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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初，日寇开始向热河进犯。1月1日，日军进攻山海关。山海关守军何柱国部奋起还击，安德馨营全体官兵300余人力战殉国。于是震惊一时的长城抗战爆发。但因孤军无援，中国军队寡不敌众，没有抵挡住日本陆海军的联合进攻，不久山海关沦陷。之后，日军开始向长城一线推进。当时，张学良将军放弃了东三省，犹冀保留热河及河北，以静候蒋介石同日本人交涉。山海关战事一开，张学良便知如再不抵抗，热河。河北就不能保住。于是决定调长城以内的东北军4万人进入热河布防。但是，当时张学良对抵抗亦没有把握，便致电蒋介石求援。
1933年2月11日，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受蒋介石之托，开始其北方之行。随行的有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等人。宋子文抵达北平后，即在阜成门内原清朝顺承王府，会见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张学良，听取情况的汇报。
2月18日，张学良将军陪同宋子文等人视察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在承德热情款待宋子文一行。在一次欢迎会上，宋子文慷慨陈词：“本人代表中央政府，敢向诸位担保，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我首都，亦无人肯作城下之盟。”
在此期间，宋子文、张学良等人在承德原清帝行官清音阁召开一次军事会议。会议期间，宋、张联名致电日内瓦中国驻国联代表团，表示中国军民“决心抵抗日军之进一步侵略。”张学良还与宋哲元等20余名高级将领发出通电，表示抗战到底并呼吁国人支援。
为了确保热河的防守，回北平后宋子文与张学良拟定了热河保卫战计划草案：决定成立两个集团军，每一集团军辖3个军团；其中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由张学良兼任，第二集团军司令由张作相担任，辖孙殿英、汤玉麟各一军团和张廷枢的第十二旅及冯占海等部义勇军。
2月对日，日军纠合伪军共10万人，分二路进攻热河，一“路由绥中攻凌源，一路由锦州攻朝阳，一路由通辽攻开鲁。不料当地守军20万人竟不作抵抗，望风而逃。致使日军长趋直人，于3月4日以百余骑先头部队突入承德，于是热河失陷。当时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装满了200多辆汽车运往天津租界，他本人也跟着逃走了。
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哗然。张学良自知失职，先曾表示要亲率王以哲等部去与日军拼杀以收复热河，结果落空。此时的全国上下，一致谴责南京政府，并要求对张学良、汤玉麟等按军法处置。迫于舆论的压力，张学良于3月7日电请辞职，以谢罪于国人。8日南京政府发布命令：“热河省政府汤玉麟，身膺边疆重任，兼统军旅，乃竟于前方军事紧急、忠勇将士矢志抗敌之时，畏缩弃职，贻误军机，深堪痛恨。着即先行去职，交行政院、监察院同军事委员会彻查严缉究办，以肃纲纪。”
随即全国舆论攻击的矛头，开始指向蒋介石。蒋介石深感自己“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于是就想追张下野，以为自己代罪受过。当时蒋介石要求张学良下野，也有多种原因：一是北方的阎锡山军队和冯玉祥的旧部，都因张学良曾在中原大战中与之作对，所以不听张学良指挥；这就无法靠张学良在北方指挥各军抵抗日寇，而中央军一时又不能调往北方。二是因为张学良体力不支，精神颓丧，统率诸军精力不济。三是蒋介石要张学良为自己代受罪名。后来张学良曾说过，“蒋先生认为，热河失守之后，我失土有责，受到全国人民的攻击。中央政府更是责无旁贷，他首当其冲。正如同两人乘坐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因眼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则可免同遭沉没；待将来风平流静，下船的人仍可上船。若是两人一起相守不舍，势必同归于尽，对自己对国家皆没有好处。”
当年3月9日，蒋介石约张学良在保定会晤。张学良抱着蒋介石可能决心抗日并补给东北军充足的弹药、以便收复热河的希望，从北平速往保定面见蒋介石。张学良到保定后，首先与先期到达的宋子文会面。宋子文转达了蒋介石的旨意：“失东北，丢热河，中央与张均责无旁贷，全国舆论指责……必须有一人下野，方可以平民愤。”
当即张学良只得表示：“既然如此，请立即免除我本兼各职，严予处分，以谢罪国人。”
9日下午4时，蒋介石所乘专列到达保定，张学良在宋子文的陪同下上车与蒋见面。当即蒋介石不待张学良开口，先用很严肃的口气对张学良说：“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则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蒋介石要求张学良于次日即飞上海，以免夜长梦多；并要张到上海后赶快出洋治病，出洋的名义和手续他已办妥。此时，张学良只好表示：“我不该丢失东北，早应引咎辞职。今又丢热河，更责无旁贷。我当然应该首先下来，请即免去我本兼各职，以申国法，而振人心……”同时张还提出：“日本野心要吞并中国，希望中央速调劲旅北上，收复热河保卫华北。”蒋介石一边听着一边言不由衷地连声说：“好，好，好！”
蒋介石离去之后，张学良失声痛哭，并对随从说：“蒋先生对日仍以外交为主，并想用黄郭（亲日派）到北平来主持政务，专办对日外交”，“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但我记得，仿佛林肯有几句话，讲人民是欺骗不了的……”
1933年3月11日，张学良通电下野。随即宋子文为其办完了出国手续。4月11日，张学良启程赴欧洲考察。
宋子文送走张学良后，蒋介石对宋子文说：“你为此事帮了忙。听说你与张的交情不错，做了不少工作。张这个人还要用，等到一定时机再说吧。”
4．宋母身后极尽哀荣
公元1931年，人称民国史上最黑暗的一年。
如用“天灾人祸”四个字来形容这一年，应不算夸张。
这一年秋天，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时间，整个东北三省成了炮火连天的战场；短短几个月内，东北三省沦陷，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而在此前的6月汛期开始，神州大地一派阴云密布，驱而不散，祈之不走。旋即狂风暴雨，一连下了七七四十九天，湖塘横溢，沟渠涨满，甚而江河溃堤一泻千里。
当时，中国两条举世闻名的大河，先是长江告急，后是黄河决口。于是几乎顷刻之间，全国各地均发生了大面积的水灾。据后来史料记载：
7月20日，苏、皖两省暴雨成灾，告急。江南名城如镇江。无锡、扬州、芜湖等地街市尽成泽国。南京长江水位已超过警戒线3．7米，该市3个区街面水深1．2米。芜湖全城水淹，城内最高建筑仅见房顶……
7月25日，长江上游的湘鄂两省也暴雨成灾，灾民无法安置。告急。
7月28日，汉口江堤溃决，全城受到威胁，再次告急。
8月2日，暴雨连下，江汉水涨，汉口全市被水吞没。
8月9日，长江水标达50．5英尺。
8月17日，水标增达55．6英尺，达历史最高纪录。陆地即可航行50吨位的船舶。
8月18日，黄河水涨旋又决口，河南、山东暴雨成灾。
同日，浙江暴雨成灾，告急……
当时，一封封告急电报如雪花般落到南京政府的办公桌上，一时忙坏了国民党政府的大小官员们。这些官员平时“火上房都不着急”，眼下却全都绷紧了神经；机要室接收电报的小姐们，也没有了往日的微笑，甚而有的在偷偷抹眼泪，因为她们的家乡如今已成泽国水乡……
后经统计核对，这次水灾面积共达8省；受灾良田达1．6亿亩；灾民达6000万人。其面积之大，灾情之重，确属民国历史空前。
此时，蒋介石正在江西大规模地“剿共”，自顾不暇，甚至还一个劲地向宋子文催款要粮。那段时间天灾人祸当前，着实令宋子文上火发愁不知所措。
宋子文平均每天要收到十来封来自全国各地的告急电报，要他答复要他处理。他的工作人员和他一起，陷入了忙乱之中，简直疲于奔命一般。
然而，有道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这众多的电报中，某日忽然有一封来自宋子文家中的急电。原来，宋子文的老母亲于当年的7月23日，在青岛病故。
如此国难未已，家难又来，仿佛雪上加霜了一样。
当下宋子文对老母怀有无限歉疚。在宋家6兄妹中他是长子，而在母亲病重时，他却没能在旁服侍尽孝。此真可谓是，国难当头之际，忠孝难以两全啊。
当即，为奔丧宋子文告假1个月，他把手头上的工作简单交待了一下，便回到家里准备动身。太大张乐恰当时正患病在身，因此无法同行，他只好和姐夫孔祥熙先走一步。
随即，宋子文一行经上海转乘飞机到了青岛。大姐宋蔼龄。小妹宋美龄和两个弟弟宋子良、宋子安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他。
“妈咪走了，我来晚了！”说完，宋子文大哭起来。
待宋子文瞻仰完母亲的遗容后，问道：“通知二姐了吗？”
弟弟子安说：“大姐不让通知，我认为不合适，就向莫斯科发了电报。可到现在也没回电，不知收到没有？”
“事不宜迟。先把母亲送往上海，然后再等她。”宋子文决定。
于是宋老太太的遗体由青岛运到上海，停放在西摩路宋家老宅，并在那里设下了灵堂。于是整个宽敞的房间布置得庄严肃穆，花圈摆满了四周，一直到外面的院子里。它们分别是孤哀子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孤哀女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以及两个女婿孔祥熙、蒋中正等家属和亲朋所送。
从花圈上这些显赫一时的名字上看，宋老夫人无疑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其身后的哀荣殊重和显赫不凡，实属中国近代史上所绝无仅有。
就在宋老太大遗体抵达上海的当天，孔祥熙也到了上海。当时宋子文想把母亲的丧事搞得体面一些。知道蒋介石在江西“剿共”，尚不知能否来到，便把小妹找来问：“委员长通知了吗？”
宋美龄回答：“通知了。”
“他能回来吗？”
“他没说能来也没说不能来。”
“小妹，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让他一定回来。”宋子文下命令似的。
于是宋美龄再一次拨通蒋介石的军用专线电话，恰巧蒋介石正因连吃败仗而上火牙疼呢。当即宋美龄咬钢嚼铁地说道：
“大令，我不管你牙痛不牙痛，你一定要回来。”
听蒋介石在电话里犹豫，宋美龄又紧叮一句说：
“还记得当年吗？你为了我到日本，向老太太求情。要不是老太太，能有我们今天吗？……你也可以不来，我并不非要求你。”宋美龄一下子戳到了蒋介石的痛处。
电话里蒋介石顿时缓下了口气说：“子文、祥熙都到了吧？”
“他们都在等你哩！就缺你这个孝顺的女婿了。”宋美龄又激将道。
“庆龄从莫斯科回来了吗？”蒋介石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