
本来，宋庆龄一站出来，就已证明专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救国会并没垮，还在照常运转着。现在她又发表了这么个声明，把中国人对逮捕“七君子”的仇恨反而引到了日本人身上。日本领事馆对宋庆龄又恨又怕，可折腾了半夜也没想出什么高招。最后还是动用起看家的老本事造谣。
那天坐在救国会总部的宋庆龄，刚刚收到冯玉祥的复函。冯玉祥在函中说，已经遵照孙夫人所示，给在洛阳的蒋介石发电，说明“七君子”热心国事，本意是好的。如若关押反招国人反感，并敦请蒋尽早电令放人。
宋庆龄很满意，正拟再给冯玉祥写封回信，忽然有人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一看宋庆龄正在办公桌前坐着，那来人既有些惊喜，又不免为自己刚才的冒失有点尴尬。他摸着自己的后脑勺，自我解嘲地笑了一下：“嘿嘿，孙夫人，您在呐！”
宋庆龄谦和地笑笑，并没有怪罪他的意思：“什么事这么急匆匆的？”
“孙夫人，今天的一些报纸，在显著位置刊出一条消息，他们造谣说夫人被法租界逮捕了，而且列出了罪名，说是孙夫人从事共产党活动，与第三国际有联系。我真怕是这样，所以急忙赶来。现在一见夫人还坐在这里，显然那些消息又是造谣。这些卑鄙的报纸！”
宋庆龄吃了一惊：“有这样的事？”
“您看，报纸我还揣着哪。”
宋庆龄接过翻了一下，果然几份报纸在一版位置上都登有这条消息，内容大同小异，显系出自一个地方。她沉思了一会儿说：
“你注意到没有？这几份报纸有什么共同点？”
“我没有看出来。”
“这几家报纸都是日本人控制的。显然是我前天的声明刺痛了他们，才想出这个办法对我报复的。我猜日本人的本意大概有两个：一是破坏救国会的活动，在外地或不明真相的救国会成员，看了这条消息，一些人可能就不敢再参加救国会的活动了；二是他们大概是想暗示法租界或国民党政府，可以用这种罪名对我进行逮捕。这种卑劣的伎俩，是不值一驳的。”
“夫人，那也不能听之任之啊！”
“只要我在公开活动中一露面，这种谣言就会不攻自破。当然我会在适当的时候给予驳斥的。他们的阴谋决不能得逞！”宋庆龄斩钉截铁地说道。
不久，宋庆龄充分利用她的威望和影响，加紧与各地联系，掀起一场营救“七君子”的声势浩大的运动。
当时的美国教授杜威和爱因斯坦等著名学者和科学家，致电国民党当局，要求恢复沈钧儒等7人的自由；
海外有名望的华侨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请求；尽快释放“七君子’；
冯玉祥、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因为蒋介石对前次他们请求放人的电报不予首肯，也便又在南京等地发起征集十万人签名活动，以表示民意之所向，敦促蒋介石心上觉悟；
张学良去洛阳面见蒋介石时，当面要求释放“七君子”。据说当时蒋介石不仅不听，还对张学良发出严厉训斥，致使两人不欢而散。可以说，此事后来也成为激发“西安事变”且张杨扣留蒋介石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时，因蒋介石迟迟不肯放人，救国会中一些人不免着起急来。一天，总部一位干部面见宋庆龄时流露出了这种情绪。
“孙夫人，蒋介石是个榆木疙瘩脑袋，顽固不化。像这样和平营救，恐怕他根本不会放在心上。”
宋庆龄点点头，望着他等待下文。
“依我看，我们应该再给他烧一把火！”
宋庆龄当即激灵了一下：“怎么个烧法？”
“救国会现在有您亲自出面领导，组织更巩固、更坚强了。我们在全国有那么多机构人员，如果您发个号召，全国各地就会一齐行动起来。我们发动群众上街游行示威，就可以显示我们的力量，蒋介石就不能装聋作哑了！”此刻那位干部的情绪已经很激动了。
宋庆龄站起来，在室内踱了几步，才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为了救‘七君子’出狱，你这种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这样做于当前来看，恐怕不够妥当。”
“为什么呢？”
“你想，我们救国会的目的，是为促成全民族的团结以便抗日救亡。如果我们发动这样一场群众运动，大家的情绪会怎么样呢？那是很容易激起群众对政府当局的不满。那样一来，一是会偏离我们救国会团结一切救国力量，图谋民族解放的宗旨；二来会使蒋介石以及他身边的极右分子，以此为借口，加害7领袖并镇压群众。如果出现那种混乱局面，岂不是让日本侵略者坐收渔翁之利？这样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能做呀！”
那位干部沉默了好一会儿，站起来说：“孙夫人所虑极是。咳！怎么我就没想到这一层呢！”
宋庆龄又说：“我估计有你原来那种想法的人可能还不在少数，你如果真的想通了，还要向他们多做解释工作。越是在关键时刻，我们越要保持头脑清醒，牢牢把握好斗争的大方向。千万要防止发生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啊！”
“夫人放心！只要道理讲透了，我们就不会再干那些不适宜的事情。我一定把孙夫人的想法多多向大家宣传。”
就这样，蒋介石一直想等救国会在营救7领袖的行动中一旦出现过火行为，就把“反对政府”的罪名结结实实地加在7领袖和救国会头上，以便进行更大打击的阴谋落空了！
一直对国民党政府和救国会的关系进行挑拨，以便双方出现大规模的摩擦对立时，乘机发动更大侵略行动的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次也等空了。
后来连敌人都不得不承认，当年宋庆龄领导下的救国会的斗争，有理有节，无机可乘。结果围绕“七君子”关与放的这局牌，国民党反动政府已经输定了。
转瞬到了第2年的初夏，烈日炎炎，暑气蒸腾。
这是一个坐在荫凉里摇着扇子还要热汗沾衣的日子。近午时分，从苏州火车站的出口处一溜出来十几个人，人人一色地提一只小箱子，撑一把遮阳伞，径直向当时设在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走去。
没走多远，路旁有人已经认出了走在最前面的那位身材苗条、面容美丽的女性，就是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孙中山夫人亦即“国母”宋庆龄。
一时在旁的群众好奇了：这么大热的天，孙夫人到苏州干什么来了？而且既没带警卫，又没有侍从，反而自己提着行李？于是立刻有一些人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停下来，跟随着宋庆龄一行人后面而去。
而紧跟在宋庆龄身后的其他各位，也都是当时社会上的知名人士，其中有诸青来、彭文应、张定夫、胡愈之、汪馥炎、张宗粼、潘大逵、张天翼、胡子婴、陈波儿等。就见他们人人脸上显出一种凛然赴难的慷慨神情，目不斜视，紧跟在宋庆龄身后一路前行。
众人一直跟到了江苏高等法院和检察院门前，心里越发好奇了：孙夫人到这里干什么来呢？
宋庆龄一行人刚刚来到两院门口，值勤的警察便认出了宋庆龄，马上立正敬礼：“孙夫人好！”
宋庆龄点点头，平静地说：“请告诉你们院长和首席检察长，就说我和沈钧儒等先生一样犯了‘爱国罪’，今天我特来投案，让他们把我抓起来坐牢吧。”
“不敢不敢！孙夫人，您是我们敬爱的国母，是中央领袖，怎么能让您坐牢？夫人，快请到会客厅休息！”
却说那警察气喘吁吁地跑进去，把情况向高等法院院长和首席检察长一报告，两个人也登时傻了眼。孙夫人发动爱国人狱运动的事他们早已听说了，但他们以为不过说说而已，造点舆论，给审判沈钧儒的案子施加点压力；却万万没想到孙夫人说到做到，这么大热的天，就真的自带行李坐牢来了。一时间，两个人大眼瞪小眼，完全没了主意。
原来，救国会“七领袖”被捕后，经宋庆龄亲自领导进行和平营救，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特别是“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答应了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提出的8项要求，其中包括释放沈钧儒等“七君子”在内的一切政治犯。但是待蒋介石被放回南京后，他又出尔反尔，不想履行自己的诺言，亦不肯痛痛快快地将“七君子”无罪开释。他认为，那样他蒋介石在全国全世界面前就丢尽了面子。为了个人的面子，蒋介石从来是不惜食言而自肥的。但是当时在全国人民要求的强大压力下，长期关押又不行。蒋介石就想给自己找一个台阶，证明自己当初抓人是对的，这些人确实犯有“危害民国罪”；现在放人也是对的，是我蒋某人宽宏大量。他多次软硬兼施，引诱“七君子”写出“悔过书”，然后再用取保释放的办法来了结此事。可是蒋介石的这一小小的把戏却早被识破，“七君子”坚决不承认自己有罪，不肯写什么“侮过书”。于是蒋介石无计可施，就想对“七君子”强行判罪。
宋庆龄得知蒋介石要在江苏高等法院对“七君子”强行审判定罪后，感到营救“七君子”的斗争已到了关键时刻，必须改用新的更有效的手段，揭露蒋介石的阴谋，以争取对“七君子”完全无条件的释放。为此，她接纳了冯玉祥想出的主意：以国母身份，要求与“七君子”一起坐牢。
就这样，当时宋庆龄联络了一批社会知名人士，发起了一场中外历史上都不曾有过的“救国人狱运动”。
很快救国人狱运动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著名的电影界人士应云卫、袁牧之、赵丹、郑君里、白杨和著名作家何家槐，以及许许多多的大教授、工商巨子，当时都签名表示愿意追随宋庆龄为救国去坐牢。一时间，这一运动轰轰烈烈，震动全国。
与此同时，在国民党中枢又响起了一个更高吭的声音，国民党元老何香凝女士说：“在孙中山先生弥留之际，我曾亲口答应孙先生在他身后保护好庆龄，如果庆龄去进监狱，我也必须随行。我已年近六十，行将就木。这残废之躯，无足可惜。为了民族和国家，虽万死亦不辞。”当时，作为孙先生遗嘱证明人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何香凝的这一声明，无疑在国民党中央上层，又给了宋庆龄以极大的支持。
此刻，江苏高等法院院长和首席检察长深知宋庆龄身后站着民众和国民党中央大员，他们互相推倭，谁也不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