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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这就电请总裁批准将陈纳德的方案纳人统一援助计划。此事由我来落实。”宋子文当场拍板：“不过，你可以与陈纳德再作深谈，把计划搞得细一些。长江防线守不住了，但我看在湖南衡阳地区重新布置防御，眼下还是可以做得到的。”
顾维钧表示赞同。
宋子文又问：“现在情况很危急，轰炸上海发电厂是否可作第一个目标？”
顾维钧犹豫一下道：“如果轰炸上海发电厂，恐怕会使上海的工业生产一夜瘫痪。这个主意还得你来拿。”
“那……那就这样，先做计划再说。我们分头行动。”宋子文亦犹豫了一下，旋又下命令似的说。
此后的日子里，宋子文四处奔走，多方找朋友托关系；并且求见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成员杜勒斯，向其请求由美国派出一个军事代表团援助蒋介石。1949年8月初，杜勒斯终于给宋子文回了话。他表示赞同宋子文的意见，并告知：“我们准备提供2亿美元的借款，同时向中国派出一个军事代表团。可以吧？”
“绝对够朋友。”宋子文异常激动地说。
“下一步具体怎么办？你要拿个方案，我们来商讨一下。”
“好好好。”宋子文连声叫好。果然工夫不负有心人，宋子文毕竟看到了希望。于是他又彻夜忙碌起来，还打电话把顾维钧召来一起进行策划。
但是时间已来不及了。无论是“陈纳德计划”，还是“军事代表团计划”乃至“借款计划”，此时已然远水不解近渴了。
当时中国政局发展之快，已经不以蒋介石的个人意志为转移了。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江后，旋即占领南京，继而挥师南下摧枯拉朽，5月中旬拿下武汉，5月下旬占领上海，8月初又进军长沙，从而湖南获得新生。9月13日至10月13日解放军发动衡宝战役。衡宝战役胜利之后，人民解放军更如秋风扫落叶一般，迅速夺得了衡阳、宝庆和广州在内的64座大中城市。尤其令世人瞩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高高飘扬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于是，蒋介石及宋子文的企图再次落空了。
此后的岁月映在宋子文眼里的是，仓皇中老蒋败逃台湾；并且为了牢牢控制台湾这块弹丸之地，蒋介石又向过去多年倚靠的“重臣”和“元老”们开刀了：
“四大家族”彻底分裂；“二陈”失势，且往日的威风扫尽；
何应钦亦丢军权，成了名义上的“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后来又成了“道德重整会”的“专家”，实际上被“冷冻”了；
大陆上最后一任的“行政院长”阎锡山，到台湾后即被夺权，并被打发到台北附近的一座山上去当“理论家”，专门炮制什么反共文章之类；
而白崇禧和薛岳更惨，因被蒋介石怀疑搞阴谋，当时还被蒋经国带人抄了家。
宋子文则免去了一切烦恼。他暗忖幸亏及早撤出，激流勇退，眼下既不用看蒋介石的脸色行事，更不用受蒋经国的窝囊气；躲在美国自成一统，豪华日子照过，真是不幸之中万幸啊！
宋子文流亡美国之初，“四大家族”的不少重要成员宋美龄、孔祥熙、宋蔼龄、陈立夫等人，也都先后飞赴美国，或观光，或定居，或赴美继续斡旋。其中最不受美国人欢迎的是孔氏夫妇，孔祥熙在位时大肆贪污中饱私囊而名声极臭。因而孔氏夫妇借口身体不好，抵美后也很少参加社交活动，并且表示出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样子。
宋美龄赴美时，虽然没像孔氏夫妇那样处处碰壁，但是在美国政界的接待层次和规模上，也较以前大为逊色。此前罗斯福在世的时候，她曾被破例安排在白宫居住，并受邀到国会演讲。
当时有美国记者故意问宋美龄说：“杜鲁门总统这次没有给您安排到白宫居住吗？”
宋美龄十分尴尬，不予回答。
后来，宋美龄向宋子文说：“我想回台湾了。”
宋子文问：“那美援不争取啦？”
宋美龄叹口气道：“时局变了，怕是不可能了。”
“杜鲁门怎么说的？”
“他说美国自抗战以来，已经向我们提供了太多的援助，而我们在这些援助的使用上太令美国失望了。”宋美龄异常沮丧地说。
那天，宋子文把宋美龄送到机场。临上飞机时，她对哥哥说：“望你和嫂子保重。既然我们的人移居美国的已经不少了，何不成立一个组织，以显示我们的力量。”
“我也在考虑此事。”宋子文点头答道。
宋美龄走后的当天，宋子文便约见了顾维钧大使，与之商讨在美建立一个组织的事。
当时两人商量这个组织的宗旨应该是：团结在美的国民党成员，争取美援，以挽救国民党目前的败局并扭转逆境。其成员组成应为知名、廉洁、自由主义的留美文官人员。
当时两个人就谁出任这个拟议中的新组织的首脑发生意见分歧。宋子文首先提议由胡适担任较为合适，顾维钧却摇头说：“胡先生目前未必会答应，必须另找人选。吴国桢怎么样？”
宋子文却认为“至少在目前情况下，吴国桢的威望不足以担当此任”。
二人想来思去，还真没有一个“合适人选”。最后只好挫子里拔将军如果胡适坚持不就，就请吴国桢出山。
次一日，宋子文就去找司徒雷登大使，并且勉强争得了司徒雷登的支持。于是宋、顾二人又忙一个通宵，草拟了一份新组织的成员名单，共有50人。起初，名单中有宋子文，后来他又让顾维钧圈掉了。
待名单呈送到司徒雷登那里后，司徒雷登紧皱眉头，告诉宋子文道：“美国国务院不信任蒋介石的军事才能，同时又认为李宗仁软弱无能，因为蒋介石的专横个性使他黯然失色。最好是请蒋介石交出政权，出洋考察。我看这个名单还是重拟为好。”
宋子文踌躇半晌终于道：“重拟也好，可您一定不能变卦啊？”
“那您也应该通知蒋介石本人，一定要让他知道我们美国政府的本意。”
“好好好。”宋子文答应。
可是就在宋子文重新拟好名单的时候，大洋彼岸通过电波传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苏联等国承认新中国的消息。于是宋子文等人的梦想再次破灭。
那天，宋子文痛心疾首地哭了。
宋子文移居美国之后，最初一段日子里虽然并没有什么职衔，但他仍在为风雨飘摇中的国民党政权奔走呼号，竭尽全力。
1949年5月8日，逃离南京的李宗仁以国民政府代总统的身份，从桂林赴穗任职。然而他既无军权亦无财权，有的只是困难重重。而蒋介石彼时则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躲在幕后操纵广州政府。
当时宋子文基于国民党的根本利益，从大局出发进行调节，力图使蒋、李团结合作以共撑危局。
当时为了调节矛盾，宋子文先后会晤了蒋、李在美的代表，拉他们吃饭并苦口婆心地讲道理。尤其是李宗仁的代表甘介侯初到美国时，宋子文使出浑身解数，告诉甘说：“我以私人朋友的身份说句公道话，在国难当头之际，我们不能只忠于哪个人，亲蒋派和亲李派都应该齐心协力，以大局为重。”
“你是老蒋的人，当然要这样讲话了。”甘介侯的话戳痛了宋子文的要害。
当时甘介侯明确表示不听宋子文那一套，自己私下活动，以寻求美援。而蒋介石的代表当时在美亦我行我素，与李代总统分庭抗礼。他们都把美国奉为自己的上帝。可是，当时的美国政府却不愿再为分崩离析的国民党政权再施舍半点了。结果是两败俱伤，谁也没捞到美国的一根稻草。
因为此事，宋子文也伤透了心。
当时不仅在国外是这样，在国内更是这样。
1949年9月，香港的一些报纸专门报道了蒋介石和李宗仁之间矛盾的情况。当时有消息说，蒋介石任命汤恩伯为国民党军队“东南剿共司令部”的总司令，却被李宗仁当场否决。而李宗仁推荐的另外人选，亦被蒋介石否决云云。·
闻听这些消息，宋子文不禁彻夜难眠。他不甘心于国民党这样的失败，于是又多次会同顾维钧、吴国桢和胡适等人，联名给蒋、李致电，力劝双方以国民党前途大计着想，通力合作。
然而这些电报当时能起多少作用，迄今不得而知。
后来不久，又传来李宗仁从桂林转赴香港，并宣布彻底与蒋介石决裂的消息，更使宋子文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
再后来，宋子文的幻梦随着国民党的痛失大陆，彻底破灭了。而留给他自己的将是什么呢？宋子文恶梦醒来才明白：那就是自身难保。
宋子文很快发现，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告成立，美国当朝官员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宋子文从他们言谈话语中，或从他们的眼神的某种暗示中，感到了空前的难堪。
那段时间宋子文下决心足不出户。
可是，如此亦并不能阻止外界的传闻，尤其是报纸上那些对宋子文丑闻的揭露，一天几大张，不看也得看，更令他心烦。
也许战后的美国，反思和回顾成了他们文化中的时髦；也许美国国体的高度新闻自由的缘故，反正他们净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不光宋子文，连同“四大家族”的丑闻，也一件件地往外“拎”，一时在美国成了热门话题。
当时，坐在白宫里的杜鲁门总统，也时常与他的要员们谈论国民党政府中的“贪官和坏蛋”。某日，当说到宋家与孔家在美国银行存款高达20亿美元时，杜鲁门突然严肃下来，并立即拨通了联邦调查局的电话，以命令的口气说：
“迅速查清来氏家族和孔氏家族在美的资产以及存储地点，向政府报告。”
接到命令，顿时忙坏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大小官员和职员。尽管当时多数美国银行拒绝为联邦调查局提供线索，但是联邦调查局仍然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他们发现，宋子文的流动资金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他的旧金山广东银行里，宋氏家族的许多成员（指宋子文、宋蔼龄和宋美龄等），在东海岸到西海岸的美国城市里都拥有公寓大楼和办公大楼。一些公司被发现是宋家拥有或控制的，其中包括孚中国际公司、芝诺化学公司等。而据已经获得的材料分析，宋子文“开始担任公职时财产比较有限，到1943年1月积累了7000多万美元”。而宋蔼龄在美国一家银行里拥有8000万美元。宋美龄在美国的两家银行里，则存了1．5亿美元。
当时，联邦调查局的这些调查结果还没待上报杜鲁门总统，就已变成消息和文章充斥于美国国内的报端和出版物上，一时引起美国朝野上下的强烈不满。当时一大批公民愤怒谴责政府的无能，并跑到白宫的台阶前聚众请愿，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政府首脑人物拿出解释，要求了解宋孔两家的家底里面究竟有多少是美援的成分？甚至要求给以冻结等。
当时杜鲁门总统并没有出面接见示威者，而英国的财政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却出面为美国示威者说了话。
在一次自助餐宴会上，他对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馆的官员们说，那些美国人指的是蒋委员长的家族，包括孔祥熙、宋子文及其弟弟们，这些人都发了大财。当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