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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发现发掘的西周青铜器中，年、月、纪时词语与日名干支四要素俱全的共约60件，其中有器形图像的5l件。经对诸器的出土情况、形制、纹饰等综合研究，并联系其他相关青铜器作分期断代，得出如下结论：需要说明的是，青铜器断代研究成果，只是排出了西周王年的总体框架，并不能解决全部、具体的西周王年。“工程”在此基础上，依据五件青铜器和一条天象记录，结合文献，采取从后往前的方式，来推定西周各王的在位年数。所依据的材料分别是：西周晚期：吴虎鼎与宣王十八年晋侯苏钟与厉王三十三年西周中期：“天再旦”与懿王元年虎簋盖与穆王三十年鲜簋与穆王三十四年西周早期：静方鼎与古本《竹书纪年》昭王之年《召诰》、《毕命》历日与成、康之年按“工程”设想，只要在以上材料中建立起7个支点，整个西周王年便可大致排出。
铜锈掩盖下的历史隐喻1．吴虎鼎与宣王十八年1992年，陕西省长安县徐家寨村出土了一件铜鼎，后一直作为一般文物放入县文管会的库房内收藏，直到1997年清查库房文物，工作人员对此鼎进行剔除土锈时，才发现了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铭文。铭文镌刻在鼎腹的内壁，共16行，每行10至12字，共计164字。由于一足脱裂，造成了几个字残缺不全。经李学勤及其他专家释读，发现其铭文的内容是：惟十有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王在周康宫夷宫，道入右吴虎，王命善夫丰生、司空雍毅，申剌王命。……
从吴虎鼎的形制、纹饰看，具有明显的西周晚期特征。据李学勤考释，铭文中的“吴虎”非吴氏，“吴”当读为虞衡之虞，是官名。铭文中“周康宫夷宫”当为夷王之庙，而铭文中的“刺王”当为厉王，由此可知这是一件目前最为明确无误的宣王时铜器。历日中的“惟十有八年”即宣王十八年。学术界一般认为宣王时已有确切纪年，宣王十八年即公元前810年。由于有了宣王纪年的准确定点，将此器与其他青铜器联系校正，在证明《史记》纪年可信的同时，可以将此鼎铭文中记载的日历作为西周晚期年代的一个重要支点。
2．晋侯苏钟与善夫山鼎前文已述，山西省天马——曲村遗址自1986年之后，即引起了盗墓贼的注意，继而盗墓狂潮席卷而来，整个遗址被掘得千疮百孔。1992年秋，遗址中晋侯墓地M8号墓又遭到了盗掘。由于当地村民及时发现和报警，盗墓贼携带部分挖出的珍贵文物仓惶逃离。
鉴于该墓葬已惨遭洗劫和破坏，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共同组成考古队，对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就在这次清理中，在椁室的东南角出土了两件青铜编钟。编钟呈灰褐泛黄绿色，基本无锈蚀，形制为甬钟。两件甬钟的正面钲部分别镌刻铭文，其中一件有铭文7字，为“年无疆，子子孙孙”；另一件有铭文4字，为“永宝兹钟”。从出土的情形看，这两件甬钟显然还有它的同伴，并和它的同伴组成了一套完整的编钟系列，看来这套编钟的其他几件已被盗墓贼席卷而去了。
正当考古人员为编钟的流失悲愤不已、扼腕叹息之时，中国文物史上又一个罕见的奇迹出现了。1993年12月，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古玩市场将天马——曲村遗址M8号大墓中被劫走的编钟全部抢救回归，这个行动的主要组织者就是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
1993年，马承源的好友、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教授来电话，告知香港古玩市场有人正在出售一批刻有文字的青铜编钟，大小共14件，但一时还搞不准是真品还是赝品。马承源闻讯，让张光裕设法搞到编钟的照片和编钟铭文的拓片传真过来察看。张光裕不负所望，想尽办法将所需一切搞到手并传往上海博物馆。凭借几十年文物工作之经验，马承源一看照片和铭文拓片，便感觉到这批编钟非同小可，有可能是货真价实的国宝级的文物。为慎重起见，马承源又将编钟的照片和铭文拓片拿给上海文物部门的几位鉴定专家反复察看并确定为珍贵文物后，立即请示上海市政府领导人，以上海博物馆的名义出资将编钟购回，这一请求很快得到批准。因1993年的香港还未回归祖国，要办理去香港的签证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为了避免节外生枝，马承源电告张光裕教授，让其代表上海博物馆和卖方进行价格谈判。由于对方当时尚未意识到这套编钟的真正价值，同时又急于出手，故双方的谈判较为顺利，最后以100万元港币成交。据行家估计，如果卖方当时弄清了铭文的内容，这个价格只能购买其中最小的一件，甚至只能买最小一件中的一个铜钮。由此可见马承源的眼光和在处理此事中的精明果断。
第八章 天时、地利、人和（11）
编钟到手后，张光裕将其一件件包裹好，乘飞机直接送到上海博物馆，流失的国宝终于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当14件编钟落居上海博物馆时仍保持出土时的原貌，钟体上的文字绝大部分为厚厚的土锈所掩盖。经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和科学考古实验室清理剔除之后，铭文全部显露。这14件编钟明显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类为大钟，第二类为中小型钟，两类钟的纹饰和特有的旋、斡等皆不相同。由于有以上的差别，而且不了解原有的排列顺序，因而马承源等研究者对铭文产生了种种推测，或以为铭文不全，所缺尚多；或以为铭文并不按钟的大小次序镌刻；也有的认为全铭为一篇铭辞等等。马承源等研究人员在对各编钟的文字作了反复的研究、释读后，按照文辞的先后排出编钟序列，然后检验各钟的音阶是否和谐。检验结果发现：第一组8件钟，大小成编，五声音阶，具有两列八度音。第二组6件钟，也大小成编，五声音阶，只是最后缺少相协的尾音。显然，同第一组相比，第二组缺少最后2件编钟。在这样一个研究结果的基础上，马承源想到了山西天马——曲村M8号大墓中那残存的2件编钟，经与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系，并参看相关的发掘资料，发现残存的2件小编钟，与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的编钟第二组大小和铭文完全可以排比联缀起来。因上海博物馆收藏的14件编钟的文字都是刻凿的，2件小编钟的铭文也是刻凿的，由此可证是同一编之物。西周青铜钟铭文以利器刻凿，以此为首例。若将天马——曲村墓地出土的2件编钟连在一起，正好也是8件一组。后来上海博物馆请音乐专家对2件小钟进行测音试验，发现其音阶与同组的另6件钟相协，这就更加证明两组16件编钟同为天马——曲村M8号大墓中出土。按郑玄注《周礼·春官·小胥》载：“半为堵，全为肆。”一肆为两列八度音，是基本单位，二肆十六件为一虞，这是西周晚期的礼仪用器制度，可见天马——曲村M8号大墓出土的编钟为一虞之数。
由于马承源、张光裕等人的共同努力，使这批极其珍贵的文物不致失散和流人异域，这批编钟的抢救回归，在创造了文物收藏史上的一个奇迹的同时，也为后来夏商周断代工程在西周王年的研究中提供了重要依据。
根据天马——曲村M8号大墓出土的材料推断，这座墓的墓主是晋侯苏，而此墓所出编钟的铭文中也有“晋侯苏”的记载，故编钟被称为晋侯苏钟。两组16件编钟共刻铭文355字，这是建国以来出土青铜器中最长的一篇铭文。自马承源最先将前14件编钟的材料公布并作了详细考释论述之后，立即在学术界引起轰动。特别是编钟铭文中所记的七个历日和五个纪时词语，在已著录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前所未见，这无疑将使西周月相的研究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编钟的历日和纪时词语为：惟王卅又三年，……正月既生霸戊午二月既望癸卯二月既死霸壬寅三月方生霸六月初吉戊寅丁亥庚寅由于晋侯苏钟铭文的珍异和重要性，在引起学术界强烈关注的同时，也对铭文所涉及的许多疑难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
根据司马迁《史记·晋世家》记载：靖侯十七年，周厉王迷惑暴虐，国人作乱，厉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 十八年，釐侯卒，子献侯籍立。献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费王立。穆侯四年，取齐女姜氏为夫人。七年，伐条。生太子仇。……
从《史记》看，晋国的历代侯中，没有一位叫“苏”的人。但《世本》及三国时代的历史学家谯周皆称晋献侯籍为“苏”。据李学勤等专家考证，“籍”和“苏”相通，故司马迁所载的晋献侯籍就是编钟铭文中的晋献侯苏。
晋侯苏编钟铭文中有“惟王卅又三年”字样，通观整个西周晚期在位超过33年的，只有周厉王和周宣王，但从文献中可以看出，当周宣王十六年的时候，晋献侯苏已死亡，由此可见编钟铭文所说33年，决不在周宣王时代，只可能在厉王时代。按照李学勤的推断，铭文中的晋侯苏系历王即位后追称，编钟的一部分原是他随厉王出征作战的胜利品，后来将之配成了全套，作为纪念。因俘获的钟不会有铸好的文字，于是后来加以镌刻，称号也依刻字时的身份而改变了。
第八章 天时、地利、人和（12）
由于编钟及其铭文需要讨论的问题很多，而学者们又大多是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的看法，当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后，为了配合编钟的专题研究，由工程项目办公室专门邀请了李学勤、王世民、陈久金、张培瑜、高至喜、裘锡圭等不同学科的著名专家进行讨论。经过专家们多次集思广益研究探讨，终于推定晋侯苏钟的“三十三年”应为厉王时期的年数。为了检验这个推定的正确性，测年专家对天马—曲村M8墓中的木炭样品进行常规法14C年代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816—前800年（见下图）。
为减少失误，测年专家又用加速器质谱计对M8墓中的木炭和祭牲样品测年，其年代分别为公元前814—前797年、公元前810—前794年。两种样品所得数据基本一致。《史记·晋世家》所载晋侯籍（苏）卒于周宣王十六年（公元前812年）与测年结果相吻合，所以晋侯苏钟的“三十三年”当属厉王。
既然编钟铭文“三十三年”已定为厉王时期，根据《史记》记载，由于周厉王“迷惑暴虐，国人作乱，厉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文献记载中明确的历史纪年始自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那么厉王的在位之年又是多少呢？按《史记·周本纪》载，厉王在位共37年，而《史记·卫世家》和今本《竹书纪年》又说厉王在位均不足30年。文献上的抵牾与矛盾，用晋侯苏钟来加以校正，可知厉王在位应超过33年。
尽管晋侯苏钟否定了今本《竹书纪年》厉王在位不足30年的说法，但仍无法肯定司马迁《周本纪》记载的准确。夏商周断代工程课题组，又设法利用另一件青铜器来作推定，这就是颇负盛名的善夫山鼎。
揭秘正在继续
善夫山鼎是20世纪60年代由陕西省乾县农民李培乾捐献给陕西省博物馆的一件青铜器。此鼎高45厘米，立耳蹄足，口沿下饰重环纹带。内壁铸铭12行，共121字。其中的铭文“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