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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的政策基调。
板垣出任陆相之后，立刻就与军方的主战派，结成一股新的扩大中国战争的军方力量，而将参谋本部中，传统是侧重防苏，并不希望日军深入中国作战的势力就被压制了下去。
因此，宇垣提倡以和谈方式化解中日战争危机的构想，很快就遭到日本军方主战派多数人的反对。
这些主战的日本军官们，在侵略中国的作战中，可以说是已经骑虎难下，也杀红了眼，因为他们一直相信，也一直的教导日本人民，中国没有真正抵抗的能力与意志，“皇军无敌”更是他们要继续维持下去的神话。
虽然，目前在中国战场所有的事实，已经在否定他们的看法，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人敢面对现实。
更令人感到困惑的是，这些日军的主战派，竟然也没有完全孤注一掷的勇气，不敢不惜一切代价、全面动员日本所有的力量，在战场上彻底地击败中国。
反而想在扩大占领中国之后，进行“以战养战”的政略。在军方全力要求扩大战争的压力下，宇垣在和谈建议还没有付诸实施前，就被迫辞职了，日政府希望以和谈方式，结束中国事变的想法，也很快地随着消失了。
徐州会战结束之后，蒋介石随即于一九三八年六月五日发出华军保卫武汉的指令。自从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之后，指挥华军作战的神经中枢。
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就是设在武汉，支持国防与军火工业生产的设备，也设在此地。
由外地输入，中国所急需的军火与民生物资，则是来从广东与新疆运送到武汉进行分配。武汉已经成为中国之战略与人心的抗日司令部。
不过当时蒋介石却只剩下极其有限的资源，来进行武汉会战。
因为中国的税收与工业精华地区，都已落在日军的手中，华军的精锐也在多场战争中，伤亡极大。
补充征募的新兵，不但人数不足，体能与素质更差，也缺乏任何的军事训练，只是老百姓而已（很大的比例仍是文盲）。
军队急需之重武器装备更是只能选择性地补充而已（正规军若是没有这些武器，与民团的战斗能力，也就相差不远了）。
新败的中国 军队部队，经过七拼八凑的克难方第式，勉强凝聚的一些战力，又在徐州会战中，消耗了不少。
因此面对着武汉会战，中国军队真得全靠民族主义的作战意识来撑住局面了。
这时在国民政府的决策层面，一些首长已经有了希望与日本和谈的想法，但是蒋介石却抗拒这些压力，决心继续的诱敌深入，进行武汉会战。
日军大本营在徐州会战中扑空，没有达到围歼华军主力的目标之后，很快的就作出两项深入中国作战的战略决定，一是汉口攻略，一是广东攻略。
一九三八年的六月十五日，日本大本营在御前会议中，正式决定发动这两个作战。这代表日军终于要陷入中国的战略泥沼，当然也就代表着中国有更多的地方与更多的人民，要承受这场战争浩劫的杀伤与破坏。
不过当时日军大本营却“盲目”的认为，只要日军攻占武汉与广东，中国“应该”就会向日本投降了。
事实上，不只是日军，就连当时的德国军事顾问，对于华军能否有能力继续作战，也产生了疑问。
因为在日本政府强大的压力之下，德国的希特勒政府终于决定，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停售军事装备给中国，并且要求所有的德国军事顾问在当年七月离华，这对于华军正面对武汉会战之重大关头而言，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过去华军作战的重装备，以及作战的布阵，都得到德国的协助，现在一切都要靠自己了。日军因而乐观的估计，中国继续作战的能力，随时都有枯竭的可能。
国民政府的领导人，在进行武汉会战的规划与参谋作业时，则立刻要面对战士缺乏、后勤不足，以及主要外援断绝的严厉挑战。
华军真能够自己面对指挥百万部队，在长达几千公里的战线上，与日军进行这场大会战的考验吗？
不过，日军大本营的汉口攻略作战计划中，对于攻克武汉，以结束与中国的战争，仍然抱着很高的期望。
同时日军仍希望在汉口攻略的作战中，进行一次大战略的包抄与围歼，彻底歼灭掉蒋介石的野战军，以增加日军逼和的筹码。
虽然日本大本营对于汉口攻略，可以说是志在必得，但此时日本对于整个战略演变的控制能力，在徐州会战之后，已经接近崩溃了。
日军能够很确定它一定能够攻克武汉，但是日本根本无法知道，在攻克武汉之后，中国军队的主力能否被歼。
以及中国会不会就此停止抵抗日本当然更没有想清楚，其实中国破坏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军深入追击，就已经展现出中国抵抗到底的决心，中国宁可让黄河泛滥自己的领土，也不要接受日军的占领与屠杀。
日本一旦深入武汉，它从此就要面临全面的战略被动了。
日军攻掠武汉的作战行动，早就是中国统帅部最为注意的战情发展，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最为担心的日军战略部署，就是日本在全面战争开始后，集结主力由河北沿平汉铁路直冲武汉，以破坏、阻止中国军政中心迁往大西南，进行长期抗战的战略。
还好日军在开战将近一年之后，才开始计划进攻武汉。但是日军仍然没有想到使用由北而南，切断中国东西联系的战略。
当时对于如何进攻武汉，日军大本营与前线的部队，也有着不同的争论，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建议由华北方面军主控作战，以主力部队，大体上沿平汉铁路，由北向南的进攻武汉。
这个方案的战略构想，将以九十度的方向，颠倒中国战线的正面，又能迂回包抄中国防线的布置，应该是一个较佳的作战方案，但是作战的路途较远，所需兵力较大，同时后勤补给运输的困难更为复杂。
而日本的华中派遣军要求，由华中派遣军负责主攻，作战路线是沿长江由东向西进逼武汉。这个方案的战略构想平庸，但是沿途是中国的精华地区，同时后勤支持作业可以利用长江水道，日军可以“节省”不少兵力投入与物力支持。
这时日军大本营照例无法作出果断的裁决，不但因为日军大本营没有一个拥有远见威望与魄力的最高指挥官，同时大本营的参谋军官们，对于前线拥兵将帅们的意见，也不敢太唱反调。
因此参谋本部提出了折衷方案，进攻武汉的日军部队，先沿淮河由东向西进攻平汉铁路的武胜关之后，然后再沿平汉铁路向南旋转，攻略武汉。
这样让华北与华中的日军指挥官们都可以满意，同时日军因为刚发动了不成功的徐州会战，其主力多在淮河一带，可以就近集结与整补。
但是这个方案，却受到淮河严重泛滥的影响，日军无法顺利沿淮河进行攻击的行动，加上日军对于这支远征军的后勤支持，发生交通、运输不足之困难。更令大本营头疼的，是由谁指挥这支部队作战。
这时在东北中苏交界的图们江附近，突然爆发了日苏间的“张鼓峰事件”，虽然没有扩大成为日俄之间全面的战争，但是却给日本极大的压力。
日本大本营几经考虑之后，决定向苏联让步，仍然发动武汉攻略，但是调整了作战序列，进攻武汉的作战，由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负责指挥，华北方面军则留控一些部队，作为防苏作战的左翼战略预备队。
日本大本营修改作战计划后，在七月四日发布日军攻略中国武汉的战斗序列，日军共分兵两路，准备以钳形攻势进攻武汉。
南路由华中派遣军的第十一军冈村宁次中将负责，统帅日军第六、九、二七、一〇一、一〇六师团，以及四个支队和特种作战部队，总兵力十五万人，在九江集结，然后沿长江南北两岸进攻武汉，北岸的军队直攻武汉，南岸军队负责包抄粤汉铁路的贺胜桥与咸宁，以截断武汉华军的南下退路，最后再合围在武汉的中国野战军。
北路军由原华北方面军的第二军东久迩宫亲王稔彦王中将负责，第二军改由华中派遣军统一指挥，统帅日军第三、十、十三、十六师团，以及特种作战部队，总兵力十二万人，在合肥集结。
由于淮河泛滥，不方便军事作战，因此进攻路线向南修正，沿着大别山由东向西进攻，在攻克平汉铁路之后，再向南旋转切入武汉，与南路日军会师，以对武汉的华军进行合围。
另外华中派遣军控制四个师团作为预备队，以及三个飞行团的支持兵力、一个海军舰队，兵力为十四万人。
两支日军以南北平行运动的钳形攻势，直扑武汉，但是以兵力与支持而言，日军进攻的重点是放在南路的长江作战上。
这时蒋介石为了在武汉迎击日军，特别设立了武汉卫戍司令部，由陈诚出任司令，在长江南岸再设立第九战区，司令官由我出任。
临时设立的第九战区下属的部队，并不是我在甘肃所组建的5个师，在此之前第九战区一直以来是个空架子。
直到遍入了薛岳的第一兵团，张发奎的第二兵团，主力集结在鄱阳湖以西地区的长江南岸，在侧翼迎击日本第十一军的攻势，而对抗沿大别山与长江北岸进攻的日军之责任。
蒋介石仍然交给第五战区的李宗仁负责（李因病而由白崇禧代理前半段的指挥）统帅孙连仲的第三兵团负责在大别山御敌，李品仙统帅的第四兵团则在长江北岸抵抗日军的攻势。
蒋介石这次的作战指导方针，更为明确地接近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构想，就是设法在日军进攻的沿途，不断地进行抵抗，并且进行后退包围以及侧翼的伏击，但是不到必要时，不进行主力、正面的决战。
因此武汉会战的主战场不在武汉城市的保卫战，而在武汉外围的消耗战，华军作战的目的在争取消耗日军，而非击败日军或是真正的保卫武汉。
就战略指导的层次而言，中国方面的表现真是进步神速。
而日军大本营知道这次深入武汉作战，主要是扩大日军在中国的控制空间，将国民政府逼到地方边陲地区，同时摧毁蒋介石的再生战力补充路线，如此可以方便建立汉奸政府，达成日本“以战养战”的战略目标。
由于负责南路进攻的日军，需要从徐州附近调回作战部队，同时要在九江集结之后，才开始进攻武汉。
因此需要在一个月以前，现在长江南北两岸进行序战准备。至于在北路担任攻击武汉的日本第二军，参战的各个部队，本来就在淮河与黄河之间，在合肥集结是非常方便的，因此就先进行整训，等待攻击发起的时机。
负责在南路进攻的日本第十一军，在大本营还没有下达汉口攻略的作战指令之前，就已先在六月十二日，抢先登陆安庆发动了序战攻势！
然后十一军兵分两路，具有两栖作战装备的波田支队领军，沿着长江水道西上，在华军部队换防与接应不当的情形下，轻易地一举击破江防重镇马当要塞，接着迅速穿过彭泽，准备直逼九江。
另外一支在江北的日军第六师团（稻叶四郎），则在长江北岸的陆路，不断地向东突进，沿着潜山、太湖、直攻黄梅。由于日军在汉口攻略开始的江南序战之时，作战意外地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