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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福临屡幸内院，和内院大学士们日夜探讨治国行政之良策，几乎把内院当成了他的第二个家。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五月初五日，福临又到内院，发现官员们大多回家了，便不满地说：“内院各官下班太早了吧！”
陪同的大学士范文程等赶忙奏答说：“因为今天是端午节，所以下班较早，平日不如此。”
十五岁的顺治帝于是训诫说：“要想安逸，必须先习惯于勤劳，等到国家大定，安乐才能长久。如果只图眼前快活，先替自家打算而后才想国家，那纵使安乐也是暂时的！”大概他觉得自己的话说得太严厉了，又谦虚了几句：“自今以往，从朕躬做起，有过就改，卿等也各宜自勉。”
这不是福临的假谦虚，他在内院再三表示，他日求天下太平，切望诸大臣尽心协力，以匡扶朝廷，纠正他的不到之处。
内院，即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内国史院的总称，原是皇太极时期创建的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秘书班子，集中了一批国内学识才干出众的智囊人物，如范文程、宁完我等。在皇太极集权的过程中，内院更成了皇帝与六部之间的枢纽，具备了内阁的雏形。入关后多尔衮摄政时期，全国的抗清战争此起彼伏，风起云涌，朝廷根本没有精力进行政治上的建革，内三院也就得不到重视。直到福临亲政后的顺治九年、十年，内三院骤然间变得备受皇帝青睐，不但提高了衙门的品级，迁入了紫禁城内，而且官员的品位也升了上去：大学士与六部尚书同为一品；学士与六部侍郎同为二品，成了责、权都很重大的政府部门。
此时的内三院，聚集了当朝的满汉才俊。新进的汉大学士，如陈名夏、金之俊、冯铨之流，都是品格低下、摇尾乞怜、降了李自成又降清的前明官吏。但因为他们都满腹诗书，文才出众，有丰富的从政经验，说起历代的兴亡、政治的成败得失，无不头头是道，一套又一套，颇能以他们博洽典故、谙练政事的特点，向福临提供所需的咨询，所以仍然受到顺治帝的信用。至于范文程、洪承畴这些身历三朝、身历两朝的汉族文臣，此时更成了福临倚任如肱股的重臣。
面对危势的转变（4）
苦读经史、弄清行王道施仁政的道理和屡幸内院、屡与内院诸臣探讨治国平天下的大计，终于有了结果。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一月底，福临在大学士范文程的陪同下，到御马厂检阅马匹甲胄。面对着威武雄壮的铁马银甲，顺治帝竟说出这样一番话：
“兵器固然不可不备，但戈甲虽备，也不可徒恃军威；军威虽盛，若德政不足以合天心顺民望，也不行的。”
自幼受着“徒恃军威”影响的顺治帝，突然把德政，把合天心顺民望放在更高的位置上，不但令人震惊，不但会在朝廷上下引起极大的震动，也确实表现了福临自己的观念正在转向。
七天以后，顺治帝谕令：满洲、蒙古、汉军及汉人之幼少年者，学习骑射之外，也应旁涉书史。
接下来的次日，顺治帝又至内院阅《通鉴》，问大学士范文程、宁完我、陈名夏等人：
“汉高祖、汉文帝、汉光武帝及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哪一个皇帝最优？”
陈名夏抢着回答说：“唐太宗似过于诸帝。”
福临说：“不然。明太祖所定条例章程，规划周详，可垂永久，历代之君都比不上他。”
他极力揄扬的，是正在与他苦苦争斗的南明永历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啊！气度之阔大，眼光和见识之独特，出人意料。学识渊博的大学士们一个个年纪一大把，却无不为之惊讶、惊叹乃至惊服。
这些君臣对答和看似不经意的政令，都是临震前的征兆和迹象，预示着福临的统治思想将要有一个巨大的转变，朝廷的一系列政策将有重大的调整，并将引起海内外的强烈震动！
果然，福临和他的智囊团在进行了四个月的周密筹划、反复磋商之后，终于决定放弃多尔衮时期和顺治亲政初年的“勤兵黩武”，在军事上采取“以抚为主、剿抚并举”和“招降弭乱”的怀柔新策略。
五月十日，顺治帝敕封据守福建对抗朝廷的郑成功父子叔伯为公、侯、伯、大都督，指出过去是因多尔衮“不体朕心”，对郑氏心怀猜忌、处处防范，造成郑氏保众自全的局面，并非郑氏悖逆。这样就一笔勾销了郑成功十年抗清的罪名。在敕书中，福临不仅许可郑成功拥兵自保，还划出泉州、漳州、惠州、湖州四府为其驻兵之地，文武官员，各食俸禄如例。并保证：敕谕到达之日，满洲大军即行撤回，闽海地方保障事宜就全都委托给郑氏，请他们会同当地督抚商酌行事。
这样的招降条件不可谓不优厚了。虽然郑成功没有接受，但郑成功的部下却有不少人陆续降清，使郑氏力量大大削弱，以致渐渐难以在大陆立足。
五月十四日，顺治帝谕令兵部，对各地小股抗清武装，不能概加诛戮；应考虑他们当日多因饥寒贫困或迫于贪官污吏的压榨欺凌才沉陷为盗。所以，凡顺治十年五月二十五日以前啸聚山林、劫掠道路、曾为贼匪的，无论人数多少、罪犯大小，只要真心改悔自首投诚，前罪一概赦免，并由当地政府负责安置。谕令中，福临还要求各级政府于通衢要道遍张告示，广为宣传，务必使百姓人人知晓。
五月二十五日，顺治帝又郑重宣布，他对南明永历政权，将以文德绥怀，不欲勤兵黩武。为此，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特升晓畅民情、练达治理，并在清初招抚江南大有成效的洪承畴为太保兼太子太师、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节制巡抚、提督、总兵以下所有官员，授以便宜行事，也即先斩后奏的大权。福临给洪承畴规定的具体任务和策略是：归顺官员要酌量收录；投降军民要随宜安插；事机可乘就立即督兵进取，时当防守则慎固封疆，总而言之，务必使近处欢悦、远处来归，达到他大开生路，使人乐于归往、早享太平的治乱治国愿望。
起用洪承畴经略南方，是顺治帝继承历代清朝统治者以汉制汉政策的得意之笔。从此，在南方与永历政权作战的，主要是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所部及各省提督总兵所率领的地方军，满洲八旗很少上第一线参战，只在五年后向云、贵发起最后总攻时，他们才大举出动。这就使南方的战事，看上去更像是一场汉人之间的内部斗争，因而大大削弱了民族征服的色彩。而这正是福临施行怀柔政策的宗旨，其要点就在于尽可能地减少屠杀，改变其民族征服者的残暴形象，以缓和尖锐的民族矛盾，争取人心，分化瓦解抗清力量，稳定大局，进而巩固大清王朝的统治。
应该说，福临的新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顺治十年以后，北方地区的抗清斗争渐趋消沉，南方的两大抗清力量也在逐渐地衰落。福临亲政时的极敝之势，已渐渐缓和并初步改善了。
不过，战争的胜负，不仅是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也不仅是双方统帅将领战略战术水平的较量，更重要的是双方政治和经济实力的较量。
于是，在内三院智囊团的协助下，顺治帝开始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加强自身实力的行动计划。
在政治方面，以整顿吏治为中心。
福临说：“朝廷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为此，国家制定了对朝廷官员贪污的非常严厉的惩治制度，凡贪污十两银以上者，革职拿问下狱，直至流放杀头。顺治帝派出权力很大的监察御史巡视各地，对地方的高层官员如总督、巡抚、总兵等人的不法及害民行为随时纠举。监察御史出巡前顺治亲自召见，并严格规定：一经点差，他们就不许见客、不许收书信、不许沿途州府县司等官送迎，违禁者给以重惩。
面对危势的转变（5）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福临采纳汉官魏象枢的建议，实行大计天下，即对全国地方官进行甄别考核，并规定以后每三年举行一次，形成制度。每次大计，都有详细的考核内容和奖惩办法。这一年经过大计，全国大小官员被革职、降调、退休的有九百六十九人之多。
在大计天下的同时，又对中央政府各个部门进行同样的甄别考核，名为京察。第二年正月起，再对地方最高官员即总督巡抚们严加考评，结果在全国十四名总督巡抚中，有六名分别受到降级、解任和革职的处分。
福临崇拜立法周详的明太祖朱元璋，很快就运用到他自己治国的实践中去了。大计、京察，就是他为整顿吏治所立的法，经过法治的清洗和淘汰，提高了各级衙门的行政效率，推动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在权力集中、政令统一方面明显地优于南明永历政权，在政治上占据了主动。
在经济方面，以奖励开荒为中心。
福临接受了范文程提出的设立兴屯道厅、推行屯田垦荒的建议，开始了清政府建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屯田垦荒。后来又以官府贷给耕牛、种子以及三年不征、五年不征等优厚条件，奖励全国各地招民垦荒。顺治帝的这一措施，收到了预期效果，大战乱之后濒于绝境的农业生产，因此而渐渐复苏，流亡纷纷回归，户口日益繁盛，国家财政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在经济实力上很快超过了南明永历政权。
辅佐福临完成这次观念转变并进行政治经济建设的智囊团成员，主要是汉大臣。那些在福临亲政初期纵横天下的大将军们、王爷贝勒们，大多数还不会说汉话，更不认识汉字，对儒家一整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别说信奉，恐怕知道的都不多。满洲亲贵们在治国行政的大事上，与顺治帝的共同语言显然是越来越少了。
福临重用的汉大臣，首推范文程这位身历太祖、太宗和顺治及后来的康熙四朝的大学士。
范文程，字宪斗，是宋代名臣范仲淹的后代，明朝初年自江西迁居沈阳。他的曾祖父范，曾任嘉靖朝兵部尚书，宦海沉浮数十年，颇有政声；却受奸相严嵩陷害，革职削籍，郁郁而终。范文程自幼好读书，颖敏沉毅。家庭的遭遇，使他比同时代的许多人更早地预见到大明气数已尽。当年努尔哈赤攻占沈阳后，因敬他是名臣之后，在大量屠戮汉人之际，不仅免他一死，还邀他参与政事。他也就半推半就，成为大金国最早的汉人文臣。皇太极继位后，范文程大得宠信，是朝廷最重要的谋臣，凡军国大事，皇太极无不向他咨询。当李自成攻进北京、推翻明朝时，范文程又以明睿的政治眼光，看到了千古难逢的机遇，向摄政王多尔衮进言大军入关、逐鹿中原、夺取天下。大清定鼎燕京之初，范文程为稳定局势、收揽人心、缓和民族矛盾做了很大努力。一旦多尔衮专擅朝政，变得势焰熏天，范文程又明智地后退，与这位摄政王保持相当的距离。
顺治帝亲政，范文程才又一次焕发了他的政治光彩。少年皇帝倚之如肱股，言听计从；授议政大臣，加少保兼太子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