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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宋庆龄对国民党反动派最沉重的打击，莫过于在声明中向全世界揭露中国新的掌权者背叛革命的真面目，指出其必然失败的命运和中国革命再起的希望，呼吁世界人民继续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
面对现实，承认革命失败，又看到敌人的弱点，看到革命再起的希望和道路，甚至拥护当时中共开展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这便是宋庆龄当时基本的政治态度。
她认为“中国的局势是没有丝毫理由可以感到失望的”，因为革命的失败‘“纯粹是表面的”。从地理上看来，这个失败似乎很大。但在那些地区，国民党反动派的权力并不巩固。“另外一个使人不会气馁的基本事实，就是人民的坚强组织。凡是国民党控制的地方，中国的人民都已经觉醒了……今天他们正挺起胸膛以坚决的斗志来面对未来。”
同时，翻开宋庆龄的工作日记，在那短短6个月中，不难看出她的繁忙和追求。
当年9月下旬，她和邓演达、陈友仁3次看望中山大学的学生，并作了即席讲演。
10月下旬，由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3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高举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旗帜，继续进行斗争。
11月1日，由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3人署名，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在莫斯科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宣言》中明确表达了他们3人对当时中国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宣言》发表后，宋庆龄又立即投入了对蒋介石反动集团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11月7日，宋庆龄应邀到红场观礼台上，观看庆祝十月革命胜利10周年的盛大阅兵和游行活动。
1928年1月，她再到中山大学作讲演报告。
更令宋庆龄难忘的是，在她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周，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在日理万机之余，接见了宋庆龄和陈友仁。当时会晤是在克里姆林宫里进行的，谈话约一个半小时。宋庆龄首先感谢苏联政府对中国同仁的友好接待。接着她谈了中国当前的局势和任务，强调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心。当时斯大林笑道：“你说得对，希望你们合作得更好，迎接光明的中国。希望你和你的同事们能回到中国去领导革命。关于国际援助的明确方式将由共产国际进行专门讨论，以后我还要派信使去中国联系。”
“感谢斯大林同志。”宋庆龄表示道。
“听说你们现在要去德国？”斯大林问。
“是的，也是考察学习，借鉴别人好的东西，为我国革命所用。”宋庆龄回答。
“那很好。要很好地总结经验，包括反面的。每到一地要有一地的收获。”
谈话结束后，斯大林亲自把她们送出门外，并目送她们上车。
当宋庆龄收回悠悠回忆之时，列车已到达德国首都柏林。
在德国，宋庆龄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侨民，不像在苏联那样是一位国宾。这是因为她不期望从德国政府得到官方式的接待或照顾，更不想同中国公使馆发生任何关系。她也避免会见到柏林来的国民党高级要员。这些人出于自己的目的想要找到她，其中之一就是武汉国民党的前主席江精卫。他在同蒋介石合流之后才几个月，就被后者一脚踢开了。另外一个则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他也是从武汉投奔蒋介石那里去的，此刻还得蒋的欢心，但也没有维持多久。
宋庆龄等待的是那些还没有失去信仰的人，她希望同这些人一起组成一个“革命核心小组”。
当时宋庆龄住在利茨恩堡大街7号。她的身份是保密的，连房东也只知道她姓“林”，并称她“林女士”。她对年轻的章克说，他应听从邓演达的指导，邓过去在柏林住过且上过学，对这个城市比较熟悉。她希望章克除了帮助她之外，还能研究中国的上地和农民问题“我国革命的关键”。她又告诉他，会有更多的朋友从国内来到这里。他们为了避开蒋介石的耳目，一路上必须绕道而行。
后来，章克对他曾在柏林的日常生活的回忆，有助于我们了解宋庆龄当时在柏林的情况。
一般说来，章克整个上午都在柏林大学的图书馆里，寻找各国农村方面的资料，供宋庆龄以及邓演达使用，因为这些资料对中国可能有参考价值。
每天上午，章克就到宋庆龄的住所去帮助做家务。下午1点，他们到坎特街上的饮食店去吃一顿简单的午餐，通常是德国人叫“格但克”的客饭，有点肉、土豆（或米饭）和蔬菜，每份1马克。饭后散散步同时买点东西，然后宋庆龄回到住所，他再到大学去上课。傍晚，章克又到宋庆龄住所去帮助做些文书工作，宋庆龄请他吃完晚饭他再回宿舍。
宋庆龄几乎每天都要同邓演达在一起商谈和工作一两个小时，除了政治方面的谈话和研究外，她还请邓帮助她提高中文写作能力，因为她主要受的是外国教育，所以感到用中文写作有困难。为了给她找些范文，邓演达到柏林中国留学生那里去搜寻“五四”时期和20年代初《新青年》等刊物上陈独秀。李大钊和恽代英等人的文章，因为这些革命者同时又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驱。邓演达向她指出，他们怎样在写白话文时运用典故和成语它们有助于文章生动有力的表达。
宋庆龄此时已是一位世界知名人物，但她对自己的不足之处却是这样的虚心，像一名勤奋的女学生那样做她的作业。对这一点章克很敬佩。她当时做了许多练习和习作请邓演达批改，并开始用中文写作，而且取得明显进步。多年以后，周恩来曾称赞宋庆龄的一些中文文章写得很美，有独特的风格。
正如宋庆龄所预期的，不久从国内来的朋友陆续在柏林聚集。最初到达的人中，有数学家郑太朴和进步的佛教大师太虚。后来又来了叶挺等政治人物。他们带来的消息是，蒋介石正用全面的白色恐怖摧毁国内所有进步的事物。但人民起义屡受挫折而从未停止。国民党最高层表面上团结在蒋介石周围，只是由于争权夺利而来的新的分裂正在扩展。许多人希望宋庆龄和邓演达能很快回去，帮助那些保持气节的进步力量凝聚起来，以采取新的行动。
当时，所有这些临时流亡国外的人都要求总结1924年一1927年革命的教训特别是导致失败的客观和主观原因，以及如何防止再次出现。他们也希望结合中国的实践，研究苏联的共产国际政策。苏联的援助是十分重要的，但援助应该给谁？是给重新建立的国共合作，还是只给中国共产党？在这些问题上，当时在中国内部及国际上都是有不同看法的。
邓演达主张，解决占中国80％的农民贫困落后的问题，即土地问题，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他认为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思想。但怎样实现这一主张，则还要从实际出发，就是从中国的社会结构，当时的技术水平，以及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出发，逐步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社会结构的细胞是家庭，要提高农业的生产率，改善农民的生活，首先应该着眼于农民的家庭，即提高每户农民的积极性。所以，最好分田到户，由农民自己来管理和经营。每户农民在完成国家所规定的指标后，有权种植自己所需的粮食和其他作物，政府不得干涉。只有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富裕起来，工业所需要的初级原料才能充分保证，工业才可启动发展。这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就一定可以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国家，赶上欧美资本主义国家。
邓演达当时告诉来访者说，他和宋庆龄正在仔细研究中国的土地问题，并希望国内的朋友们也这样做。以他们新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所要采取的“行动”就是为了这个。这是由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和特性，造成的具体条件和革命需要。当然，中国必须向苏维埃革命学习，但在中国社会实践中必须自辟溪径。
历史后来将显示，邓演达当时关于需要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并由这些具体情况出发来开展工作的看法，是有坚实根据的。但他稍后坚持以“第三党”来取代国共两党，却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因而也没有结果的。宋庆龄尽管尊重和钦佩他，却坚持依靠共产党作为实现所求变革的主要杠杆。这也是当时两人的分歧所在。
宋庆龄来柏林，一住就是3年，并在那里渡过了3年多平静的读书生活。“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如果说她的莫斯科之行未达目的的话，那么柏林之行，在邓演达的热情帮助下，她在读书研究中，尤其是对中国土地革命的研究中，却大大地充实了自己。
当时，柏林与莫斯科一样，宋庆龄受到中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分裂的各种冲击，又受到来自西方和中国反动派的压力。她仍旧保持镇定，以继续坚持自己的一贯立场，从而显示出她的原则性、政治敏锐和处事才能。
但不久便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在宋庆龄来德后约一年时，即是1928年5月下旬的一天，美国官方记者文森特·希恩打探到宋庆龄移居德国，特从美国来到柏林亲访宋庆龄。来德后希恩住在柏林饭店。本来宋庆龄过的是隐居生活，不想接见他。因为希恩是位比较有学识的美国记者，对中国人民也算友好，写过一些比较客观和公正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报道，宋庆龄也是看过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宋庆龄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他。
他们的会见是在一个秘密处所。当时一见面希恩便说：“孙夫人，您好！美国人民很想见见您，听听您对中国国内革命情况的高见。”
宋庆龄莞尔一笑说：“作为逃亡之人，哪有什么高论？我只不过是遵照中山先生的教导，在这里平静地读一些书，充实一下自己而已。”
“美国是您的第二故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在美国住了5年时间，是吗？”希恩采取了攻势。
“这不错，当年主要是留学。”宋庆龄点点头。
“美国人民没有忘记自己的朋友。这次我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委托，特邀请夫人去美国做客。望夫人能给我个面子。”希恩说到这里，话锋一转：“只是要求您在电台上讲几次话，每次几分钟，该公司就可以付您50万美金的优厚酬劳。”
“这样的优厚待遇，我受之有愧啊。”宋庆龄摆摆手拒绝道。
希恩一听有门儿，立时便道：“夫人，这是真的！不信我们现在就可以签订合同。”
“不！”宋庆龄道：“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声明，我目前虽清贫，但还过得下去。你们如果真的有钱的话，就请捐给中国人民吧。中国人民还有百分之九十的劳苦大众眼下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夫人风格高尚，实今晚辈佩服。”希恩连连点头。“我指的当然不是南京政府，他们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捐给他们，等于提供武器来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