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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忽然有三位满洲妇女来到汤若望住所，声称是汤若望认识的一位亲王的眷属，因为她们的郡主患重病，郡主的母亲不相信太医，宁愿听一听汤若望的意见。
根据来人叙述的郡主病症，汤若望推断不过是这个季节常见的感冒，便把一面十字架圣牌交给来人，说，只要患者把这圣物挂在胸前，四天之内就可痊愈。
五天之后，三位妇女又来了，带来大批银钱和金线绣织的丝绸酬谢汤若望，因为郡主果然在四天内恢复了健康。数日后，她们又来送钱。汤若望不接受，她们就以此捐助了教会。又过数日，一位蒙古妇人来到汤若望住所，献给他一笔更大的款项。当已经起了疑心的汤若望不肯接受时，她说了真情：她的女主人就是皇太后，那位患病的郡主是皇帝的未婚妻。皇太后将要以父执礼敬汤若望，遵从他的教导，愿汤若望以女儿一般看待她。
从此，这义父与义女，彼此以礼敬相崇尚：
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八月十三日，皇帝大婚，汤若望以六十岁高龄随同诸王群臣参加从早到晚的庆典，十分辛苦，以致皇太后次日便遣人去向汤若望问候。
数日后，汤若望亲往宫中，向他的这位义女祝贺新近因皇帝大婚所上的尊号。皇太后接受祝贺，十分感动，事后，特意由自己手腕上脱下两只金镯，遣人送赐汤若望作为报答。当皇太后无意间得知汤若望需要为他的庄田添一头耕牛时，又立刻遣人送来两头健壮的耕牛，并埋怨汤若望说，为什么义父在义女面前还要隐瞒这样一件小事。
汤若望将十字架圣牌作为还礼，送给皇太后，考虑她的地位，为避免人们的注意，建议她把圣牌挂在外衣下面。皇太后却堂而皇之地戴在颈项上，让十字架垂在外衣之上的胸前，即使在众目睽睽下也坦然自若，令汤若望很是欣慰。
皇太后还亲自捐献巨款，资助汤若望建造教堂的大理石碑，又遣人送许多蜜蜡到教堂，请汤若望为她祷告等等。
这样的礼敬，势必影响到义女的儿子福临。于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特例——一个外国传教士与少年皇帝的长达十年的深厚友谊。于是，汤若望就被少年皇帝称做玛法。
知天文，识历法，能预知日食月食，能测算日月星辰的出没，这在进化未久的满洲人眼里，无异于神仙了，汤若望因此受到朝廷上下的崇敬，以能与他交往为荣。这也是福临敬爱汤若望的基础。自然，对于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金发碧眼的德国人的好奇，对于传教士的无家室无后代的独身生活的怀疑，也是这个十三岁男孩子想要接近汤若望的部分原因。
亲政后大婚前的福临，已经拥有相当数量的妾妃，刚刚进入青春期的福临，更经常地被色欲燃烧着，所以，他对汤若望的贞洁很觉费解，也难以置信。于是，他不断地派遣两个、三个可靠内侍，在白天和深夜的各种时间，到汤若望的住所去，藉词咨询，其实是在暗中查究他的隐私。但凡深夜造访，总是发现汤若望坐在书桌前或读或写，仆役则在旁屋内鼾声大作地酣睡，往往得由老教士亲自出来给皇帝的使者开门。这些使者也从未在汤若望住所中发现任何可指摘之处。
所有的男孩子们，只听得进自己真正佩服的人所说的话。福临也一样，在察访、确认了汤若望的贞洁生涯和无可挑剔的学问道德以后，才选他为自己的师友、亲信和顾问，并在他的面前袒露自己的心灵，表现全部的孩子的天真。
皇帝亲临民宅官宅，是非常罕有的。福临亲政以后，仅驾临郑亲王济尔哈朗府和大臣鳌拜府各一次；却频繁地临访汤若望的住所，作长时间的晤谈。仅顺治十三、十四年（公元1656年、1657年）两年间，皇帝竟二十四次访问他的汤玛法。
福临到了汤若望住宅，完全像到了朋友家，有时甚至不令人通知，一直走进汤若望的住处。他不是单独同汤若望坐在室内，就是穿房越屋，在宅子里到处走来走去；还不时要汤若望送进饮食来由他自己随便取用。
他在汤若望的房间里到处坐，坐在汤若望的床铺上，坐在汤若望用过四十年的旧椅子上，坐在为学生和教徒所设的木凳上。按中国习俗和朝廷礼制，凡皇帝临幸所坐过的坐具，要用一块黄布封盖起来而无人再敢去坐，常人见到这样被封盖的座位都应该跪拜行礼。终于有一天，汤若望不得不请皇帝注意，他室内坐具俱已封存而无所剩余了。少年皇帝哈哈大笑，说：“玛法，你也这么迷信？你还管这些礼节吗？你想坐哪儿，尽管坐下去好了！”
福临看到卧床边祷告用的跪凳，便问起它的用途；得知其用途后，又问起玛法一天工作的程序；进而问玛法一日三餐吃什么，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起床等等。宅子内一切暗陬角落，他都一一搜寻到了。然后到花园里，他又径自从树上摘取果实，还要求玛法把葡萄留到熟了以后等他自己摘来吃。
天主、喇嘛与禅宗（3）
在他们时常会聚的时候，聪颖的福临求知若渴，要汤玛法解答他提出的一切问题：为什么有日食月食，彗星和流星是什么，物理的，化学的，乃至官员的情况，行政的效率，钦天监的下级生员有无进步等等。汤玛法还多次被召入皇帝寝殿，因为晚间皇帝已躺在床上，临睡时又想起什么，要他的汤玛法坐在床边，继续他们俩的谈话。
福临在汤若望住所里喝教堂花园里的葡萄酿制的葡萄酒，欣赏西洋木船的模型和天体测量仪器，在火星飞迸四射中观看匠人打铁，仔细地观察一架欧洲式的水力机器。福临甚至心血来潮，要汤若望帮着他一起制作那种极为人们珍视的琥珀油。玛法和孙子两人一起翻阅书籍，研究其制作方法，指挥仆人们操作，他俩这样工作了差不多两天，终于制成了福临所认为的琥珀油原料。皇帝很得意，亲手用天平一包一包地称出三百包，连带药方一起赐给了他的汤玛法。
福临为了让他的汤玛法快乐，竟命人赶来了銮仪卫的十八头驯象，在教堂门前那条通达全北京的宣武门内长街上赛跑。小山似的驯象，跑起来震得地皮颤抖，此时福临还特别留心地护住他的汤玛法，深恐这些庞大的动物偶一不慎，将他的这位老友踏死在奔驰的笨重象蹄之下。
福临的天真童心令人感动，在与汤若望的交往中，表现出一种真切的依恋之情。他五岁丧父，是在没有父爱的环境中长大的，内心深处潜藏着男孩子对父爱的渴求。但他五岁就当了皇帝，原本应该给他父爱的叔父，却是他最危险的政敌，其他人就更不可能担当这样的角色了。汤若望崇高的天文学家的身份，他的渊博的学识，他的刚毅、强健、正直、不畏艰险的男子汉大丈夫气质以及他对福临的谏正、指导和爱护，使福临对父爱的渴求得到相当的满足，这也必然使汤若望在顺治朝获得极大声望和权力。
在汤若望对福临的友情中，最富有父爱色彩、使福临深心里最为敬服的，就是他敢于做任何人都不敢做的事情：责难皇帝道德方面的过失并指出皇帝应走的道路。
从交往的一开头，汤若望就把最大的努力放在改善他这位被保护者的道德上。用汤若望自己的话说，他“要把性情热烈急躁、自尊心极强而又肉欲旺盛的少年皇帝教育成一位道德崇高巍峨的英主”。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冒相当的风险。因为福临是世间最大国家的权威无限的君主，又有喜怒无常、火烈急暴的性格，他略一暗示，就足以毁灭掉进谏者的性命。因此，汤若望很小心地照顾到福临的自尊，凡是可能使皇帝觉得羞耻的事情，他都是秘密地“在四只眼睛下”向福临进言。
一次，福临占有他不该占有的女子，汤若望立刻向他呈递一封谏书，并“在四只眼睛之下”向他亲口说了些规正的话，福临顿时恼羞成怒，汤若望只得赶快退出走开。可他很快又被召回，皇帝抱歉地表示愿意改过自新，并愿继续接受汤若望的劝谏。
可是，大婚后的福临，又一次犯了同样的沉溺色欲的道德过失，汤若望因此再向皇帝进谏，福临开始强词夺理，为自己辩护，汤若望驳斥了皇帝，弄得皇帝面红耳赤、一脸愧色地退到内室中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走出来，用平静的声调问：
“玛法，哪一种罪过更大，是吝啬还是淫乐呢？”
“是淫乐。”汤若望毫不犹豫地回答，“尤其是对地位高的人们而言更是如此。因为这是一种恶劣的榜样，所引起的祸害更要多更要大；况且这两种罪恶中，淫乐也是更危险的。”
皇帝略一思量之后，就点头默认，并请求玛法常来向他进谏。他令人立刻款待玛法，表示自己的歉意和谢意。
要不是汤若望本人道德高尚、纯洁无瑕，这样的责难和进谏福临绝不可能接受。
汤若望的进谏当然不止于此，他还进劝说：皇上对臣属应持慎重缄默态度；不应当把时间消磨在嬉戏俳优身上；皇上应当节制凶野的游猎骑驰，对火器应慎重小心，尤其对欧洲的枪炮，因为皇上对这种兵器夙无训练，极易发生意外致受误伤等等。汤若望的进谏甚至涉及到仁政君德，他向皇帝进劝：在严厉的国法实施中，要存一番深仁宽厚；对百姓要怀一番如父如母的爱护；对国中大小官吏要宽严合度多加体谅等等，颇具中国封建士大夫提倡的仁政王道的意味。
汤若望自己也以身作则地在具体事件上对福临施加影响。
一天，喜爱游猎的顺治帝突发奇想，要在长城以北组织一次最大规模、如同出征打仗一样的围猎。这消息一传出去，小官吏、兵丁和平民百姓无不悲愤，一时间怨声载道。物价腾贵下生活艰难的人们，无法承受再加一层的皇差的沉重压力了。汤若望于是出城直到南苑，亲自求见皇帝，不绕弯子，直言进谏。福临听从了，游猎之举作罢不说，还向那些清贫的下级官吏和兵丁们发下一批赏银。
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南方战事失利，北京流行天花，又逢旱灾饥馑，汤若望进言发国帑广施赈恤，于是顺治帝发下四十万两赈恤银。次年六七月间连日暴雨，京城内外积水泛滥，淹没许多贫民房屋。又由汤若望进言，顺治帝下令，政府拨发救灾银，八十万两用于城内，二十四万两用于郊区。
当追究敬谨亲王尼堪衡州阵亡之败时，有二百余名八旗将领负有责任，论律当斩。朝中没有一人敢为这二百人恳恩求命。惟有汤若望向皇帝上奏以营救他们。顺治帝本心也想宽大处理的，但他是满洲后辈，不敢轻易改动祖上传下来的严厉的军律军规，有汤若望这样地位崇高的钦天监的天算家出面讲情，可以说代表着天意，他也就放心大胆地赦免了这二百人的死罪。
天主、喇嘛与禅宗（4）
汤若望的这些行动，不断地提高着他在朝廷上下的威望。顺治帝对他的异乎寻常的礼敬和宠信，更增加了他作为客卿的分量。
汤若望获得特许：他的所有奏折，在任何时间，无论皇帝在什么地方——宴居的宫室，或母后处，或游猎苑囿中——都可以亲自呈交皇帝之手；
皇帝免去汤若望的三跪九叩之礼——这种特殊优待，朝廷里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