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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在1942年2 月8 日我的作战日志中写道：“从指挥官的报告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如果能拨给德国潜艇司令部用于这场战斗的不只是六艘而是它所建议的十二艘大型潜艇的话，则‘重点打击’就会有力得多。这样难得的机会虽然利用了，并取得了令人喜悦的成果，但却未能取得在这次机会中实际上应能取得的东西。”
从12月中旬起，在我可以派第一批五艘潜艇前往美国海域之后，我又在以后几个月把所有可供使用的潜艇全部派往这一海域。所以，1942年2 月那次重新抽调二十艘潜艇投入挪威海域是一次严重的失策。我在回答第十五个问题中已经提到了这一点。
因此，由于所有这些潜艇用于其他方面，其结果是：1942年最初的几个月里只能使十至十二艘潜艇同时在这极为有利的美国海域内作战。
对此，英国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在描述美国船只当时在美国东海岸航行，由于遭到德国潜艇的攻击而受到严重损失时写道：“1942年初美国沿海遭受破坏，大约十二艘以上的潜艇在这一海域同时作战，这是从未有过的最惊人的事件之一。”
（罗斯基尔：《海战》第2 卷第96页）。
按照我的经济地作战的原则，在1942年最初的几个月中，我觉得，在使用潜艇时，也要经常让它们调换海域，并按照我对情况的判断，把它们派遣到运输频繁而防卫力量最为薄弱的地方去，以期取得最大的战果。这一措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因此，在1942年6 月，鉴于建立了上述的护航队而使在美国东海岸一带的战果日见缩小，我就着重把一支潜艇队投入加勒比海，这一调动措施收效极大。
那时担任加勒比海地区海军司令的美国海军上将胡佛在我从施潘道获释后于1957年5 月6 日给我写了下面这封友好的信：亲爱的邓尼茨海军上将：我对您的健康和您在1945—1956年德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期所持的从容冷静的态度表示祝贺。对您来说，这是一种精神折磨，就如我在1941—1943年所经受的精神折磨一样。那时，我们正在加勒比海战场全力以赴地抵挡您的潜艇的惊人的猛烈袭击，这一战场的指挥官就是我。’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海军上将约翰·霍华德·胡佛。
1957年5 月6 日，美国海军（退伍军人）。
（华盛顿第八哥伦比亚区西北邮区三十四条街2732号）。
当时，这封坦率而又充满幽默的信使我高兴非凡。
我想扼要地总结一下德国潜艇在1942年上半年所取得的战果，以此来结束我对第十六个问题的回答。
根据英国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的统计，在这段时间内，轴心国的八艘潜艇总共击沉船只五百八十五艘，总吨位为三百零八万九百三十四吨，其中绝大部分是被德国潜艇在美国海域击沉的。
在这几个月内，所有在大西洋的德国潜艇平均每天——往返航行的大量时间也包括在内——取得的战果是：1942年 1月为二百零九吨，2 月为二百七十八吨，三月为三百二十七吨，4 月为二百五十五吨，5 月为三百十一吨，6 月为三百二十五吨。这一统计数字也包括那些同一时期为了挪威的安全而调去那里的潜艇根本就没有击沉或者只击沉极少的船只的数字在内。如果不把这些“哨兵”的航海日计算在内，那末上述每艘潜艇每日的战果还要多五十吨左右。
这就证明，由于被罗斯基尔称之谓“无利可图”的调动致使在击沉吨位方面所遭受的损失是多么重大。
由于在使用德国潜艇方面的战略错误，在上述这段时间内，在击沉数字上至少减少了五十万吨。
十八、到1943年春季为止，潜艇战获得了哪些成绩？
我现在得回答这一问题：到1943年春季为止，德国潜艇在对盟国商船进行吨位战中，取得了哪些战果。我想就这方面扼要地归纳一下，同时只想列举英国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1956年在他的英文历史著作《1939—1945年海战》中当时的一些统计数字。在罗斯基尔的统计数字中，还包括由于所谓“原因不详”的其他船只损失数字在内，这也可能是为潜艇所击沉的。
根据上述的1956年的统计，被潜艇击沉的计有： 1939 年：一百十四艘，总吨位为四十二万一千一百五十六吨。
1940年：四百七十一艘，总吨位为二百十八万六千一百五十八吨。
1941年：四百三十二艘，总吨位为二百十七万一千五百四十吨。
1942年：一千一百六十艘，总吨位为六百二十六万六千二百十五吨。
1943年（至5 月止）：三百十四艘，总吨位为一百七十八万二千六百二十八吨。
因此，从1939年9 月战争开始起至1943年5 月止，被潜艇击沉的船只总数为二千四百九十一艘，总吨位为一千二百七十二万七千九百十一吨。
英国人和美国人在这一时期损失的商船共为四千六百零九艘，总吨位为一千八百八十六万八千二百零六吨。
因此，在一千八百八十六万的总吨位中，有一千二百八十万吨是被潜艇击沉的。这个比例数字已经说明，潜艇对海战的命运有多么重大的影响。战舰、袭击商船的辅助舰、轰炸敌舰和港口的飞机以及封锁船只航行的水雷，所有这些战斗措施取得的战果，都远远比不上轴心国用以对付敌船航行的、数量有限的潜艇所取得的战果。
这些具体数字和上述与敌人损失的总吨位所作的比较，已经清楚地说明了潜艇战的意义。
十九、英美方面是怎样讦价大西洋战役的？它们为了消除潜艇的危害曾经作过哪些努力？
英国政府和英国皇家海军司令部非常明白，潜艇的攻击对英国来说，意味着最大的危险。潜艇的攻击直接威胁着英国的生命线。不仅英国人民的生活，而且英国的经济、战争物资的生产和英国在这次战争中最终的生死存亡，均取决于这条生命线。
我想引用丘吉尔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两段话来说明英国的这种看法。
例如，他在第4 卷第110 页这样写道：“潜艇的攻击是最大的祸害，德国人如果聪明的话，就该对此全力以赴。”
在第5 卷第6 页又写道：“大西洋战役是整个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无论在陆地、海上或空中发生的一切，最终都取决于大西洋战役的结局。我们在为其他种种忧虑所困扰的同时，也怀着希望和恐惧，日复一日地注视着大西洋战役的变幻莫测的命运。”
这样，英国海军司令部一开始就以其所支配的全部力量用来对付德国的潜艇战。正如海军上将阿瑟·赫兹利特爵士在他的《潜艇和海上强国》一书中所写的：“在建设强大的护航舰队和空军方面，英国得付出巨大的努力。”
然而英国海军司令部要集中本国的一切必要力量来防御潜艇战这一主要危险却并不那么容易。鉴于潜艇在1942年取得了巨大成绩以及德国潜艇战完全在潜艇司令官的亲自领导之下，丘吉尔和英国海军司令部遂于1942年夏谋求用同样方式组织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以便英美集中力量更有效地抗击潜艇战。于是，“反潜艇战委员会”就宣告成立。丘吉尔主持了第一次会议，他声称，这个新成立的委员会的目的，是给予反德国潜艇战以强大的推动力。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委员会要贯彻他的意志以及控制受德国潜艇战略牵制的某种局势，往往是不容易的。譬如，很明显的是，英国空军宁愿去轰炸德国城市，以取得显著的成绩，而不愿同英国护航舰队一起在大西洋护航，甚至连轮流飞行去监视大西洋海域，或偶尔对某一德国潜艇进行轰炸都不愿意。
对此，英国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在他的海战著作第二卷第369 —370 页上写道：“接着，首先在首相的反潜艇战委员会里，出现了一个大争辩时期，辩论关于袭击比斯开湾、保护护航舰队和空袭德国的种种必要性问题，而这些必要性却是彼此矛盾着的。海军司令部进一步要求把轰炸比斯开湾的飞机增加到一百九十架之多，同时希望不断轰炸敌人的潜艇基地和设施。空军司令部则声称，满足以上要求就意味着大大削弱对德国的空中攻势。”
此外，这个委员会也不容易克服由于潜艇的独特作战方式所造成的英国防御力量的某些薄弱环节。这里可以举个例子：花最小的代价击沉敌人的船只，这是我的原则。所以，我把驻在浩瀚的大西洋的潜艇进行适当的调动，把它们调到我认为船只往返虽则频繁、但敌人的防御显然薄弱的那些地方去，因为英美要立即在各处布置强大的防御力量，当然是困难的。
同样，一旦他们得悉，德国潜艇在防御力量薄弱的海域展开了进攻，而要快速地把护卫部队派到那儿去，也是不容易的。
英国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在他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著作第2 卷中，就我的这种攻击战略这样写道：“尽管潜艇侵入这些偏僻海域的时间不长，却大获渔利。
这些潜艇造成的损害，比起他们的前驱——伪装的袭击商船的战舰——在这些海域的追击战中所造成的损害要大得多，而付出的力气却要小得多。即使邓尼茨不得不把他的潜艇派往数千哩之外，但他的这种不断探测我们防御体系薄弱环节的策略，在这几个月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因此，英国新成立的这个委员会，愈来愈觉得有必要使用尽可能多的远程飞机，至少应对迄今一直未受英美飞机监视的大西洋“空白”区加以封锁。
对护航队的防卫问题同样也作出了新的决定。以往，护卫舰发现了潜水艇之后，只能与之作短时间的战斗，因为它显然不能离开护航队，否则，护航队就失去了保护，这就是说，护卫舰必须马上放弃与潜艇的作战，返回到必须加以保护的商船队来。因此，“反潜艇战委员会”这时就建立了所谓“支援部队”。这些拨给护航舰队的“支援部队”并不担负护航舰的单纯护航任务，而是去追踪、攻击它所发现的德国潜艇并尽可能地把它消灭。
不言而喻，只有拥有适用于这一目的的战舰，才能组成上述这种“支援部队”。
因此，英美方面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把它们的力量不断地、愈来愈多地投入到反德国潜艇战的战斗中去。
就是要入侵欧洲，也只取决于是否拥有为这次入侵所需要的船只吨位。例如，就是这个缘故，1943年盟国把它的入侵时间推迟到了1944年，因为在1943年运输船只的吨位还不够、由于这一原因，在1943年1 月召开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反潜艇战被列为头等重要的任务。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在他和历史学家亚当斯与波特合著的《反对轴心国的海战》 ）一书中，就卡萨布兰卡会议参加国的这一次决定写道：“大家一致同意，盟国必须把反潜艇战放在首位，否则，其他地方的突破就刁；会成功。”
英国海军上将赫兹利特在他的关于第二次大战中大西洋战役的《潜艇和海上强国》一书的第189 页上就双方投入力量的对比，作了如下的结论：“盟国为建设他们强大的护航舰队和空军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差不多等于德国人为建造潜艇所作的努力的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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