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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升入了蓝天，把宋美龄从大洋这岸送到大洋的那岸。
在客机的圆形舷窗中，首先出现的是高矗的华盛顿纪念碑，它像一柄白色的长剑直插云霄。波托马克河畔停泊着好多艘漂亮的汽船，岸边行驶的汽车，看上去像是一只只小甲虫。接着浮现在眼前的是方格棋盘般的大街，具有多种民族文化交融的建筑群令人目不暇给国会大厦、林肯纪念堂和最高法院也…一在眼前闪现。
在联合国办公楼的会客厅里，宋美龄会见了67岁的埃莉诺，她是已故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三十二届总统、民主党领袖罗斯福的夫人。埃莉诺虽是一位高龄老人，仍保持着女性体态和服饰美。带有斗篷领式的黑色风衣，露出欧洲古典式的衣裙。胸口多扣眼结带和饰花边裙摆，具有迷人的风韵。
“啊，蒋夫人来了，您好！”埃莉诺首先伸出手来，高兴地说。
宋美龄觉得有些刺耳，以前她们总是以“总统夫人”互称，现在却称自己为“蒋夫人”，难道她不承认我是总统夫人了！隔膜、客套一下子拉长了人际和国籍间的距离，她们无法像老朋友似的畅谈了。宋美龄此时多么怀念从前她们姐妹间的直抒胸臆啊。
埃莉诺的秘书小姐，穿着金黄色的衣裙，宽垫肩，系装饰细腰带，整体线条柔滑流畅，体现女性的俏丽、浪漫的风度，此时端来了调好的马提尼酒，放在两位夫人中间的茶几上。
酒的力量使宋美龄产生了许多感慨：“老了，总统夫人也添白发了。我们彼此都老了，看来您很忙吧？”宋美龄呷了一口酒说。
“是啊，我们老了，可是越老越闲不住了！”埃莉诺说到这里，又把联合国一个有关人权会议的邀请函递到宋美龄手里：“这不，后天我还得去联合国参加这个会，讨论人权问题。”
“看来，您的社会活动也很多？”宋美龄接过那信函，稍稍看了一眼，便放到了案头。
“人权问题，核心问题是如何尊重人的生存权利问题。各国政府对此认识不尽一致，因此处理的也不一样。比如对待群众自由结社和游行问题，各国的法律也不一样。相对来说，美国是自由民主的。怎样来处理？我看还是法制为好。通过讨论，达成共识，让它法定下来。”埃莉诺侃侃而谈。
“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中华民国也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可是……”宋美龄叹口气。
“是不是你们也想参加？”埃莉诺马上插言。
“可是，我们没有接到那个邀请啊。”宋美龄话里有话。
“驱除你们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作为我个人是举双手不赞成的。可是双手比不上千手啊！”埃莉诺说到这里看上去亦有难言之苦。“目下，大陆外交攻势比较凶猛，不少国家相继承认它为中国合法政府，并要求驱除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这无疑也给美国政府出了难题。再说大陆和台湾，无论是人口还是地盘都是巴掌和指头的问题。虽然制度不同，但都有个自身利益选择问题。”
说到这里，宋美龄再呷口酒的时候，那酒已经变了味道：昔日的朋友也说起了客套话。她不想再坐下去了，也不想再张口让老朋友帮什么忙了。
宋美龄决定直接去找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她一向是征服男性世界的能手。
建于1800年的白宫，是除华盛顿总统外其余历届总统的官邸，是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象征。白宫主楼的顶端，终年飘扬着一面星条旗，表明了它那显赫的权力中心的地位。
在白宫的圆形会议旧前，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见了宋美龄。在这位大人物面前，宋美龄丝毫没有拘束，她先向总统汇报了她会见罗斯福夫人的感受。
“那是夫人一家之言，您不必介意。”艾森豪威尔总统劝慰道，“赤色大陆能否进入联合国大家庭，最终的结果还不是我们美国人说了算。”
作为总统，艾森豪威尔当时没把话说破，实际上也是他一个人说了算。这一点宋美龄已心领其意。她也知道，当年联合国共有60多个会员国，美国能控制的就达40多个。这是世人皆知的。
“谢谢总统阁下。”此时宋美龄已像吃了定心丸一样。
后来，果然像艾森豪威尔说的那样，联合国大会在美国的操纵下，以多数票拒绝了许多国家的正确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努力再度被搁浅。
宋美龄晚年外交活动的成功，再度提高了她在台湾军、政界的影响力。
但当蒋介石77岁寿辰的庆典以后，宋美龄便深居简出，一直住在台北北郊的私邸里。她不像蒋介石那样研究儒家哲学和程朱理学，而是画她的中国画。
70年代的台湾上空，阴云四起，浓雾不散。
1970年1月，宋美龄做了胆结石手术后，又被确诊为乳腺癌，并做了第一次乳房切除手术；不久又匆匆做了第二次手术。此时她已74岁高寿。这一年的10月，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断交。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驱逐了出去。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会见了毛泽东；且在与周恩来共同发表的《上海公报》里，提及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意向。9月25日至29日，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此后数月间，又有20几个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而每个建交的国家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于是，蒋介石的“中华民国”驻外大使，纷纷下旗归台。一时，台北外交部被人讽刺为“绝交部”。
当时蒋介石的困窘、惶恐以及气愤，可想而知。世界局势的变化，对台湾如同“大地震”。“世界改变了”！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仍不能面对现实，拿不出确实可行的应付办法，只是对“国民”空发一纸公告说：“古人常言，天下之事，在乎人为……只要大家能够庄重自强，处变不惊，慎谋能断，坚持国家及国民独立不挠之精神，那就没有经不起的考验。”这种空洞的说教式的政治口号，立即被坊间引为笑柄。
蒋介石当时惟一能采取的实际行动，就是在1972年3月，第五次“当选”为“总统”后，5月即给立法院送去一个咨文说：“行政院长严家淦，恳请辞职，已勉循所请，予以照准。兹拟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院长。……提请贵院同意，以便任命。此咨，立法院。总统蒋中正。”
蒋经国组阁，“总统”是他自己的父亲，“副总统”则可视为可有可无。于是，一个蒋经国统治台湾的时代开始了。
1972年3月，蒋介石做了前列腺手术，但其后转为慢性前列腺炎的宿疾，健康从此一蹶不振。也有人说是国际关系上所出现的一系列颓势，如当头一棒，将当年那个86岁的老人一下子打倒了。这也不是牵强附会，谁能说没有那个因素呢。
1972年7月，蒋介石因染感冒而转为肺炎，住进医院长达一年4个月之久。
生、死、病、老，实乃人生的规律。无论多么显赫一时的人，最终都逃不脱这个自然规律。历史进入70年代以后，蒋氏夫妇都进入了人生的最后一站冬天。
冬天是寒冷的。
冬天也是无情的。
1970年底，74岁高龄的蒋夫人宋美龄因乳腺癌做完第二次手术，身体恢复后便搬进了曼哈顿以东35英里的长岛拉丁敦别墅中。这里环境优美，漫长、迷人的峡谷，装饰着四时各异的色彩，峡谷里贯穿着一条淡蓝色的小溪，在满是洞窟的岩石中潜行。几个晚辈亲属轮流来陪姨妈散步……
但1971年4月间，不幸又传来77岁的子文哥哥去世的消息。
尼克松总统当时为此向蒋夫人发出了这样的唁电：“他在美国的朋友将长久怀念他为自己的国家服务的辉煌的一生，特别是他和我们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并肩战斗的伟大业绩。我们同你们一样痛惜他逝世造成的损失。”
当时据说是由于健康的缘故，宋美龄没有参加哥哥的追悼会。但第二天早晨散步时，孔令俊发现姨妈戴起一副墨镜，以免人们发现她哭肿了的眼睛。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久宋美龄又接到来自台北的加急电报：“蒋中正病重速回。”当即，望着满天飘落的雪花，宋美龄潸然泪下。虽然晚年她和丈夫分居，但夫妻一场的感情却使她牵肠挂肚。虽然电报上没说“病危”，但这“病重”与“病危”在她的眼中并没有两样。时间不容她犹豫，当天她便草草收拾一下，登上了回台北的“中美号”班机。
蒋介石弥留之际，宋美龄随侍在侧。她详细地询问了丈夫的全部病情。
1972年7月，蒋介石因感冒而转为肺炎，住进医院。不久，台湾地区发生流行性感冒，蒋再度病发；并且由于治疗慢性前列腺炎而长时期使用的抗生素药剂，以致细菌抵抗药物性能增强，治疗颇为费事；接着，蒋介石在睡眠中发生心肌缺氧症，经急救转危为安，但肺炎未愈，不时发烧……”
“大夫，你认为他的病情怎么样？”宋美龄当时着急地问。
“夫人，请您不要着急。总统的自身抵抗力起码坚持半年无问题。”大夫宽慰宋美龄道。
“真的！如果是这样，我太谢谢你了。”几天来，宋美龄紧张的神经稍微有点松弛。
年老事多。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美国纽约长老会医院又传来大姐蔼龄病危的消息。宋美龄简直是自顾不暇了。在台北她匆匆做了些安排，星夜乘专机就往美国赶。
85岁高龄的大姐来蔼龄此际正在弥留阶段，4个儿女都聚集在她身边。她仍不愿合眼，双眼失神地望着白色的天花板，嘴巴一张一合，却发不出声音来。
当时大家心里都知道：妈妈这最后一口气不能咽，是在等待小姨的到来。
宋美龄终于赶来了：“大姐，我来了，我是小妹！”
“妈妈，小姨真的来了！您快瞧瞧！”儿女们也尽力帮助小姨呼喊。
“大姐，你有什么话要说就说吧！”宋美龄紧紧握住大姐的手，生怕离去。
宋蔼龄扩散的瞳孔里终于映出了小妹的面容，她也抓住了宋美龄的手，感觉到了亲人的温暖。她有了一种超脱尘世的感觉，也产生了一种奇特的轻松感。
宋美龄这时看到大姐手在空中一阵抓挠，嘴角现出一丝微笑，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一盏长明灯熄灭了。宋美龄没有哭，她没有过分悲伤。大姐似乎不是永别，而是和自己相约到一个地方去，只是大姐先走了一步。她不久也会去的，到那时又可以见面了。
宋美龄参加完大姐的葬礼之后，又从美国乘机匆匆返回了台北，因为那里还有一位和她也要分手的丈夫。
宋美龄回台北，尽夫人之道，侍候了蒋介石2年。1975年4月5日晚11时50分，蒋介石在台北草山官邸病逝，终年89岁。
蒋介石在第一次被医生紧急抢救过来时，宋美龄知道丈夫难留人世了，就要侍卫通知总统府党政要员严家淦、倪文亚等人赶到草山官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