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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方很容易将一切责任推到铁血锄奸团身上。一旦中日冲突骤起，王亚樵和铁血锄奸团就成了洗刷不清的罪魁祸首，成了民族的罪人。”
说话间华克之赶到，他主张立即发一份加急电报，暗示“情况突变，停止刺宋。”
“好是好，只怕时间已来不及；且电文也难以说清，更要冒泄密的风险。”郑抱真道。
当时3人急得团团转，想不出任何好的办法来。
万般无奈之中，他们毅然决定，3人搭乘当晚宋子文、重光葵的快车去沪，抢在宋子文和重光葵出站之前对空鸣枪警报，以便提醒他们别出车厢，从而破坏常玉清的计划；同时，他们3人估计王亚樵见情况突变，也会停止行动。
且说王亚樵接到郑抱真的密码电报后，便马不停蹄地在上海北站作了周密布置，手下人员分三组以旅客打扮，设成了三道阻击线。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猎物入网。
与此同时，另组杀手常玉清也亲率门徒来到了北站现场。
双方人马安排就绪后，只等重光葵和宋子文并肩走出车站，然后动手。然而常玉清根本不知道王亚樵的人马也在这里作了布置，更不会知道郑抱真的“紧急措施”。于是，一场密谋策划的“刺杀混战”在不知不觉的错位中等着开场了。
此时，一辆满载旅客的火车正在沪宁线上疾驶。
日本公使重光葵带着两名使馆书记官；宋子文带着6名贴身卫士和机要秘书唐腴，乘坐在最后一节花车上。此时，他们万万没有意识到大祸就要临头，一边交谈一边欣赏着已渐清晰的大上海的万家灯火……
进站时，列车减慢了速度。
列车停稳后，日本公使重光葵和宋子文这边的一行人，下车后方待向车站出口处走去，猛听“叭叭”两声枪响，旋即车站内外枪声大作，弹如飞蝗。一时间；旅客们争相奔逃。
那边重光葵和宋子文等人，一见情形不好，也慌忙躲避。
原来，前面说到的郑抱真和华克之二人，方才见宋子文和重光葵下车后已经走近出口，眼看就要进入王亚樵和常玉清的伏击圈内了。情急之下，二人不顾一切地紧急对空鸣枪，以示报警。
于是慌乱之中，那边常玉清一干人马不及细辨，只捡一个手持黑色皮包的人当成日本公使重光葵，一阵乱枪射击，那人顿时倒在血泊之中。而这边王亚樵等人，也把宋子文的贴身秘书唐腴错当成了宋子文。当时枪声一响，那位唐秘书方待躲避，不料一下竟数弹中身，脚下一软扑倒地上。当时走在唐腴肿身后的宋子文，一见唐中弹倒地，不免心下慌张也跌倒在地上。后经卫士抢救，旋又躲进站长室，最后宋子文竟一根毫毛未伤。
混战过后，众人方知此次暗杀中，替重光葵和宋子文冤死的，分别是日本公使的贴身保缥和宋子文的秘书唐腴肿。那位唐腴当时年仅32岁，刚自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归国，且刚刚新婚不久，不想竟这样没头没脑地替人送了命。
当时《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标题为《子弹没有击中宋》，其中登载了宋子文本人对这次暗杀未遂事件的叙述：
我正往车站外面走，在我离出站口大约15英尺的时候，有人突然从我的两侧同时开枪。我意识到我是射击的目标，立即把在灰暗的车站里十分显眼的白色硬壳太阳帽甩掉，跑进入群，躲到一根柱子后面。整个车站很快被刺客们的左轮手枪发出的烟雾所笼罩，乱枪从四面八方打过来，我的卫兵们则开枪还击。整整过了5分钟，车站的烟雾才消散。我的卫兵们看见至少有4名刺容在开枪，可刺客的人数也许还要多些。当烟雾消散的时候，我们发现同我并肩走的我的秘书，肚子、臀部和胳膊都中了枪弹。子弹是从两侧打进他的身体的。他的帽子和公文包弹痕累累。我比他高好多，可是我哪儿也没有伤着，简直是个奇迹。
当时究竟是宋子文命大，还是谋划他的人只是想吓吓他，提醒他小心；别跟蒋介石做坏事！这里已无从考证，只能作为悬案了。
不过，从宋子文遇刺这件事情中我们可以发现，蒋介石政权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动荡不安；甚而没过多久，便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了。
第十章 蒋氏独裁
1．争取美援财政部长的苦差
1933年4月18日。
一艘豪华型的“杰克逊总统号”客轮，缓缓驶离蒙蒙细雨的上海港。客轮发出深沉的笛声，旋即披波斩浪向大海深处驶去。
宋子文一行立在船头，迎着海风和细雨，频频向岸边送行的朋友和家人挥手告别。此时，岸边站满了打着伞具的黑压压的人群。
他们是：江海关盐督唐海安、法驻沪总领事梅礼蔼、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凯尔高、交通部长朱家骅夫妇、外交部次长刘崇杰、财政部次长邹琳、上海市长吴铁城、保安处长杨虎、南京政府顾问何东爵士、银行界代表李馥苏、商界代表闻兰亭。商界要人杜月笙和虞洽卿、宋子文夫人张乐。冶，及弟宋子良。宋子安等。当时前往送行的不下三四百人，光是各界赠送花篮就达100多个。这些花篮，此刻均放在他们身后的船舱里。
尤其是那欢送人群上空悬挂的大幅标语更引人注目，上书“欢送宋部长出席华府经济会议”字样，并随着欢送人群的口号和锣鼓声在长风中猎猎抖动……那场面、那声势，令宋子文一行激动。一时，宋子文禁不住地默吟起李白的诗句来：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渐渐地客轮也加快了速度。宋子文停止挥手，收起方才在码头上发表的书面讲稿，并向码头上的欢送人员行注目礼。
此刻站在宋子文身边与他一起前往美国的有：中国银行行长贝淞苏、财政部顾问杨格、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秦汾、前驻美使馆秘书魏文彬、秘书黄纯道等人，此外还有财政部驻沪办事处科员蔡寿生随同赴美并担任宋的译员。
海涛涌起山一般的巨浪扑向客轮，客轮迎风斗浪般地艰难前进。
宋子文出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迄今共有7个年头了。这7年间，那政治风浪并不亚于眼前这大海的自然风浪，此际联想起来，不免令人感慨万端。
宋子文坐在头等舱口凝望着咆哮的大海。远方的海是深深的，并看不出是蓝色，而近处的海水太浅淡，又成了无色。巨浪则像一匹精力充沛的野马，无休无止地追随着“总统号”巨轮。“总统号”每前进一步，仿佛都要付出全部艰辛似的。
一时宋子文陷入了沉思之中。
出访欧美，在普通人的眼里无疑是一趟异国观光的美差，机不可失。可是在宋子文眼里，因肩负着重任，与其说是美差倒不如说是一副沉重的担子。说实在的，最初宋子文并没想争取这趟所谓的美差。
1933年4月，美国总统罗斯福邀请英、法、德、意、日、中、墨等国政治领袖赴华盛顿，磋商复兴世界经济计划。美国政府先通知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再由施肇基将美国政府的邀请转致南京政府外交部。当时施电云：“美国政府邀请各国代表到美之意系：一、观察各国对经济会议所讨论各事项之态度；二、交换对世界经济复兴问题之意见，以示美国政府打开不景气局面之决心。至美政府与各国代表间交换意见，系个别举行，并无会议形式。”
当时赴美代表要求规格颇高，原则上是各国内阁总理一级以上。而当时南京政府的行政院长是汪精卫，故汪应是赴美的最佳人选。但因汪精卫自知不懂经济，且也一向跟英美疏远，所以此次会议他开始便推辞不去。
于是，尚有自知之明的汪精卫便竭力推荐宋子文。而当汪找到宋子文商量时，宋一口咬定：“我不够规格，你们的会我无权代授。这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可没有这个野心啊！”
汪精卫则问道：“那你说除我之外，谁合适？”
“立法院长孙科。”宋子文顺水推舟。
“究竟咱们三人谁去，请蒋先生拍板定音吧。不过你也要有思想准备。万一呢？我说的是万一。”
为此事，汪精卫又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当时想了想说：“你不去的这两条原因，都是实情。你说吧，谁懂经济，谁是美英势力代表？”
“除子文莫属。”
“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规格也不低。就这样定了！”蒋介石果然一锤定音。
于是汪精卫又东下上海，请宋子文出山。当日谈话至深夜2点，二人莫不推心置腹。汪精卫道：“此次来沪，完全是为敦促宋部长代表中国出席华盛顿谈话会。因此次会晤关系极大，世界各国莫不派遣第一流人物参加，如英国为首相麦克唐纳，法国为前总理赫礼欧。故我国人选，自应特别慎重。中央本预定你和孙科中择一人出席，但孙氏近期工作特忙。立法院近期要完成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组织法、国民大会的选举法及宪法草案等，均要于7月1日前完成，故不能脱身。中央决定由你前往，主要是你熟悉世界经济形势，出席更有针对性。”
“既然你们已经确定了，我就去吧。”原来宋子文推荐孙科，也并非是出于内心，经汪精卫这么一说，他便应允下来。
当时，宋子文是位办事认真的政府要员，他的这种作风，包括政府其他要员和他的部属当时都有口皆碑。赴美一事既然应允下来，就要开始工作，工作就要有工作的样子。于是宋子文开始了出发前的一系列紧张准备工作。
据史料记载：
4月15日，上午和下午，宋子文在上海先后召开了两次座谈会，讨论赴美出席会议的主要事宜。当时出席座谈会的有在上海的要员如立法院长孙科、中央研究院长蔡元培、副院长杨杏佛、上海市长吴铁城等人，井由秘书形成了书面材料。
4月16日，宋子文前往蒲石路汪精卫住处，与汪商讨其赴美后财政部的日常工作安排，及出席华盛顿谈话会的总体意见。当时二人达成以下共识：
在宋子文出国期间，部务由次长李调生、邹琳负责，张寿氛孔样熙从中协助；最重要事务，则随时用无线电向宋请示；华盛顿谈话会因无预定议程，一时难以确定具体意见。当时汪、宋认为，此会大致将讨论关税银价问题、中国战债问题及远东问题等等。
4月16日晚，当时新任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代表官方，在上海私邸为宋子文出国举办饯行晚宴。当时出席晚宴的有：上海市长吴铁城、市商会会长王晓籁、银行界领袖史量才等。当晚王晓籁在欢送词中首先对宋子文进行了一番吹捧：
宋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于时局紧急声中，奉政府之命，离国赴美，参与华盛顿召开之经济会议，至关重要。以宋部长之地位及宋部长于各友邦之信誉，自然应该宋部长亲去。希望宋部长此去能带回新鲜空气，解决国内的沉闷，并希望能达到经济制裁日本之目的……宋子文致的答谢词则犹如一篇优美的散文。他说：
兄弟蒙各位欢送，非常感激。惟当美国柬邀中国时，余国鉴于内忧外患之日亟，本不预备前去出席，嗣经各方之催促，及详加考虑后，觉此世界经济会议，虽非直接与远东问题有关，然因相互的关系，及有关世界整个经济问题之故，当即决定参加。并为迅速赴美起见，即决定于近日启程。以中国现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