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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的圈地法、投充法、逃人法三大弊政中，延续时间最长的，是逃人法。
用顺治帝自己的话说，圈地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必须要有土地房屋安置进关的满洲八旗军民。福临亲政的时候，该圈的地差不多也都圈够了，所以，他在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下的“永不许圈占民间土地房屋”的谕旨，能够基本得到执行。这样，由圈地引起的投充，在严厉惩处借投充强占土地财产的罪犯之后，也渐渐平息下来。惟有逃人法，从宽还是从严，在朝廷的讨论中几起几落，始终不能解决。
清朝入关前，抢掠汉人为奴隶，作为私有财产的一部分。入关后，土地被圈占的汉民多有带着土地财产投到旗下为奴的，即为投充，他们也是满洲八旗军民的私有财产。奴隶们不堪忍受主人的虐待而逃亡者，就被称为逃人。收留逃人的，被称为窝主。窝主窝藏逃人，就等于抢夺了满洲八旗军民的家产，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那是绝不能容许的。因此从关外到关内，处理逃人，立法最严，这也是满洲各旗向国家、向皇家要求的最重要的保障。
福临亲政后，逃人问题仍然很严重。代表满洲亲贵利益的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议出更严厉的法令：窝主被断给逃人之主为奴，窝主两邻（因不举报）流徙，捕得逃人在途中复逃，则解差也流徙。顺治帝认为过严，命再议；结果仍以原议上交皇帝。福临必须依靠八旗定天下，不能违国俗、拂众情，只得批准。
立法再严，也挡不住奴隶的逃亡，还出现了大量冒充逃人诈索财产、陷害良善的事，致使天下纷扰，百姓痛恨。当朝廷中汉大臣纷纷上奏抨击逃人法时，福临不能不站在满洲的立场上斥责汉官。他心里何尝不明白，害民峻烈的逃人法，是造成国家动荡的不安定因素。处在满汉矛盾焦点上的福临，只得忍受双方火力的炙烤，其痛苦是可以想见的。
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二月，兵科给事中李上疏，极论逃人法之弊，归结为七可痛，大大触怒了满洲亲贵。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定李死罪。顺治帝不准，命再议。又议得杖责四十、流徙宁古塔。顺治帝命免杖，安置在离关内近一点的尚阳堡。身为皇帝的福临，只能用这样曲折的方式来保护他朝廷中的一个中下级官员，他心里真够窝囊的了！
议政王贝勒大臣们竟得寸进尺，将逃人法进一步修改为：窝主处绞刑，家产尽行籍没；窝主邻居十家流徙，有关官员分别处分。这样一来，每有一个逃人，就会有一个窝主被绞死，一干官员受严惩，还有多少无辜百姓白白送命！
福临不再退让。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六月，他为此向八旗军民官兵发了一道专门的谕旨：
朕念满洲官民人等攻战勤劳，佐成大业，其家役使之人，皆获自艰辛，加以抚养，义无可去之理；乃十余年间背逃日众，隐匿尤多，故特立严法示惩。以一人之逃而株连数家；以无知之奴仆而累及官吏，皆念尔等数十年之劳苦，万不得已而设，非朕本怀也。
尔等当思家人何以轻去，必非无因。果能平日周其衣食、节其劳苦，无任意困辱、无非刑拷打，彼自感恩效力，岂有思逃之理？尔能容彼之身，彼自能体尔之心；若专恃严法，全不体恤，逃者日众，何益之有？
朕为万国主，犯法诸人，孰非天生民、朝廷赤子？今后宜体朕意，使奴仆充盈，安享富贵。
在福临的攻势面前，议政王贝勒大臣们不得不有所收敛。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二月，福临改定逃人法，免了窝主的死罪。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五月，福临又下了一道更厉害的谕旨：
年来逃人未止，小民牵连被害者多，闻有奸徒假冒逃人，诈害百姓，将殷室之家指为窝主，挟诈不已，告到督捕衙门，冒主认领，指诡作真，种种诈伪，重为民害。如有旗下奸宄横行，许督抚逮捕，并本主从重治罪！
这道谕旨，实在是一次政治地震，激起了剧烈的反响。各省督、抚居然可以对旗下人逮捕、治罪，这真是破天荒！它触动了每一个人，不管他是满是汉，是旗人是平民，朝野一派沸腾。然而逃人之祸，自此也就渐渐停息了。
皇贵妃宠冠六宫（4）
仅仅为一个逃人法，身为大清皇帝的福临，得用亲政后整整八年的时间才能达到目的，遑论其他那些重大的新政建设、旧制革除。他推行的汉化所遇到的巨大阻力可想而知。福临不但没有停步，没有退却，反而越来越向汉化的方向倾斜，他自己也越来越深地沉浸在汉文化的博大精深之中。
他不仅精通汉语汉文，认真刻苦地读遍了他能得到的一切古今书籍，而且在书法、绘画、音乐、戏剧等方面全面接受了汉文化的熏陶。尤其喜爱与文人雅士们，包括文化素养很高的得道高僧们来往聚谈，乐此不疲。
清初诗人尤侗，号西堂，长洲人，其诗文多出新警人之思，常杂以谐谑，每篇作品一出来，立刻传诵人口。其中不少愤世嫉俗之作，甚至直攻清初三大弊政，同情广大百姓因此而遭受的痛苦。顺治帝因非常欣赏尤侗的诗文，竟也不怪罪他对满洲统治的冒犯。
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汉学士王熙在与皇上讲读书史的经筵上谈及尤侗的文章，顺治帝立刻索去阅览，亲加圈点，再三赞叹，称之为“真才子！”过些日子，又亲自摘录尤侗文集中《讨蚤檄》一文示王熙，说：“此奇文也！”就有人跟着献上尤侗的杂剧《读离骚》。福临读后更加喜爱，令梨园弟子播之管弦，为宫中雅乐，自比之为李白为唐玄宗所作的《清平调》。
尤侗仕途蹭蹬，顺治年间考取拔贡，官职低微。直到康熙十八年，应召博学鸿儒科。康熙帝见到他的名字，说：“此老名士也。”尤侗于是在自家堂楹上刻写了父子两代皇帝对他的评语：
真才子章皇天语
老名士圣上玉音
见者无不艳羡，他自己也深以为荣。
顺治帝尤其喜爱书法绘画。留存至今的乾清宫里的“正大光明”匾额，就是福临的手笔。他甚至书写唐诗赐给住京师善果寺的弘觉禅师木陈道：“洞房昨夜春风起，遥忆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有行家称顺治帝的书法为清代各帝之冠，认为远远超过在全同各地处处留迹的他的曾孙乾隆皇帝。
顺治帝还善画，他的手指螺纹画“渡水牛图”意态生动，为笔墨烘染所不能到。他的山水画，写林峦向背、水石明晦之状，能得宋元画风，都深受后世文人称赞。福临有一次到内阁，内阁中书盛际斯慌忙回避。顺治帝把他叫住，让他跪到面前，熟视片刻，然后取笔画一个盛际斯像，面如钱币大小，却须眉毕肖。福临画罢出示诸臣，全都赞叹不已。盛际斯拜伏在地，请求皇上将画恩赐。福临笑而不许，焚烧而罢。
顺治帝曾召词臣徐元文、叶方霭等人入乾清宫。这些金榜题名的状元探花们忐忑不安地被领进金碧辉煌的大殿，却看到了他们意想不到的景象：
皇上不戴帽不穿靴，身着汉人文士常穿的单纱暑衫和禅裙，脚曳江南吴地的草鞋，受词臣们跪拜后，命他们升殿观看他福临的藏书。殿中书架数十，经史子集、稗宫小说、传奇时艺，无所不有；书架间又列长几，上面罗列着商彝周鼎、哥窑宣炉、印章画册，数不胜数；庑下珠兰、建兰、茉莉百十盆，清香扑鼻，璀璨耀眼，浓绿宜人。这分明是他们最熟悉的书斋气氛，哪里像皇帝听政之所？
顺治帝赐他们席地而坐，从容问起群臣贤否，时政得失。词臣们都聪明地以“初进小臣，不能备知”而避开回答。但说起书史古文，谈话就有兴致了，聊了很久，皇上才命词臣们出宫。
这情景、这氛围，在汉人文士眼中，哪里还像一个以骑射起家、以铁血征服天下的异族帝王？与中原士大夫有什么区别？
难怪天下忘其为夷狄之君焉。
直到顺治十五年（公元1685年），福临的汉化进程，福临对国家制度和朝廷政治的建革，基本顺利。但逆风阵阵，早已起于青萍之末了。
福临所推行的一系列新政，几乎没有一项不触犯满洲贵族和八旗官民的权益，不可能不激起他们的不满。只不过在顺治十五年以前，清朝还存在着两大外部敌人：南明永历和东南的郑成功，一致对外的民族团结精神还能够压住贵族们对皇帝的怨愤。福临的革新显然是在开顶风船，是逆着满洲大多数人的意愿行事；但对统一大业、对更大多数的汉民而言，他的所作所为顺应了历史潮流。
顺水逆风行船，并不畅快。如果逆风不敌水流速度，应该说还是顺境。
这三年，也是福临生命之花开得最绚丽的三年。
经历了那许多波折和障碍，有情人终成眷属，董鄂氏终于来到他身旁，一对痴男怨女终于如愿以偿，其乐何如？
被自己深爱的人所爱，是爱情生活的至境，福临自幼缺少的温暖得到补偿，福临丰富的感情有了归宿。所以，婚姻不但没有成为爱情的坟墓，反而使爱情之火越燃越旺、越来越明亮。
董鄂妃美丽、聪慧、温柔如水、善解人意，尤为难得的是她知书达礼，甚至已读过四书和易经，又工词翰，好书法，有相当深的汉文汉语水平，在当时入关之初的满洲世家女中，真可谓是寥若晨星、亮若晨星的女才子。努力推行汉化的福临，在宫里宫外、皇族世家的无数满蒙贵妇中，忽然见到她，就如满园绿树中忽睹一朵耀眼的红花，热天远路上突见一股清泉，苦苦歌唱的啼血杜鹃得到了知音。难怪他们俩朝夕相伴，形影不离，竟等同于民间的小夫妻。
皇贵妃宠冠六宫（5）
自从她来到宫中，福临的心变得宁帖而饱满，充满了幸福感。
每当福临下朝回宫，董鄂妃一定倚宫门迎候，问寒问暖。若发现福临稍有不乐表情，便立刻安慰说：“陛下今日回宫晚，是不是身体劳倦了？”并赶紧令人准备福临最喜爱的奶茶和点心菜肴。饮食送到，董鄂妃也总是亲自奉进给福临后，安静地站在餐桌边侍候，劝勉皇上多加餐饭。
如果遇到庆典宴会，福临必须多量饮酒时，她就一定会频频告诫随侍太监，要好好服侍皇上安寝，寝室里千万不可太热，防止皇上酒力得不到发散。为此她总是放心不下，深恐太监不足恃，往往半夜三更，又亲自跑到福临的寝所整夜地看护侍候，一定到福临酒劲过去，安眠如常，她才松一口气。
福临生性好动，尤其爱好骑射狩猎，她对此很是担心，每每劝谏说：“陛下藉祖宗鸿业，讲武事，安不忘战，是好事，但马足安可恃？以万邦仰庇之身轻于驰骋，叫我提心吊胆，实在为陛下感到危险啊！”所以她常伴随福临出猎驰马，大有以守护人自居的意思，可是福临的马偶然一绊一蹶，她都会惊得脸色大变，冷汗满面。
被人真诚而亲切地关怀，受人无微不至的爱护，幼时备尝孤苦的福临心里会是什么滋味？
福临看到她总为自己忙进忙出，很不过意，邀她与自己共餐，她却和悦地反问一句：“陛下厚待我是我之幸，何不与诸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