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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克莱武开始重视这次的法院传告了，不过他仍旧认为，这些都是小事，凭他的财力和地位，以及在议会中的影响力，小小的三万四千金币的贪污案绝对告不倒他。而等他摆平这麻烦事，就可以好好查查究竟是谁在幕后黑他。
五天之后，克莱武花费了一百多万金币，终于打通了关系，从皇家警察局被保释，对他的审判也因为证据不足而被撤消了。然而好日子没过几天，第六天他又收到了皇家法院的第二张传票：有人举报他十九年前在印度攻陷阿克特城的时候缴获了巨额财宝却共饱私囊。
他第二次进了法院候审厅，法院开始对阿克特战役的过程进了审理排查，克莱武惊讶的发现那人汇报材料中的描述，几乎与当时发生的战况一般无二。要知道他辉煌的战绩就是从阿科特战役崛起的，虽然时隔十九年他还对那段时间的经历记忆犹新。被告的颂词就仿佛亲身参与过那场战役，而只有克莱武知道所有参加那场战役的人恐怕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第二次审判，足足消耗了他四千万金币的费用才得以摆平，克莱武踏着夕阳的余晖从法院中走出来，步履不禁略显蹒跚。
如同他的预料，事情并未告终，两天之后他收到了第三张传票……
皇家法院对克莱武的一系列传讯被泰晤士报连篇登载，从他担任东印度公司后勤总管到率兵占领阿克特、再到后来率兵解救英国支持的印度王公、征战孟加拉和加尔各答的一系列英雄战绩都有人举证他的贪污事实。仿佛是贪婪伴随着荣耀，贯穿了他的一生。
最终，克莱武在法庭上当庭辩称：“在我的脚下有富裕的城市，在我们手中有雄强的国家，在我一个人的面前打开了充满了金条银锭、珍珠宝石的宝库。你们说我贪污了两百万金币？事实上诸位先生，直到现在，我还奇怪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客气？”
克莱武从印度带来的财富如流水般源源不断的花费了出去，他打点了几乎英国议会内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议员，可对他的控诉却同样源源不断的涌来。最终，当有人举证说他通过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普拉西战役建立只听命于自己的雇佣军时。他方才猛然醒悟：他错了他最初就不应该离开孟买
他望着法官席上陌生的面孔，望着那些似曾相识的陪审团员，终于发现不是“有人”要控告他，而是大英帝国正在控告他
他，罗伯特*克莱武，英属东印度公司辉煌历程的奠基人，二十多年来为大英帝国的印度殖民地付出了全部的克莱武，为英国国家财政每年贡献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税金的克莱武，已经变成了帝国剪除海外垄断的一根最棘手的钉子，无论他撒下去多少金钱，恐怕都难以挽回自己的性命。
女皇九年十一月，克莱武在狱中用小刀自杀，自此他已经一贫如洗。
遥远的圣彼得堡冬宫，女皇陛下问奥兰道：“我们拥有的东印度公司股权占据了多少？”
奥兰写道：百分之七十二点三了，女皇陛下。
女皇陛下点点头，面带微笑的说：“所以说，一个人做得对或者做的错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不能普遍树敌。你看克莱武大肆贪污的时候没人举报他，可讽刺的是当他开始打压贪污的时候却迎来了灭亡。我们秘密递送给英国人的那些证据令他们欣喜若狂，他们没有一个人希望克莱武活着，所以克莱武只有去死。”
奥兰耸耸肩，表示不屑一顾。
“好了，你立刻去一趟印度，将东印度公司内不稳定的人都清理一下。我希望东印度公司的姓氏尽快改成俄属。”
如履薄冰 第三十章 禁烟（上）
收费章节（12点）
第三十章 禁烟（上）
毕沅抵达广州的时候已经是女皇九年五月末了，他离京的时候就发出照会，声明不收分毫进孝，如门下有需索者即刻扭送秉承、私送礼物者定行参报。
他的意思很明确：此次禁鸦之行深受皇上重视，那是眼睛里一点沙子都揉不得的。因此我不向你们任何人索要礼物，你们也别送了，若送了我也只有报给皇上知道。
于是五月抵达那日，两广巡抚、水师提督、海关监督、广东绿营军总兵一行前来接待，特两手空空什么都没带。
可当日晚的洗尘宴吃得倒是很欢，毕沅收到了诸多请宴帖子，但在宴席中都微笑以拒。他明确表示此行来广州“与诸公无差，乃专制鸦片也。”
事实上毕沅并非一个多么清廉的人，他乃乾隆二十五年进士，殿试第一、状元及第。为人文采是极好的，做人也很是圆滑，为了以证清廉他特意离京时就公告，到了却“不宜违诸公之意”的参加了洗尘宴，摆的姿态就很明确：明面上你们都别乱动，私下里我也不会不近人情。
毕沅从翰林院修撰做起，曾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安肃道道员、陕西按察使、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到如今的两广总督，其中有起有落曾从一品降为三品，就是因为在任陕西布政使时整压甘肃内乱，甘肃的一些州县谎报灾情、冒领济粮，他未据实参奏。
所谓的别人谎报灾情我未据实参奏其中猫腻很大，说白了他定在其中收受好处若干。因此乾隆皇帝让他自行定罪时，他自请罚俸五万两白银，被降了级，却仍官居原职。
说道罚俸，这五万两明显又是个破绽，乾隆朝一品大员年俸不过180两银子，加上甘肃一地布政使的养廉银子7000两不过也就一年7180两而已。毕沅早几年做得是京官，那可是只有年金没有养廉的，直到外放陕西按察使才开始有一年4000的养廉银子。然而无论是四千还是七千都是账面上的，实际养廉银子层层克扣下到手里绝对没那么多。因此毕沅做到出事罚俸时按道理能有个三四万的身家就不错，竟然能毫不肉疼的随意拿出五万两罚俸银？说出去谁信啊？也就皇帝老儿信
乾隆皇帝本人就很喜欢罚俸养廉银子，因为罚了的钱那不是进国库而是进内库的，于是乎很多原本应该参罪的大臣往往出了事都以自请罚俸了事。对于罚了银子的官员则一般都会网开一面啦，小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得了，比如小贪小污之类。
扯远了，我们再回到毕沅这位沽名钓誉的文人大臣抵达广州当日，参加完了同僚下属的洗尘宴，他便开始秉烛夜书禁烟事项，以示对皇上委派差事的重视。
第二天，总督府衙门口贴出了火热出炉的《禁烟通告》，通告先从内部人开刀，提出了几条最新政令。
首先是搜查，广州自即日开始举行鸦片大搜查行动，官府分批分次搜查百姓家，百姓不得以任何理由阻碍搜查，凡搜查出鸦片和烟具的，则罚没家产等等。
其次是举报，欢迎大家互相举报，举报有奖，下级可以举报上级，上级倒了举报成功者则可越级提拔……
最后是连坐，亲属连坐和近邻连坐，若有人对邻居和亲属抽鸦片不举报的，则查出一家连坐五服。
于是乎广州一时间被搅的乌烟瘴气，一个月不到就查获烟膏五十万两、烟枪三万余根，抓获吸鸦片和贩卖鸦片者三千余人。
广州府牢狱人满为患，至于其中多少是真烟贩多少是交不起免灾银子的人那就无从得知，有人公报私仇相互诽谤、有人窥视他人财富恶意造谣，反正不少人在鸦片大搜查行动中发了财升了官肥了自己。
第二个月，毕大人接着将矛头指向了十三行，指责他们里通外国，以鸦片毒害本国人民骗取皇上的银子。
这个帽子扣的可不小，十三行的人的的确确多少都参与过鸦片走私行当，但是若论大头，那绝对不是他们，毕竟他们都是明面上的行商，而鸦片是不可能公开销售的。可如今毕大人既然将板子打在了他们的身上，作为地位低下的商行也无处伸冤，于是不少识相的商行就私下里表示愿意缴纳“罚金”以赎罪。
毕大人将他们教训了一顿，紧接着表示光有赎金还不够，他们必须立刻向洋商们再次申明鸦片贸易的违法性质，并令洋商缴出所运鸦片，否则抄产入官不说，本大人还要你们的脑袋
这下子十三行的人怕了，他们很悲愤，你说这叫什么事吧？要洋商缴出鸦片，却拿自己十三行的人做人质，不缴鸦片不是杀洋商的头，而是抄十三行的家杀十三行的头？
当然他们此时是无法与毕大人争论的，毕竟大清帝国多少年来的规矩就是这样，不跟你讲道理，只讲政策。
政令下达必须执行，以三天为期时间相当紧凑。十三行的人立刻找上了洋商夷人馆，传达了皇帝代言人毕大人的意思。
实际上毕大人来广州查鸦片的事早就连洋商都知道了，清帝国的交通委实不方便，从毕大人离京到抵达广州，足足走了三个月，该知道的人早就知道了，而且不但知道还做好了准备。
在洋商们看来，无论是毕大人还是需大人，那都是大清朝的大人，大清朝的大人骨子里都是要钱的，所谓没什么钱办不得的事。
他们已经为大清朝的各级官员们都定了个标准价，一品大员多少银子可以搞定，二品大员又需要多少，都门清的很此时毕大人提出要鸦片？没问题，原本就准备按照五十万两银子打发他，现在折合成鸦片好了么，洋商们直接就决定甩出两百五十箱。
至于这两百五十箱怎么分配？英国人出多少、荷兰人出多少、法国人出多少，大家还特意举行了一次投票民选。于是很快第二天就拿出了两百五十三箱的鸦片交给了十三行。
可毕大人觉得不够，很显然，两百五十箱太少了么，去年广州一地的鸦片输入量起码在六千箱以上，现在拿个两百五十箱打发我，让我怎么跟皇上交代？
于是乎十三行变成了中间的传声器，来来回回的折腾讨价还价，最终定在了四百箱上，洋商表示不能再涨了，另外又折现了部分好处给毕大人，表示差不多就可以了吧。
毕大人也不是真傻，话说禁烟禁烟，真的能禁干净吗？洋人走私靠的还不是水师们的护卫？他若是真心禁烟，只应该拿水师开刀，则洋人走私的船势必一艘都过不了关卡。问题是他一届汉官拿什么身份地位和水师叫板？
之所以让洋人交鸦片出来也就是图个名声，向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表示：您看，我连洋人都直接搜查了，能做的也都做了。
然而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此时的北京城就有人在毕大人背后捅起了刀子，向乾隆皇帝参毕沅政法过苛，扰民。提出来他光惩治吸鸦片者，对贩卖者却不做惩治，实在是有悖lun理。就比方哪有对被害的人一再声讨，却不追究害人者的？这其中恐怕实有隐晦。
话说的很含蓄，但意思却很明确，就是在说毕大人之所以不严惩贩卖者的原因那是拿人手短了啊。
乾隆皇帝想起了毕沅过去的旧历，于是乎也感到很有可能，毕沅虽然是个能臣，但也不是多清廉的家伙，面对洋商的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