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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欧洲其他国家的君主专制制度还在效仿法国榜样的时候，英国议会就已经争得了主动权，朝着现代国家立宪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1734年，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在他的《英国书简》中写道：“英国的宪法已经如此的完美，使得所有的人都能够享受在几乎所有君主国家被剥夺的自然权利。”
第二部分
用武力走向现代
在十六和十七世纪的发展中，欧洲及世界的大部分国家，都在忙于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他们几乎无暇顾及一个新的力量正在走进历史：俄国。
君士坦丁堡1453年被穆斯林土耳其人占领以后，俄国的神职人员，宣布自己是惟一真正的 — 即“正统”的基督徒。他们把莫斯科宣布为“第三罗马”，和真正的基督教中心，有意把自己同西方隔离开来。莫斯科的大公爵视自己为拜占庭皇帝的继承人；1547年，享有“
雷帝”称号的伊万四世，获得了皇帝的称号，成为俄国第一个沙皇。他用铁腕进行统治，削去了贵族的权力，没收了他们的土地。他直接指挥的警察，向贵族施加暴政并大开杀戒，其他反对沙皇政策的人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伊万用残暴的方法，建立了一个专制主义的执政体系，把整个国家看成是他的个人财产。
和拜占庭时期一样，在俄国，教会和国家也是密不可分的：教会需要一个保护者，作为回报给予沙皇及其政策以合法的地位。一个宗教领袖在写给伊万四世的一封信中说：“虔诚的沙皇，您知道，正统基督信仰的所有国度，都已共同过渡到您的帝国之中。您是全世界所有基督徒的沙皇。两个罗马已经没落，而第三个就竖立在这里，第四个是不会再有的。” 沙皇在上帝和教会的帮助下将去征服异教徒的国度。俄国的教会人士承认沙皇具有无限的领导地位。“在自然界，沙皇和所有的人都相近似，而从权力上看，他就是至高无上的上帝。”
和在伊万进行的很多战争中一样，教会也在压迫农民的政策中和沙皇并肩战斗；世俗和宗教的大地主，都希望农民依附于自己。于是农民的自由逐步受到了限制，最终于1649年变成了农奴。这样一来，他们几乎失去了任何权利，完全被控制在主人的随意性之下，在极度困苦中度日。即使当沙皇彼得一世（1682…1725）开始改革这个落后的国家时，情况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彼得一世的意图，是让俄国向西方开放，并向西方学习。为此，他于1697…1698年进行了一次空前而非凡的旅行：他带着250名随从，匿名周游了西欧。他想对各种国体和经济社会制度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只是在各国宫廷中，他才显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他会面以后，汉诺威大选侯夫人写道：“尽管他有一些天赋的优秀品格，但他的农民习气仍嫌多了一些。”
确实，宫廷生活并不是彼得的世界。他更关注技术和经济，他去听有关机械的理论课程，拜访实验室里的学者，观看他们如何作业。据说为了学习造船，他还曾用彼得·米哈伊洛夫的名字，到英国和荷兰造船厂作为木匠劳动了十个月之久。他的这些不寻常的行动，给很多诗人和音乐家以创作灵感，例如艾伯特·洛尔青就据此写出了歌剧《沙皇与木匠》。
沙皇带着新的知识并招聘了各行各业约1000名专家返回了俄国。很快，俄国的男人就不得不剪掉长胡须，脱下传统的服装，以便能够像是真正的欧洲人。然后，彼得就想有一个新的、欧式的首都，并同时是一个波罗的海港口城市。尽管选中的地点由于经常受洪水的侵袭是一片沼泽，完全不适合修建城市，但沙皇还是召集了大批农民、工人和手艺人，“在可怕的生活环境中，由于营养不良和瘟疫的传播，不断减员的情况下”，弄干沼泽，用树桩钉入地下，然后再在上面建造房屋。根据严肃的估计，大约有12万人在工程中丢掉了性命。对沙皇来说，新的首都圣彼得堡，就是“开向西方的窗口”。据说，他把这座城市称为“我的天堂”。
为了增强俄国的世界地位，沙皇按照西方的模式改造了军队。为此，每年大约有三到四万年轻的男子被迫入伍，严格训练，为战争做准备。俄国海军也不断扩建，直到成为波罗的海中的最大舰队。像军队一样，彼得还重组了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各地区的首长直接对帝国政府负责，帝国政府又对沙皇负责。这样，各级政府就只能贯彻他的意志，用服务的贵族取代了世袭的贵族。官吏和军官的新等级，不再根据出身，而是根据在各自岗位上的业绩而划定。
从所有这些改革中，工人和农民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恰恰相反，他们必须承担更多的劳务和税赋。“上层阶级摆脱了俄罗斯的传统习惯，但同时也脱离了人民；他们开始以外国的方式生活，着装和说话 …… 这样一来，沙皇和人民之间产生了裂痕，古老的联结逐渐松弛。俄国的君主变成了暴君，自由的人民等同于失去自由的奴隶。”一位俄国历史学家这样评价当时的形势。但沙皇 — 这时已被称为彼得大帝 — 却对这种评价置之不理。他以冷酷的决心，追求使俄国现代化的目的。当皇子阿列克谢因参加一个复旧运动，企图制止父亲的西方路线时，沙皇让人杀死了自己的儿子。
彼得大帝于1725年去世时，虽然遭到了大多数俄国人的唾骂；但俄国却从此在欧洲政治舞台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第二部分
从哈布斯堡到霍亨索伦
祖籍在瑞士阿尔高的哈布斯堡伯爵家族，经过数百年的经营，成功地使自己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家族。最初的发迹是1273年，当鲁道夫·冯·哈布斯堡就任德意志帝国“临时皇帝”的时候，这是因为在困难时期，没有哪个大公爵愿意戴上这顶皇冠。一直被认为是软弱无能的鲁道夫，却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了一个聪慧的政治家和父亲。他技巧地把他的九个子女嫁娶出去，使得越来越多的家庭成员占据帝国的重要岗位，这几乎变成了传奇故事。这样，他就为了家族的非凡兴旺发展奠定了基石。到了查理五世 — 1519…1556在位 —， 哈布斯堡家
族的统治范围已经东起匈牙利，西到西班牙，并通过西班牙到达了美洲。皇帝甚至可以说，在他的帝国里，太阳是永不落山的。但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是任何一个统治者不能持久控制的，更何况很多公侯都在推行自己的政策。只是当奥斯曼帝国不断扩张，土耳其人1683年逼近维也纳时，各地的诸侯才赶来援救皇帝，因为这终究是为了拯救西方文明。哈布斯堡家族占据罗马德意志皇位直至1804年，但真正在它控制下的却只有奥地利、匈牙利和波希米亚。
在哈布斯堡的阴影下，另一个古老的王侯家族于十七世纪开始显露头角，尽管当时的条件十分不利。那就是霍亨索伦家族。当时的势力范围是支离破碎和经济不发达的勃兰登堡和普鲁士。但在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统治的四十八年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按照法国的榜样，革新了行政管理、经济和军队，从而为勃兰登堡和普鲁士的振兴奠定了基础。但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却不愿意只当大选侯，他想当国王。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换取了主要公侯和皇帝的同意。1701年1月，弗里德里希在科尼希堡加冕成为“普鲁士国王”。但这却遭到了维也纳哈布斯堡宫廷的嘲笑；普鲁士的首任国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在弗里德里希一世时，哈布斯堡的这种反应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政治分量的文人，所以他也不值得人们的重视。但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却完全不同，很快他就获得了“士兵国王”的称号。对这个虔诚的书呆子来说，一支强大的军队和勤俭的理财，是一切的必要条件，只有这样“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才能得到有保障的持久幸福。”因此，他就 — 有时是用暴力 — 招募年轻的男子，并把军队扩大了一倍，达到了八万人。为使士兵绝对服从，他选择了惟一的方法 — 严厉的体罚。因而，“普鲁士式的调教”很快就闻名于世，但也臭名远扬。
责任感、服从、纪律、秩序和勤奋，是这位“士兵国王”的最高价值。所有这些准则他都在军队中得以体现；他的目标是想把全国变成一座兵营。“普鲁士品质”已成为一个固定的概念，但后来却沦为声名狼藉；但如果没有这些，一个落后的小国，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走上了欧洲强国的通途。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生命结束时，普鲁士已经具有一支欧洲第三强大的军队，不但消除了债务 — 而且还有了1000万塔勒尔金币的战争储备。
士兵国王一直希望他的长子弗里德里希能够和他一样，把这个事业继承下去。但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在下一章，论述那个时代的精神潮流和发展时，我们会说明到底为什么。
第三部分
理性的时代
十七世纪末期和十八世纪，被称为“理性的时代”。它想说明的是，人们的思想越来越从迷信中，也包括盲目的信仰中解放出来。在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时期所开始的事业，以更为显著的形式得以继续。这种新的思想潮流首先来自英国和法国。所有迄今为止对宗教、国家、社会和经济的观念都遭到了置疑，受到理性判断的严格考验。凡是经不起这种“理性”考验的东西，就会 — 像在实验室里一样 — 被抛弃。只有人们用理智可以认识的问题，才是真实的，法国人若内·笛卡儿，早在1637年，在他的《方法谈》一书中这样写道。
人不应该再受陈旧的权威所左右，而应该独立地和理性地，即“开明地”行事。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在他的著名论断中，总结了启蒙的含义：“启蒙是人们摆脱自我受制状态的出发点。自我受制是一种不受他人指点就无法进行理智思考的无能状态。这种受制状态，是自己造成的，如果这种受制状态的原因不是由于缺少理智，而是因为没有他人的指点就没有决心和勇气的话。那么Sapare aude！请鼓起勇气来！去利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竞选口号。”
启蒙主义者主张人的自然平等，并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和尊严，是任何人都不能剥夺的，包括皇帝。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1689年写道：“如果我们看到，人在如何置身于自然之中，那我们就看到了：这是一种完全的自由状态。”
七十年之后，日内瓦的让·巴蒂斯特·卢骚在他的《社会协约》一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人是在自由中诞生的，但却又到处给他戴上了枷锁。”卢骚、洛克、康德、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其他启蒙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