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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的日本政府却忘记了这些，一方面叫嚣着侵占中国的钓鱼岛群岛，一方面又在干涉着中国内政，要把台湾纳入其防御圈内，以怨报德。
你们的历届首相不顾历史，不管周边国家的抗议，年年去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
你们还在不断的篡改历史教科书，妄图把真相湮灭。
你们政府的这些所作所为能让周边的国家放心和你们和平共处吗？有一句名言说的好“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你们已经在背叛历史，背叛世界。终有一日，历史的真相是会让全世界人所熟知，包括现在被你们欺骗的日本人民，你们终将会自食其果。
现在的日本人民中也有许多良知未泯的正直之人在力图还历史本来面目，如东史郎先生。
请问外相先生，是中国的教育等同于抗日教育，还是你们自己做了贼还不许别人说说呢？
在这里我引用张纯如女士的一席话警戒日本政府。
“我相信最终真相将大白于天下。真相是不可毁灭的，真相是没有国界的，真相是没有政治倾向的。我们大家要同心协力，以确保真相被保存、被牢记。使《南京大屠杀》那样的悲剧永不再发生。”
外相如未学习过这些历史，我向你推荐一些书籍，应该能让你了解一二：
《南京大屠杀》 张纯如 美
《太平洋战争》 约翰。科斯特洛 英
《清日战争实记》 桥本海关 日
《从军日记》 向野坚一 日
《在龙旗下》 艾伦（James Allan） 英
《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 胡兰德 英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王 琨
二00五年三月六日凌晨
附1在写此文时，不由的感怀一位不会说华语的生在美国的美籍华人张纯如女士。
张纯如，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出生，在伊利诺州长大。1989年从伊利诺大学毕业后，曾在美联社和芝加哥论坛报当记者，后来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写作学位，并开始全职写作和演说。
张纯如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是抗日国军将领张铁军，后曾为台湾中华日报总主笔。其父当年是台大物理系“状元”，其专著《量子场论》在美国理论物理学术界颇有影响。张纯如的母亲一直从事生物化学的研究工作。
张纯如曾荣膺麦克阿瑟基金会“和平与国际合作计划”奖、美国华人团体“年度女性”称号，并且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太平洋文化基金会”及“哈利·杜尔门图书馆”赞助。张纯如曾成为世界最著名的文摘杂志《读者文摘》的封面人物，受到许多电视节目邀请，包括著名新闻访谈节目《夜线》（Nightline）和《吉姆莱赫新闻时间》（NewsHour With Jim Lehrer），也为多家出版物（包括《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写稿。她与NBA体育明星“东方小巨人”姚明、著名钢琴家郎朗被誉为当下美国最引人瞩目的三位华人青年。
1997年，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被二战遗忘的浩劫》在美国出版。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研讨会也因此在美国哈佛及斯坦福等大学举行，美国新闻媒介都大幅报道了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是首部全面记录当年日军血洗南京城暴行的英文著作，曾连续5个月被列为《纽约时报》书评的最佳畅销书，引起英语世界对二次大战时日本在中国实施暴行的关注。张纯如的其它作品还有《蚕丝》、《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之谜》。去年，其新书《美国的华人：一部叙述史》的出版再次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2004年11月9日，张纯如突然在美国加州自己的轿车内用手枪自杀身亡。
作品相关 抗日战场之万家岭大捷
抗日战场之万家岭大捷
作者：千里独行侠
“雷鸣谷是周围环山的狭小盆地，我们向这峡谷进军。后来才知道，周围的山中有数万敌军在等待我们。
“当我发现敌军来袭时，我听到令人恐怖的迫击炮声越过我的头上在前面五十米的地方爆炸了。炮弹击中了马群，马群炸了窝般的在烽烟中乱冲胡撞。离开九江时有数千匹马，到雷鸣谷，连一匹马也没有了。从第二天开始，我们的中队就躲在水沟的土堆四周跟敌军对峙。然而由于四周的山中都是敌人，子弹从四面八方飞过来。
“战友们大部都受伤，也有些因为饥饿和疲惫而倒下来。死在水沟的战友们，他们的脸色都变成茶色而浮肿，白花花的蛆虫从他们的鼻孔和嘴巴掉下来。一连几天都没吃东西，只能从漂浮着同伴尸体的水沟里舀脏水喝，活着的人也都快变成了鬼。我也觉得我的死期到了。对着十月的月亮，我放声大哭。”
上述文字摘自日军原106师团的一个幸存者——辎重队运输兵那须良辅战后所著的《地狱谷中的三个星期》一书。书中记录了作者的部队在一次空前惨烈的大战中的悲惨遭遇。在战后众多的回忆性、纪实性的作品中，记录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文字在数量上比不上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上的，且多以辉煌的、胜利者的回忆为主，像这样凄惨的记忆不多——当然，日军的凄惨，只会给中国人带来福音，日军的败仗，只能意味着中国军队的胜利。
这次胜利就是万家岭大捷。
1938年8月，武汉会战全面展开。战至9月，日军第6师团先后攻占黄梅、广济、田家镇；波田支队占领富池口；第9师团攻占太阳寨，进至和尚垴、笔架山；第101师团进抵西孤岭；第106师团占领马回岭；第27师团在覆盆山附近与守军第8军激战，呈胶着状态。
从上述态势上来说，形势对日军有利。但守军表现也足以称道。首先，在作战指导方针方面，蒋介石汲取了淞沪、徐州会战的教训和听取了中共方面的意见，对死守一城一地的做法已有了改变。军事委员会9月上旬下达的《武汉会战方针、目的及策略指导》中，第一条明确指出：“以目前形势观察，自力更生仍为我政略上最高战略，基于此而产生之作战指导方针，亦即持久战与消耗战。”虽然仍指出武汉“不能轻易放弃”，“固守时间越久越有利”，
但已明确提出“武汉会战之兵力消耗，以百分之六十为标准，其余百分之四十备作第四期作战之基础，预料其在攻略武汉后，敌当作较长时间之考虑，我可得恢复实力之机会”，并对战后部队转移、补充作出预先规定。在9月16日下达的《武汉会战作战计划》，更指明“国军以自力更生持久战为目的，消耗敌之兵源及物资，使敌陷于困境。促其崩溃而指导作战。”上述两个文件表明武汉会战期间，国军已将持久作战和消耗敌有生力量作为主要指导方针，这与以前相比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并迅速得以在战场上见效。
其次，中国军队在武汉外围的各路守军，面对中日战争爆发以来集结最多、占据优势的敌军，或宁死不退，或节节抗击，大量杀伤了敌军有生力量，严重打乱了敌军的作战部署。第6师团攻占黄梅后即向广济进攻，仅30公里的路程，日军整整苦战了8日，攻取广济后已成强弩之末。休整7天，又补充新兵3200人后，才能继续向田家镇进攻。而田家镇中国守军第57师、第9师在第2军军长李延年的指挥下殊死抗战，又给予了日军沉重打击。双方炮火之猛烈，为抗战以来少见。一枚中方迫击炮弹竟凑巧击落了一架低空飞行的日军飞机，成为战争奇闻。57师在26军的配合下一度包围日军第11旅团，11旅团粮弹断绝，几遭灭顶，令第6师团相当紧张。沿长江进攻的波田支队和第9师团激战竞月，几经整补。101师团损失最大，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被击伤，101联队先后冲击东孤岭15次毫无进展，联队长饭塚国五郎哭求援兵未果后，率残兵自杀性进攻被击毙，该联队基本覆灭。27师团在群山之中激战，伤亡严重，仅25日夜麒麟峰一地，即弃尸300余具。在攻占覆盆山的战斗中，103联队长谷川幸造大佐被击毙。
交战双方均已拼尽全力，战场一时凝滞。这时，日军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从空中侦察得知，南浔路与瑞武路之间中国守军兵力薄弱，遂下决心命令106师团向西推进，试图从此空隙突入，策应27师团作战，以期打开局面。
106师团，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中将，辖步兵111旅团（下辖步兵113、147联队），136旅团（下辖步兵123、145联队），骑、炮、工、辎重各一个联队。该师团系特设师团，实际上就是预备役师团，征召预备役人员临时组建的。特设师团在人员数量上与现役师团无大差别，但质量差别较大。以一个步兵联队为例，特设师团内服现役的只有大队长、联队长及联队副官，其他中队长、小队长及士兵都为预备役或后备役。组建部队时，各部队长都从各部抽调，相互配合能力差，战斗力不强。第106师团的士兵，来自于南九州的熊本、大分、鹿儿岛、宫崎四县，该师团于1938年5月才在熊本编成，随即便装船运往华中，参加武汉会战。此前在南浔路战斗中，遭中国守军第8军和第64军155师顽强抗击。第8军又在反击中重创敌人。106师团参加战斗的3个联队、9个大队共计16000人，伤亡达8000人，战死113联队长田中圣道大佐，大队长3人，重伤145联队长市川洋造中佐，大队长2人，中队长和小队长死伤过半。惨重的损失不仅让106师团一度几乎失去战斗力，还使其落得了日本第一弱师团的名声。南浔路战斗后，106师团调回休整，补充了2700新兵。冈村宁次将“华中派遣军”从杭州地区调来，将第11军第22师团的山炮兵第52联队配属给106师团。整补后的106师团初步恢复元气，接到冈村命令后迅速行动，10月2日，师团主力进抵万家岭地区。
冈村宁次无疑是日军很有才干的将领，但后来的战斗进展证明，他在此处的“奇兵”是一个昏招。武汉会战鏖战月余，部下伤亡惨重，进展不顺利，冈村焦急之余，急于打开局面的心理占了上风，使他对敌情我情均做出了错误的判断。106师团重创之余，战斗力大打折扣。而对峙的百万中国军队虽然损失惨重，但筋骨尚在，元气未损。106师团深入中国军队纵深，与友军联络困难，势成孤军，当面的中国军队将领稍具韬略和勇气，是不会放弃这一战机的。
中国军队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司令长官为薛岳。
薛岳，字伯陵，广东省乐昌县人，1896年生。他的原名叫薛仰岳，因为他出生时，正值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年，国土台湾沦丧，民族危机空前。其父为他取名“仰岳”，“就是取义效法民族英雄岳飞之意”。成年后，薛岳认为“只是敬崇岳飞尚未足以称其心意，乃去‘仰’字，单名岳，直以岳飞自况”。 11岁，薛岳考入广东黄浦陆军小学，开始接受军事教育。14岁，他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他于1914年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6年毕业后，与邓演达、张发奎、李汉魂等一同考入保定军校第6期。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发动第二次护法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