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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他们趋向亲善。你们的面前是野兽，是身上滴着妇女儿童鲜血的怪物，是放火者，是贼和虐待狂。”
编辑们也可以用谩骂来为《每日展望》服务，但是通常的仇恨歌已经无济于事了，向家属报道圣诞奇迹的那些士兵，他们的信已经被发表了，现在要作新的解释——宣传的老规矩。比如：可恶的英国人在拜访德国战壕时只有一个目的：探清敌人的阵地，人们从英国报纸上的讥讽性报道中可以看到。正因为这样——尽管实际上这样的事情非常少——所以就炮制出恰当的宣传谎言，向《每日展望》的读者提出一种相近的结论：人们感到某种形式的心痛，战士之间最后残剩的一点纯人际关系也破灭了，因为可恶的英国人仅仅是在利用这种停战，因此最高统帅部的反应是不可避免的。“强制性军事理由是提出禁令的决定性基础，很有可能会因此而丧失作战的能量，某些勇敢的士兵会非常反感，他们会将刚刚聊过天、交换过礼物或握过手的人在走出战壕时射倒。”
马尔科姆·布朗确信，没有报纸上的这些宣传以及类似的仇恨歌——包括英国人的仇恨——就不会有这种敌意。他引用一个德国少尉的话，那德国少尉先看看天空，然后对一个英国军官说：“我的天哪，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实现和平，大家都回家去呢？”
从上面观察，从一个这几天经常打电话求救、恳求仁慈和救命的瞭望台看，佛兰德地区好像已经不是这个地球上的地方，完全可以把它叫做月球表面，它满是弹坑，没有一个地方有一点人类生命的痕迹。但是对下面的人来讲，它好比是人间天堂，他们可以直着身子站在弹坑之间，就凭这一点，已经有了一种超凡的感觉。
要不是前几个月所发生的事情，这种感觉是不会有的。仇恨到哪里去了呢？敌视又藏在哪里了？愤怒被埋在哪里了？一个官方记者痛苦地试图向他的英国读者作解释。阿斯米德·巴特利特在《每日电讯》中写道，问题也许在这儿，一个普通的德国士兵，只要他和普鲁士军事机器保持距离，他就是一个“爱和平的好心人”。
在那充满仇恨、愤怒和杀戳的年代，像这样感人的思考在德国报纸上是永远找不到的。自从第一批军邮信件不加评论地被发表以后，后来的说话整版都是带火药味的。战壕里的亲近，这还算是对战场上联谊活动最友好的表达，当然显得这么亲近的总是对方的人。相反，人们很喜欢读的是刊登在《耶拿日报》上的报道：作为对圣诞问候的答复，他们向法国人扔了好几个手榴弹，够他们整个晚上受的。
第六章 心灵在生病
罗伯特·格拉弗斯在科堡和波默罗伊的故事中，从1914年圣诞节至1915年圣诞节，画了一段曲线。如果文学的真实性能和历史的真实性相吻，那当然很好，但实际上1915年圣诞节期间西线已经到处在开枪了，很少再有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在安宁的天堂里唱赞歌了。不过1914年圣诞节发生的事情确实不是一次性的，有重复演出，但几乎是在没有人的座位前演出的。
这是有原因的。
战争的走狗们一方面作好了准备，他们知道和平的天使会飞的，因此用粗野的威胁，使士兵们对有可能出现的非人性的后果的害怕，大于对和平的渴望；另一方面，打从第一次自发的停战及无人区里的友好见面以后的12个月里，普通的士兵们看到许多伙伴就是在无人区倒毙的，可能就是被他们在第一次圣诞停战时握过手的敌人打死的。现在不仅是西线每天在打阵地战，在广阔的俄罗斯还有东线战争。再说战争中还有别的犯罪行为，比如“卢西塔尼亚号”的沉没：1915年5月德国潜水艇将这艘客轮撞沉，1400人成了这次灾难的牺牲品。因此对德国蛮子的普遍仇恨比任何时候都强烈。
对处理俘虏和伤兵有所规定的日内瓦公约，是由所有缔约国起誓和签字的，然而此协议每天都受到破坏，不是偷偷地，而是公开地破坏。只要有可能就不把德国蛮子当俘虏抓起来，而是把他们杀了。这一点对那些感到在道德上比德国人优越的英国军官来讲，已经是战争中允许的行为了。他们的上司在庇护他们，甚至要求他们让无人区里自己的伤员死去，省得和敌人去约定停战，再去抢救他们。难怪父母们、寡妇们、孤儿们在战争结束以后才知道，他们的儿子、丈夫、父亲——无论来自哪个国家——往往是受了伤在无人区躺了好几天没人管，直至最后死去。
一个不愿遵守这种命令的英国军官不满地说，难道人们所信仰的一切已经毫无价值了吗？人的同情心以及英国绅士的骑士精神还有意义吗？“我们的做法今后势必会成为普鲁士式的，而我们正是为了反对普鲁士人的做法而来打仗的……”
许多人变得野蛮了，当然不是所有的人，但每一方都有许多人变得野蛮了。“我们的步兵没有将那些还活着躺在战壕里的英国人俘虏起来，而是将他们击毙或用刺刀捅死。这是最好的做法，你们可以想象，在这样一次进攻中战场上会发生什么。”这些话不是那些残忍的、声明狼藉的普鲁士人写的，这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士兵写给他父母和兄弟姐妹的信，他对参与这一次屠杀感到骄傲。
他不仅服从人的血腥本能，而且从命于嗜杀成性的指挥官。而他的最高指挥员却是说教和平的 罗马 教皇贝内迪克特十五世，天主教最高教皇和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他的号召没有能贯彻到前线的信徒身上。在他们打仗前的祈祷中、在他们的战场祈祷中，巴伐利亚部队和萨克森部队的天主教随军神职人员封锁来自罗马的任何消息。正如普鲁士部队和威斯特法伦部队中的新教徒那样，牧师们引证离他们更近的军事上司的意志，听从战争的上帝，而不是亲爱的我主上帝。从家乡天主教讲台来的消息是否要少一点尚武精神，在前线的德国虔诚信徒和他们的法国教友一样，不太清楚。这方面没有任何报道。
已经在1914年圣诞节和平号召中失败过一次的贝内迪克特教皇，于1915年7月28日，即战争爆发一周年前作了第二次尝试：“以上帝我主的名义，看在耶稣以赐出鲜血为代价解脱人类的份上，我恳求你们，按天意而治理参战国的你们，对这一在欧洲已进行了一年的恐怖的杀人战争，说说它的目的何在。流在陆地、流在海洋的血，那是同胞的血。欧洲最美丽的地方，世界的花园，被插种了尸体和废墟……面对上帝和人类，你们是有责任的，是和平还是战争，你们承担着极大的责任。请听听我们的请求，听听永恒的、最高的裁判者的代理人父亲般的声音……”
被恳求者没有听他的话。法国政治家乔治·克列孟梭——几年后当了法国总理，1918年凡尔赛和约的牵头人——轻蔑地把贝内迪克特称为德国佬的教皇。他的腔调和他的世界观是一致的，他原则上很希望看到和平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他把罗马教皇归入这样的人——不仅像在德国那样闭上嘴，而且立即被送上军事法庭。莱茵河看起来仅仅是一条河，也没有道德界线，莱茵河的对面的德国陆军元帅埃里希·冯·鲁登道夫称这位罗马的和平倡导者是法国人的教皇。英国人觉得教皇根本不是在跟他们说话，在英国天主教徒很少，英国人有自己的国教，而这个教的代表者在为国王和祖国祈祷胜利。
但大家都在共同努力，希望教皇的强烈话语尽量不要传到本国人民的耳朵里，不要发表在报纸上，根本就不要提到。总之，不要流传开去。
教皇的请求最终成了一个令人不快的请求，成了一份起诉。统治者们尽管对那些施暴者作了审问，但教皇提到的所有事情的责任都被推到了敌人身上，地狱始终在别人那里。这就是战争的逻辑，这就是每一场战争的逻辑，指责和攻击敌人，提高自己部队的士气。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好人，比别人更好的人，这种道德的优越感有助于消除人们对不道德战争（在正常生活中叫杀人）的正义性的怀疑。
欧洲的花园确实布满了尸体，这些尸体原先属于哪个国家已经不重要了，只有特别仔细的记者还能作出识别。伦敦《每日镜报》的一个记者写道，一个死了的英国人，他的尸体仍然能唤起典型的信任，脸上有绅士的谦虚表情，即使死了，也要保持这种风度。
西线的许多阵地上，阵亡士兵已经躺了几个月，不是零星地，而是成堆地躺着，臭气冲天，腐烂得难以辨认，而在兵团战争日志中却还记录着“失踪”。活着的人虽说已经习惯了看尸体和闻臭气，但即使是最强硬的人也会对臭气有意见的。不可避免的是，士兵们每天睁开眼睛就要看到，一呼吸就要闻到，等待着他们的又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这会让他们的心灵得病的。
大本营里的长官们是无所谓的，他们看不见、闻不着。在他们那里闻到的是威士忌和火鸡的香味、莱茵河葡萄酒和烤鹅的香味、香槟酒和煎三文鱼的香味。他们只需承担不难承担的责任，他们在前线的部下提出的所有请求——圣诞节停战几个小时，掩埋死者——不作任何解释一概被拒绝。
就是这样，确实是这样，一年前圣诞节的这一该死的魔术就是以共同掩埋死者开始的。以一种其实很自然的姿态开始了1914年的奇迹，结果怎么样，他们没有忘记。像这样的事情不能再发生了。很明显，在掩埋死者时，不会像他们所要求和希望的那样滋生出一种报复的乐趣——充满仇恨杀死敌人：下次有机会要报复那些射死他们的人。相反，面对着这场该死的战争带来的后果，反而滋长出一种绝望。怀着这样的感受，埋葬死者的人们相处得很好，不管他们穿着哪一种军服，互不猜忌。
所以大本营里的军官们绝对不允许再停战，即便仅仅是为了掩埋死者，而且是在连队指挥官的监督下，为了使活着的人不再看到死者，使阵亡者或他们的残骸能埋到地下去，就这样也绝对不允许。看来死者是没有机会永远安息了，也许要等到下一次迫击炮轰炸的时候，或者地雷爆炸的时候。但在这种时候，炮弹落到无人区，尸体通常都飞到空中，事后就真的认不出来他们是哪个国家的了。
第七章 死亡诗人
佛兰德大地开遍鲜红的罂粟花，加拿大军官约翰·麦克克雷把它们描写为缅怀之花。这种花在这里本来就有，但在战争中成了回忆的象征，从此以后它们也就成了回忆之花了。英国人在所有的战争纪念日都佩戴罂粟花，而这样的纪念日至今已有许多。一种想象的发现，让挽歌诗人们去抒发哀伤，它们之所以在佛兰德大地鲜红地起伏波动着，因为它们以阵亡士兵们血管里的血为养料。
麦克克雷在他的《佛兰德战场》中描写了一个灵魂的恶梦。这首诗是在掩埋了他的朋友亚历克西·赫尔默以后几个小时写成的，赫尔默于1915年5月2日被一枚手榴弹炸死。诗中向活着的人提出要求，将战斗进行下去，这一层意思藏在最后几行颇有威胁性的诗句中：“倘若对我们死者不忠诚，我们会死不瞑目，哪怕佛兰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