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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瓦尔德·蒂利的母亲将1915年1月8日的《每日镜报》寄给了他——由当时在佛兰德的伦敦步兵旅第5营的普拉格斯特里特·沃德转交——在热线栏目“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小组：英国和德国士兵合影”中，用整个版面刊登了这些轰动照片中的一张。照片下面的解释没有一丝歪曲，没有一丝编造，没有一丝夸张，就是客观地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圣诞节，敌人成了好朋友，因为英国人和德国人一致同意圣诞节实现非官方停战。
奥斯瓦尔德·蒂利几个月以后，即1915年4月30日阵亡了，当时才19岁。
除了圣诞停战的简短报道，还有参与者的信件也不加评论而刊出，往往是匿名的，不提姓名，为了不给在暗中守侯的检查官提供检查的理由，但却向也在看这张照片的敌人透露了军衔或阵地。
尽管如此，英国报纸的某些编辑还是写了自己的想法，那些社论写得令人十分惊讶，下一章还会介绍。
自发和直接参与圣诞停战的德国人给他们家属写信，内容跟英国人及法国人差不多，虽然目击者们的某些带有相应细节——唱歌、蜡烛、交换礼物、不开枪——的报道在德国报纸上刊登了一二天，但必须告之，是以什么登记号码被最高检查机关批准的。
后来德国从上下达命令，对前线发生的事要保持缄默，检查机构便断然禁止继续发表相关内容，所以为后代只留下了像孔策中尉的日记那样的官方文件。由于在德国人的笔记中，这一不允许的和平也不允许有重要地位，因此和平在他们的笔记中被压缩成干巴巴的几行字——从集体记忆中被熄灭了，这正是那些害怕和平会重复的人的意图。
尽管德国士兵也拍摄了和平景象，但由于人们过分服从命令而没有照片发表。一个志愿兵的信表达了多数人的感受，此信刊登在1914年12月31日的《法兰克福日报》上，作者至少很大程度上间接介绍了这一事件：“那是一个宁静的平安夜，我们的圣诞树在闪烁发光，一直照到法国部队的阵地上，就像一种希望之光，解脱了一切人间的烦恼。这就是我们的圣诞节，没有人会在他的一生中忘记的圣诞节，这是它在这次战争中新的意义，我们大家在这次战争中认识到的新的意义：对德意志性格至高无上的信仰。”
只有战争才有这种至高无上，只有战争才使这种性格显得有人性。将军们和陆军元帅们需要像这个年轻的法兰克福人那样的信仰者，只有他们才能将战争进行下去，高级军人的利益和公众舆论中的高级先生们的利益是一样的，他们的事情都需要英雄，是这一点把他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1915年1月，报上发表了一个士兵躺在战壕里的照片，当然是一个德国士兵。他微笑地躺在佛兰德战场上，好像在睡觉，而且还在做梦，马上就会醒的。大家看了照片都很感动，后来经检查官指出，编辑部才知道，这个士兵永远在睡觉。检查官告知，在家乡的后方应该发表敌人死亡的照片，必须引起重视。
在法国的报纸上写着，尽管德国人在圣诞节开始唱歌，可是勇敢的法国士兵却大声喊道：“闭上鸟嘴，德国猪！”这一喊，“形势就很明朗了”。这也是一则远离真相的报道。而事实是3个巴伐利亚兵团，即第12兵团、第15兵团和第20兵团同时和法国人联谊及友好相处。双方一致在兵团日志中记录了停战事件，理由当然是为了掩埋死者。而法国人参与联谊的至少有10个兵团，他们守在南部索姆河畔的有关战区。对这一切，报纸上只字未提，而且在《军事行动报道》中也只字未提，或者几乎没有任何报道。
为什么在英国会有这么多关于圣诞停战的照片和素描呢？仅仅是因为他们需要这样的情绪？这样做不损害任何人，很合圣诞节的时宜，能有利于推销？当然，主要还是因为照片和素描适应了大不列颠设想：整个战争是一场庞大的、曾经极为血腥的、但最终还是君子之间的公平游戏。因此他们也乐于看到厮杀有一个间歇。
在德国，莱比锡的《克雷姆宇宙》杂志发表了恶意的评论，他们也有机会向读者展现3张关于无人区友好联谊活动的插图。这3张插图中，一张是转载《天体》的，一张是转载《版画》的，还有一张是转载《伦敦新闻画报》的。这3张插图是在伦敦根据信件中的内容画的，作者作了重新塑造。有一幅图描绘了这样一个场面：一个戴尖顶头盔的德国军官在为一组驻扎在雪地里的英国人和德国人拍照，他们手里拿着酒杯和酒瓶，挥动着圣诞树枝，显然心情极好。有一幅图可以看到前面描述过的共同追赶兔子的场面；另一幅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个闲聊场面。在这些素描中，敌我双方都显得很轻松，吸烟、喝酒、握手，有一个人甚至在看报。
一切都很平和，应该说没有一点可以让皇帝手下的那位检查官满意的，但是他很喜欢素描下面的文字说明，所以同意发表：“1914年战争中的圣诞节，英国的几家大型杂志从战争爆发以来，在卑视和谩骂‘德国蛮子’时作出过惊人的贡献，他们在圣诞节的那一期发表了一系列图片，明显地让人注意到和以前的态度不一样，因为所有的图片都清一色地显示了英国的绅士们突然和‘德国蛮子’亲密地友好起来。我们在此发表几幅充满想象的素描，让我们的读者自己从英国新闻界改变了的态度中得出结论。”
接着，德皇的传声筒开始施展符合时代精神并使新闻局大为高兴的手法。“英国发表的画有多么不正确，从无数德国军邮信件中可以看出，这些信件中描写了战场上的圣诞庆祝。有可能有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双方有个别人在战壕前碰头，但从来没有‘这种方式的友好狂欢’”。
这里也有战术，无人区发生的事情被轻描淡写，他们有意识地选择那些人的经历，但那些人中的多数都已战死，于是对真正发生过的恐怖的回忆也越来越不清楚，直至历史被遗忘。它们甚至被当作传说来讲述，好像是在讲战争中的一个普通童话。
英国《南威尔士回声报》中所画的反击就显得很有质量。可以看到一个失望的、所谓的“文化教授先生”，当然他是德国人。他一只手拿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仇恨十戒”，他吃惊地看着那些在背景中友好联谊的士兵们，英国人和德国人，这幅漫画让他承认说：“我算是白活了这一辈子。”
政治家和将军们在自己国家的新闻出版物上最喜欢看到的、最想贯彻的以及往往真的已经贯彻了的，是那些为祖国、为国王或为皇帝乐于献出生命的英雄们有风度的死。没有出现在报刊上的是撕碎了的、腐烂了的、被老鼠啃坏了的士兵。英国作战部长洛德·基奇纳向前线宣布了一项总禁令：不许拍摄和绘画阵亡士兵。希望看到的是表现敌方的照片，但是这样违反战争法规的罪行很少被拍成照片，因为有人在负责监视，不让拍摄。
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完全不一样了，德国士兵把大规模枪杀都拍摄了下来。他们还拍被处绞刑的游击队员，拍死亡进行曲，甚至觉得把这些可作为他们罪证的照片寄到家里去也没有什么不好。另一方面，也是有人在赞同这样的论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的原始灾难，杀人被看成是例外的对人类的犯罪；以后所有的人杀人的事情则都是合乎逻辑的结果。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有据可查的新闻权利也允许一种相反的结论：不加粉饰的、不用英雄主义作掩饰的、真实的恐怖被印刷出版，在书报亭销售，送到居民的家里，这样做会在所有国家引起惊慌的。每个国家的普通小兵，他们在战壕里受苦受难，他们战死了，他们连休息一会儿都不可能。他们也都有母亲、父亲、妻子、孩子。
“对着旗帜喊叫的国王应该自己去举旗帜，”恩斯特·弗里德里希于战后写道，这是绝妙的一句话。这位激进的和平主义者曾经想出用双手折断一把枪作为反战象征，这一象征至今仍适用于反战者。他用10年时间收集照片，收集至今从未发表过的照片。1924年，他的《以战争反战争》一书出版，德国人首次看到了战争的真面貌——不仅仅是以往这些战争。这是第一本描写战争残酷的书。180张来自军事档案馆和军医院的照片，它们以前均被检查机关封锁着，尤其是那些来自军医院的照片。
人们几乎不忍正面看着这些经塑造过的、“被打碎了的面孔”，这些人也不敢互相对看，所以，住着这些病人的 医院 出自这一原因也就没有镜子。这些被修整得可怕的战争受害者根本就不敢回家，他们担心在家属的脸上看到惊恐。他们宁可让家里人认为他们已经死了、已经失踪了，而留在医院里那些像他们一样的人中间。这样的医院在德国有，在英国有，在法国也有。
开始，这些“被战争捣碎了的人”在市内医院的特殊部门治疗，因此可以拍摄在治疗中的外科医生，可以参观人造鼻子、人造眼睛、人造耳朵的制造，石膏模型陈列室亦可参观，这些石膏模型是整修被摧毁面孔时用的。后来这些人从市内医院转到了乡下，治疗机构在森林里，看守严密，因而产生了多种传说。这些样子难看的人过着艰难的日子，他们和外界隔绝。这些活着的死人，他们的面貌根本不是那些绝望地盼着自己失踪儿子的父母们所能想象的，他们往往只能人工喂养——很简单，因为他们的嘴和下巴被枪弹打掉了。弗里德里希不仅展现照片，他还为这些残废军人的照片配上恰当的信息：
“直至今天，在军医院里还有面貌可怕的残废军人躺着，人们还得不断在他们身上做手术。许多不幸的战争受害者都已经接受过30至35次手术，个别人甚至经受过四十几次了。对好几千人的治疗至今尚未结束，还有许多人必须人工喂养。”
每个参战国都有截肢者、残废军人、战争盲人，战胜国有，战败国也有。人们已经对他们习惯了，他们受到官方资助，按国家计划治疗。有关这些情况，不仅有来自德国的照片。在照片上可以看到刚截肢不久的单臂军人在练习如何用一只手臂射击和命中。“同时代人在这些战争的受害者面前闭上眼睛。”雷纳·费边在《战争影集》中写道，因为没有人愿意仔细看，“只有那些在黑色书籍和展览会上向人们展现失去了脸面或部分肢体、但没有失去生命的士兵照片的和平主义者和反战主义者敢于正视。”
弗里德里希从小就把跟战争有关的东西看得比一切事物更宝贵，尤其是德国的东西。“用纸做的小军帽就是当年戴在杀人者头上的钢盔！这孩子先用气枪练习，后来自然地就用猎枪射击了！用木头做的小刀就是当年用来刺进人体的军刀”。
他的书于圣诞和平后10年问世，是写给“所有国家的战争思想家、战争指挥家、对战争有激情的人看的”。当然也是给国王、将军、总统和部长们看的。他建议为武器祝福的神甫们把它当圣经看。他在许多照片中展示了战争的本来面目，不管战争是怎样的，它就是让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