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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宋子文调离后不久，在父母的逼迫和哄劝下，盛谨如只好出嫁了。宋子文得知这一消息后，愤而辞去了在汉冶萍公司的工作，去了另外一家银行谋职。再后来，他便南下广东，投奔孙中山先生参加了革命。
好多年后，有人慨叹宋子文和盛谨如当年那段本应可能的姻缘，批评盛宣怀夫妇只顾眼前，在儿女婚事上缺乏远见卓识等。此一慨叹后来刊登在《大公报》上，据说还引出了晚年盛宣怀的好一顿自责，亦不知是否确实。这里权且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
2．孙中山讲：“子文还真行”
1921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
1923年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国民党其革命性、组织性和当时的先锋性，都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于是孙中山先生准备挥师北伐，进行一场统一中国南北的革命战争北伐战争。由此开始，在孙中山先生亲自组织和领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配合和参与下，第一次大革命不久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当年孙中山拟议发动的北伐战争，首先即指在孙中山领导下，同北洋军阀之间进行的一场战争。
北洋军阀是以清末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派生出来的武装政治集团。早在清顺治初年，清政府设直隶和江南两省，亦称北洋和南洋。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之后，清廷被迫与各帝国主义列强约定五口通商；当时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江南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习称北洋总督，其所建军队亦称北洋军。后袁受命于天津小站练兵，于1905年建成北洋新军六镇，这就是北洋军阀的最初家底。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就是依靠帝国主义国家支持及其北洋军阀的实力，最后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
当年袁世凯利用天津小站练兵的机会，竭力培植私人党羽并扩充自己的班底。他先从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和淮军定武军中网罗大批人才。当时，王士珍先被委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总教习，后又提为工程营统带；段棋瑞则是越级提为炮兵营统带兼炮兵学堂监督；另一位冯国璋也被袁世凯委任为督操营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后又提升为总办。民国初年，北洋系势力遍及全国，从大总统、副总统、执政、总理、总长、巡阅使、检阅使到各省督军、省长、军长、师长等，几乎都出自于小站的北洋新军。当时这些大小军阀拥兵自重，争权夺地，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所以孙中山先生举兵北伐，也是要为民除害。
当年在北洋军阀集团中，王士珍、段棋瑞和冯国璋号称“北洋三杰”。这3个人最初都是在袁世凯的栽培下，迅速发迹的。以后，有人根据此3人的特点顺称之为龙杰、虎杰、狗杰。其解释为王士珍雍容大度、深沉内敛，不孜孜于名利，常扮演卧龙先生之角色，故称之为龙；段棋瑞兼学中西，胸有大志，英锐之气咄咄逼人，故称之为虎；冯国漳则忠心耿耿，爱财如命，故称之为狗。后来，袁世凯于1916年死后，北洋军阀分裂成为以冯国湾为首的直系军阀、以段棋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仅王士珍略逊一筹，未成独立体系。于是，一时间此3人皆成为民国初年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当年北洋军阀集团采用西方军事制度和新式装备，依靠封建宗法思想维系官兵之间关系。故北洋军人中，多为才质驽下者。服从、报恩、不党，此为北洋军人当年的3个基本信条。下级对上只知道服从，不敢有所主张。尤其是这样做并非出于公意，而是出于报恩之类的私人感情。当初，为了能够把北洋军人培养成袁世凯的私家军队，袁提拔军官多选拔“粗人劣卫”，用袁世凯当年的话来说：“到底是不识字的人靠得住”。所以在后来袁世凯称帝时，袁曾以“军民公治，军人不干预政治”等漂亮的言辞来钳制部下，居然也能收到一时的作用。可以想象，如此头脑简单。才质驽下的北洋军人，在羽毛未丰时自然会俯首听命；而一旦羽毛丰满、时机成熟时，这些人也就会另起炉灶。例如后来段、冯叛袁，即是例证。
当年，袁世凯当了83天洪宪皇帝，即倒台了。这里面固然有其政治和外交方面等诸多方面失败的原因，而“不识字的部下仍然靠不住”，确也是后来袁世凯始料不及的不治之症。
当时的宋子文作为热血青年，正值血气方刚，自然也十分关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及其后的北伐战争。宋耀如作为至尊的家严，早年已是孙中山的人了，这是宋子文早已知道的。而宋子文一向崇敬的二姐宋庆龄，此时也已做了孙中山的夫人，并正在辅佐孙中山先生，进行国民革命的一系列筹划工作……于是所有这一切，更使宋子文心中的天平倾向正义，倾向革命。且恰在此时，宋子文情场失意，心灵上受到了莫大的打击，撕开的伤口使他呻吟不止。于是，他便写一封寻找光明的信，寄给了正在广州的二姐宋庆龄。旋在宋庆龄的支持下，宋子文很快辞掉了内地的工作，匆匆来到孙中山的身边，来到了革命的大本营。就这样，宋子文做了一名孙中山的追随者，协助中山先生统管当时广东革命政府的一切财务工作。
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宋子文初到广东后，孙中山先生虽委以重任，但广东国民政府的财政却是一个烂摊子，着实令人头痛。当时的主要表现：要钱的地方多，进钱的地方少。况且帐面上的流动资金又极有限。不要说支持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单单维持正常的开支都很困难。
但当时宋子文作为孙中山新任的财政总管，却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用他的智力，用他的聪明和才干，一次又一次地使孙中山及广东革命政府度过财政危机，一时深得大总统孙中山先生的赞誉和赏识。
当时，宋子文当家理财，犹如“大管家”一般，每一笔账目、每一项财源和每一项开支，他都精打细算，有轻有重且有缓有急；既考虑眼前又考虑长远，“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用宋子文那句后来著名的话说，就叫做“吃不愁花不愁，计划不到发了愁。”
宋子文上任伊始，便提出一系列理财主张，例如宏观清楚，微观不失控；确保重点，兼顾全面；八方敛财，精打细算；强化政府，加强税收等等。当时具体可以归纳为“5字方针” 如下：
精，即精打细算。无论是开支或收人，一定要帐目清楚，用法合理；
保，即确保重点，分清主次矛盾，不该花的钱一分不花；
整，即整顿金融秩序，严格财务帐目纪律并纳人法制；
苛，即苛收税政。税收应该统一归国民政府筹划，各地方财政不得擅自立规；
监，即监督体制。所有财务帐目公开，即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实行全民监督，杜绝腐败和贪污。
殊不知，当时由理论到实践的执行，还确有一段距离。而且首先要求政府和财政长官，不但要发号施令，还要率先垂范并身体力行。国无法不行，有法不依又不行。当时为了依法理财，宋子文洒下了不少心血和汗水，同时也发挥了他的全部智慧和才能……
那是在一个月色凄清的冬日里。
面对财政的拈据，当时又有些地方的税收上不来。尤其是“两广”统一后的广西省，既是个大省又是个穷省，而且兵多粥少；加上当时广西的地方长官李宗仁拥兵自重，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不要说让广西给国民政府交税了，广西还不停伸手向中央财政要钱呢。此事经屡屡交涉而未成，当时已经使宋子文伤透了脑筋。
那天宋子文正在办公室内吸烟踱步，思索下一步财政上的难题如何破解。此刻雪茄烟已经被他吸掉8支了，正当他燃起第9支雪茄、准备继续吞云吐雾时，忽然桌上电话铃声响起来。
宋子文当即走过去拿起听筒，电话里面传出了李宗仁的声音。
“财神爷，我已到广州。”
“哦，德邻兄，什么时候到的？”
“刚刚下车。”
“有什么事吗？”
“广西的弟兄们又揭不开锅了，找你要饭吃啊。”
“请你过来谈吧。不过，子文这里也没开财神店，你老兄也要有思想准备啊！”
旋后宋子文和李宗仁两个人，交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但与其说交谈，不如说是谈判更准确些。而谈判当然少不了火药味，少不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宋子文开门见山告饶道：“大有大的难处。你们广西，中央财政已经补贴不少。至于兵多钱少，我也实在无法。再说广西的税收迟迟上不来。小河无水大河干，这应该是最明白不过的道理呀！”
李宗仁摊开双手：“我不管你中央财政收支情况如何，那是你们的事情。我只知道，军队是你们的军队，我这个乌纱帽也是你们封的。下面有了难处，中央不能不管吧。”
“中央的财政从哪儿来，说破了还不是靠地方的支持。实在没办法了。不然，广西的税收全部归你还不行吗？”
“广西是个穷省，穷省岂能与富省相比！既然是中央统一，就应该有个相互调节的作用。希望子文又老弟在调节上再给我们做做文章。”
“我这里收支难以相抵。中央已经对你们补贴不少了。再调节，恐怕政府的正常开支就无法维持了。”
“不管怎样，请子文老弟开绿灯。”
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当下宋子文哪里敢答应下来，只好口干舌燥地继续做工作：“作为政府，这边也有难处啊。目前，不怕德邻兄笑话，我已从家严的私产中拿出了一部分钱来弥补政府的亏空了。眼下我们是竭泽而渔。为了替政府和军队筹措经费，税收方面已快到了横征暴敛的地步了。”
李宗仁此刻闻听宋子文如此一说，一下竟笑了起来。他说：“看来，我们的财神爷也要乱用虎狼药喽！只是眼下，你我都是为国民革命奔走办事，倘行苛政，恐怕将来的功过是非不好说清啊！”
宋子文亦耸肩摊手道：“不如此又怎么办？都来要钱，革命总得进行下去吧。”说到此处，宋子文停下思忖片刻，遂又决然地表示：“功耶罪耶权且由人吧。至多，我宋子文准备好一颗脑袋罢了。”
当天，李宗仁离开宋子文那里后，就再也没有为军费支出找过他。而且，广西不久便也开始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自救做法。
宋子文送走李宗仁后，接着又筹划起广东金融界的元老会来。当时筹办此会的目的，无非是两个字：“要钱”。当时宋子文打定主意，借也好，送也好，反正不兑现不能散会。不过，在会上宋子文的口气却很婉转，亦很动听，不愧为外交之才，他很容易讲得那些阔佬动心。
后来，有一天孙中山先生当着夫人宋庆龄的面，表扬宋子文在理财方面“还真行！”并赞叹道：“到底是喝过洋墨水的人，不保守，有办法也有创造。”
宋庆龄当时听罢，不禁嫣然一笑。对于大弟子文，宋庆龄可以说也是看着他长大的。在学生时代，宋子文倒没显出什么特殊的天才，只是爱做一些吓唬人的恶作剧，令她们姐妹们十分开心。子文重姐弟义气，尊重各自的感情，有时又不免有些孩子气；他学习刻苦，不懂善问，有时又显得书生味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