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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宋庆龄正在感慨中，大弟宋子文进了门。
“大总统让我筹措的500万，已按时筹足了。”说着，宋子文疲惫的脸上亦露出了笑容。
“哪儿筹的？”
“南洋一位爸爸的朋友。我们刚刚谈妥，明天就可进帐。”
“嘿！大弟学精明了，连爸爸的关系都用上了。” 宋庆龄有些调侃地赞扬道。
“我还不是为了姐姐有面子。再说大总统有令，子文岂敢不执行啊。”
说着姐弟二人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吃饭了吗？”宋庆龄关心地问弟弟。
“吃过昨天的了。”宋子文顽皮道。
“那我赶快做饭，庆贺我们子文筹款成功。”
“姐夫呢？”
“他刚去参加一个会，很快就能回来。”
果然，待宋庆龄刚刚把饭做好、姐弟俩还没吃上呢，外面汽车喇叭声传来，孙中山先生开会回来了。当即闻听宋子文已经把款等妥时，孙中山十分高兴，他连连夸奖宋子文道：“太好啦，太好啦！真是及时雨呀！”一边称赞着，孙中山先生坐到了桌前，旋又招呼夫人：“庆龄，怎么没拿酒啊！今天该拿酒来，为子文弟弟祝贺啊！”
于是那天晚上，宋子文在姐姐和姐夫家里，痛痛快快地饮了一杯庆功的美酒。
3．泪洒北京城
1924年的11月13日，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广州军港，大海仿佛停止了喘息。透亮如玻璃似的、勉强可以辨出来的波纹，捉摸不定地远远滚来，温润地洗涤着满撒在海边的鹅卵石……军港中的“永丰舰”此时已作好了整装待发的准备，只等一声令下。
此时，孙中山偕同夫人宋庆龄健步登上了永丰舰，向送行的党政军要员挥手致意。随着舰长一声发令，汽笛长鸣，永丰舰缓缓离岸，向墨蓝色的深海域驶去。此行任重而道远，目的地北京。
这次孙氏夫妇的北行，是应北京“基督将军” 冯玉祥之邀，共商和平统一大计。当时孙中山在南方的革命，犹如春雷，在北方引起了强烈的回响。一时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不久“基督将军” 冯玉祥向原来的上司、直系军阀吴佩平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赶走了由“猪仔议员” 贿选出来的“总统” 曹锟，还捎带着把已经退位的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逐出了紫禁城，一举控制了北京；并联合奉系张作霖、皖系段棋瑞组成了一个联合的政府。当时“三员大将”一商量，认为孙中山在南方干得正红火，能否请他人伙主持国事于是邀请之函就这样发了出来。
孙中山接信深思良久，宋庆龄心里也犯犹豫。
但作为爱国爱民、同情人民疾苦的孙中山，虽痛恨军阀混战与割据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却也不愿放弃一线和平统一的希望。为了迅速实现和平的统一，他毅然决然接受了冯玉祥等人北上之约邀。
既然丈夫已经决定，宋庆龄还能说什么。她只是提醒孙中山说：“长途跋涉，社会动乱，路上要多加注意。”
宋庆龄说的自有一番道理。当时，孙中山也有极大的对立面，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一致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企图把他扼杀在摇篮中。因此彼时北上困难重重，险象环生，有些问题难以预料。
“这些我已考虑了，为了人民的利益，革命者不惜个人的一切。”孙中山说到这里，又话题一转：“不过，我们还要防备万一。路线可再作调整，先到香港，再由香港搭日本邮轮绕上海，后到日本神户，再到天津驱车进北京。另外，多带些卫兵，加强防备力量。”
“那就这样，我只是希望先生再想得周到些。” 宋庆龄再次叮咛道。
临登舰前，孙氏夫妇又在黄埔军校作了短暂停留，并受到了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和欢送。孙中山和蒋介石都讲了话。所有这一切活动之后，他们才登上了永丰舰。此舰也称孙中山的“救命舰”。
永丰舰当天抵达香港，再由香港换船，经过4天4夜的航行，于11月17日抵达上海港。孙氏夫妇在上海受到了3万群众的热烈欢迎，一时盛况空前，令孙中山感叹不已。他们在莫里哀路寓所住了下来后，看望者、拜访者络绎不绝，再加上开会商讨国事，忙得孙氏夫妇团团转。本来上海的停留，主要是想休息一下以缓解途中之劳。宋庆龄面对这些应接不暇的情况，就对孙中山说：“还不如路上休息好。”因此，他们在上海只停留了4天，就又起程了。
大海扬波作浪，为孙氏夫妇送行。
那一天，天边吹来一股凉气，使海面激起一阵颤栗，仿佛那被吞没了的太阳向天空舒出一口满足后的叹息……
客轮经过半个月的昼夜航行，于 11月24日又来到了日本的神户港。
神户，一个美丽的海港城市。孙氏夫妇的蜜月曾在这里度过。她们回到这里，仍倍感亲切。很多老朋友纷纷登门看望。细心的宋庆龄已觉察到，来者很多，但却不见日本政界朋友。再者，从他们的谈话声中，宋庆龄已隐隐约约地感到中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发展至今，已分道扬镳了。如今，孙中山转向苏联，也使日本政界反映强烈。不管怎样，孙中山仍在日本发表了演说，开展政治攻势，抨击日本政府正在走向一条帝国主义的道路。
宋庆龄也在神户高等师范学校发表了演说。那是在当月28日的下午，当孙中山先生陪同宋庆龄到达神户县立女子高等学校时，受到该校校长及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热烈欢迎，并由一女生代表本田须磨子把一束盛开的菊花献给了美丽的宋庆龄。在学校的大礼堂里，近千名女学生把礼堂挤得满满的，坐无虚席，还有不少站着的，一直到门外。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同时走上讲坛，顿时欢声雷动。当时，先由孙中山先生作简短的致词后，接着宋庆龄“用自然、流畅的英语”发表了关于妇女运动的演说。她在演说中指出：“妇女地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尺度。当今世界上，只有意识到这一点的民族，才能成其为伟大的民族。”她说：“妇女对正义的要求”，正成为强大的“世界运动”。她认为妇女“必须参与妇女界的、社会的。公民的以及工业的福利活动，必须争取与妇女和儿童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发言权。” 更可贵的是，她没有把妇女运动的目标，仅仅停留在争取妇女与儿童的权利上面，她说：“我恳切呼吁，东方和西方的妇女，为改造世界而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要求普遍裁军、废除歧视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我们妇女必定会取得成功。”最后，她激动地表示：“我希望中国和日本的妇女，争取实现那个人类不为动物本能所支配，而由理性所指导的日子。”
显然，这篇论述妇女运动的演说，是宋庆龄1913年在美国《威斯里安》院刊上发表《现代中国妇女》的文章后，11年来研究妇女解放问题的新成果。当时她的许多重要论断，为以后世界妇女运动发展所证实。这篇演说，当时日本各大报纸均有报道。日本很有影响的《大阪每日新闻》认为：它是“世界妇女日益觉醒的有力证明”。
曾在现场亲耳听过那次演讲的岛越文子，在57年后的1981年时担任了神户高校同学会副会长。她回忆当年情景说：“讲演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宋庆龄是一位坚强的人、高尚的人，讲话稳重，我们对她非常尊敬。”
不仅如此，这篇演讲对宋庆龄此后漫长的革命道路来说，可以看作是一块里程碑，因为它是宋庆龄有生以来第一次在群众面前公开发表的政治演说。它表明经过10年来孙中山的帮助和在工作中的锻炼，她已经克服了生性腼腆的弱点，而具备了政治家的风度，结束了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学徒” 生活。在此之前，孙中山先生发表演说时，她总是在他身旁静静地听着。据说，每次公开露面之后，由于腼腆和缺乏经验，“她常因感情激动而精疲力尽，不得不休息几天以恢复体力。”
宋庆龄演讲后，孙中山先生又为女子高等学校题写了“天下为公”4个大字作为留念。该校把这个题字视为珍贵文物，至今仍悬挂在学校的纪念室里，并已列为该县的重要文物之一。旅日华侨还特地将这4个字刻为石牌，竖立在当年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参观过的“移情阁”，供人参观。1983年，经过修复的“移情阁”，已作为孙文纪念馆，陈列孙中山先生的著作、照片和文物，供人参观。
当时孙氏夫妇在神户停留了 3天，于11月30日又转向天津的旅途。孙中山禁不住心情的兴奋，站在甲板上，迎着海风，想着再有一周时间即可以到达目的地北京。这时，宋庆龄轻步走上前来：“先生的感冒还没好透，别让风再吹了。”说着，便把一件呢制军大衣给他披在身上。
“谢谢夫人，有你在身旁，我没有什么可以担扰的啊！”孙中山先生哈哈大笑，殊不知此时病魔已在向他进攻。
当年12月4日中午，朔风怒号，船到天津大沽港，2万余名前来迎接孙大元帅的各界群众，已立于码头和主要街巷。孙氏夫妇立在甲板上，同欢迎的群众见面并挥手致意。当时在那数万群众中，其中也有一名女大学生，后来成为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邓后来曾在回忆中深情描写到：
“我在欢迎行列中，看到为推翻清朝帝制、为中国独立、自由、民主而奋斗不息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坚定沉着，虽显得年迈，面带病容，仍然热情地向欢迎的人群挥帽致意；同时看到亭亭玉立在孙先生右侧的你（宋庆龄）。你那样年轻。美貌、端庄、安详而又有明确的革命信念。你一位青年革命女战士的形象，从那时就深深印入我的脑际，至令仍然清晰如初。
就在抵达天津的当天晚上，孙中山先生突发高烧并且肝病暴发，实令宋庆龄不安。孙中山在天津度过了治疗的26天后，病未痊愈便于12月31日乘火车到北京，当时车站上聚集欢迎的人群数以万计，但孙中山病体不支，不能公开讲话，只发表了书面谈话以表示“此次来京，曾有宣言，不是为争地位，非争地位权利，乃为救国。”
孙中山北上时带着召开国民会议的建议，并明确指出必须有工农代表参加。但段棋瑞却旧伎重演，召集了一个只有旧式的将军和政客们参加的“善后会议”，作为抵制。他还擅自照会各国公使馆说，任何新设立的政府都将尊重现存的所有条约。此时已卧病在床的孙中山对此怒斥道：“我在外面讲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缘故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
北京的协和医院，位于北京城中心，是当时最先进的大型医院。此时，孙中山已由北京饭店转移到这里就诊。到1925年1月该医院已明确诊断：肝脏肿转为肝癌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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