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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这就是在电影《 宣誓 》《 攻克柏林 》《 斯大林格勒大血战 》里早被我们这一代人熟悉了的莫斯科——俄罗斯——苏联。
当然有许多方面已经变了，例如，众多的列宁像代替了斯大林像。但也确实有一些方面，六十余年如一日，真是惊人。
从莫斯科国际机场向市区行驶，阔大的绿地之中一个黑色的雕塑给我以强烈的印象。
像是搭在一起的黑色长方木条，令人联想到铁丝网和堑壕，联想到战争和墓地上的十字架。
人们说，这个雕塑是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卫国战争中的牺牲者的。
在塔什干，我们瞻仰了同样是纪念卫国战争中牺牲了的烈士的无名英雄纪念碑。这个纪念碑是一团永不熄灭的火，从它落成以来，这团“圣火”便昼夜点燃，从不停熄。在圣火旁边，一位年老的妇女指挥着几列身着黑衣的女孩子唱着无言的“啊……”歌，调子非常熟悉，却原来是舒曼的梦幻曲。
我不知道梦幻曲是不是安魂曲，反正那气氛不是浪漫的而是肃穆的。据说各大城市都有这样的无名英雄纪念碑。我曾在电视屏幕上两次看到这样一部片子，以一位戴满勋章的老年人向无名英雄纪念碑献花始，以圣火的熊熊燃烧终，中间回顾了苏联卫国战争的全过程：希特勒匪帮的突袭，斯大林一九四一年十月革命节在红场列宁墓上发表演说，大轰炸，苏联人民送自己的子弟参军，苏联妇女在工厂加班生产、擦拭着炮弹头，坦克与大炮的轰鸣，直到胜利，苏联红军的检阅部队把缴获的希特勒军队的各种军旗踩到了脚下。
我不知道这部电视片是苏联的电视台公开播放以反复向居民进行传统教育的，还是专门的闭路电视，给外国客人们看的。
但这电视片的内容与精神深入人心。所有我见过的苏联人，男和女、老和少都喜欢讲这个话题：“我们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了一千二百万人，差不多占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这就是说，每一个苏联家庭都有自己的成员或亲戚牺牲。我们容易吗？”
接着的一句话便自然是：“我们要和平。不要打仗，不要战争。”
差不多人人都这样说，说的时候神态十分严肃。
在苏联，在莫斯科，在塔什干，在撒马尔罕，在第比利斯，我参加了具有官方色彩（ 即不包括在私人家里举行的 ）的宴会八次。每一次主人都要祝酒“为世界和平干杯”，然后是“为了妇女”，特别是“为了在座的美丽的女人们”而干杯。这时候主人往往要挤挤眼睛，开几个幽默而又富于人情味的玩笑，有时候玩笑甚至开得有点荤。第三巡就该是“为了儿童，为了我们的未来，为了让孩子们生活在晴朗的天空下面”了。
访苏心潮（3）
为和平、为妇女、为儿童，关键还是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几十年来，苏联朝野，总是讲和平，坚决把和平的旗帜抓在手里。
在我们到达莫斯科的第一个晚上，晚饭后我们在俄罗斯饭店周围散步。那是一个星期天，红场上、莫斯科河畔，到处是度假的苏联人。一些老人胸前满满当当地挂着勋章，悠闲而威严地踱着步子，有的是全家出游，不少人嘴里吐着伏特加的气味。相对来说，这种假日踱
步的人流中年轻人比较少。一位和老伴挽着手、酒气很重、勋章有两三个的老人主动与我们攀谈。他先猜我们是日本人，又猜我们是来自东南亚，等我们告诉他我们是中国人之后，他略略一顿，然后紧接着的一句话是：“我们要和平，我们不要战争。”
六月二日，我们到达塔什干的第一天。啊，那真是疲惫不堪的一天。起飞前等待办各种手续用了四个小时，飞机上飞了四个半小时，降落后又等了三个多小时来办理“报到”和“注册””的手续，然后才进入自己的房间。谢天谢地，总算是能洗一把脸，能喘一口气了。晚饭以后，我们外出散步，看到一位夜班看守私人汽车存车处的小伙子。小伙子是鞑靼人，精力充沛，热情而又饶舌，见到我们便攀谈，接着滔滔不绝地谈起他对各项国际问题的看法来。当然他的看法都是《 真理报 》和《 消息报 》上登载过的，究其精髓仍然是同一句话：“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
与塔什干亚非拉电影节的正式影展同时举办的还有一个电影市场。在电影市场上我们看了莫斯科电影制片厂与西柏林一个电影机构合拍的影片《 岸 》。《 岸 》是根据尤利·邦达列夫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早在一九七二年，我在乌鲁木齐南郊乌拉泊“五七干校”就读期间，就拜读过这篇小说。对这篇小说的回忆与写实的交织的写法、特别是其中关于主人公第一篇作品发表时的种种趣事与蠢事的回顾，我都很欣赏。小说的那种对于生活、历史、现实进行宏观思索的气派，也很触动我。改编成宽银幕彩色上下集故事片，拍得也算得上一丝不苟，但我所激赏的主人公回忆青年时代处女作的发表的情节全部删去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影片中的一个次要人物，在德苏战争的最后阶段，这位苏军下级军官摇着白绸子企图与据守一幢楼房的法西斯残余分子谈判，说服他们不要再进行无谓的、毫无希望的抵抗。正当他像天使一样地摇着白绸去拯救那些已经注定要毁灭的可怜虫的时候，来自法西斯顽固分子的枪口的一粒罪恶的子弹，打死了这位苏联军官。天使中弹牺牲的场面用慢动作重复了好几次，像一只白色的和平鸽在飞翔，像一只仙鹤的最后的展翅，悲而美的画面渲染着苏联是拯救人类、拯救世界的和平天使的主题思想。
《 岸 》的主题思想是鲜明突出而且堪称模范的。影片的故事、场面也都曲折动人，横跨东西方两个世界的写法尤其非同寻常。影片中的联邦德国十分暗淡、潦倒，这与我亲眼看到过的联邦德国有很大的不同。另外影片（ 原小说亦如此 ）把联邦德国一些旅游者玩电子枪的游戏与“好战、复仇”联系起来，也未免牵强。再一点是这部电影的节奏实在太慢了。主题鲜明、一丝不苟、节奏慢，这正是我看到的相当一部分苏联电影的特色。
在塔什干电影节的后期，全苏与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的电影家协会有关负责人宴请我们，饭吃得轻松融洽，这至少有一小部分要归功于那每人一小碗的拉面。拉面的做法与新疆全无二致，只是要精致些。而且在塔什干，乌兹别克语称呼拉面也是“拉（ 个 ）面”，与新疆的维吾尔语一样，显然是汉语借词。吃饭当中，东道主之一，全苏影协的外联处处长娜杰日达·伏日柯娃感慨地说：“这是多么好啊！你们来了，我们坐在一起，我们一起说说笑笑，我们互相微笑着。”
她的话使我感动。
六月十一日晚上，我乘中国民航班机离开莫斯科。同机的有一批美国游客，他们是沿着奥斯陆—赫尔辛基—列宁格勒—莫斯科—北京—中国其他城市—香港—回国的顺序旅行的。一位三十多岁的保险公司职员对我发表感想说：“在苏联，我们实在受不了，那里的人没有微笑（ no smile ）。”
是这样的么？我想不太清楚。反正有拉面吃的那次宴请上，娜杰日达·伏日柯娃的脸上一直浮现着端庄的笑容。另一位“地主”，乌兹别克影协主席马立克·克尤莫夫更是笑容可掬。但那位美国客人的说法也并非无端“攻击”。在苏联，陌生人之间是不大微笑也不问好的。当我按照在西方做客的习惯清晨起床之后向遇到的人道早安的时候，包括饭店的服务员也常常瞠目以对。
服务人员的笑容更是绝无仅有。在苏联的民航飞机上，基本上没有服务，当然更没有笑容。但是机票非常便宜，从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到莫斯科，飞行三个半小时，只收三十七个卢布。而在第比利斯的自由市场上，一公斤羊肉要十个卢布，当然，那是新宰杀的、品质极好的羊肉。商店服务员也是一副忙忙碌碌、公事公办的冷面孔，与塔什干、第比利斯相比较，莫斯科的店员的面孔显得更加严厉。当然，这种状况同样也值得我们中国的服务行业人员反省。
访苏心潮（4）
至于一些领导人员就更不用说了，官愈大面孔板得愈厉害，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法则。例如在塔什干电影节开幕式上，开幕、讲话、升旗之后应该是文艺晚会。大家都坐好了，也早已过了预定时间，已经有性急的观众稀稀落落地鼓掌了，但舞台大幕就是不拉开，铃声就是不响。后来鼓起掌来了，原来是当地的领导人姗姗来迟，气宇轩昂、豪迈自得地大踏步入座。最好的座位是留给他们的。他们的面孔都很严肃，也很神气。
闭幕式也出现了类似场面。各国代表团团长和一些演员被邀上主席台就座。大家坐好了，开会时间也已过了十二分钟，但主席台正中前两排的座位仍然虚席以待。著名苏联电影导演、来自莫斯科的格拉西莫夫原来是坐在第三排中间的，后来来了一位工作人员，经过动员和谦让、谦让和动员，这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坐到第二排正中去了。但刚坐下没有三分钟，他又被叫起来了，被引到侧幕边，加入领导人的行列，然后在大幕拉开以后，在掌声和铃声中与气宇轩昂的领导者们一起正式入座。
这种庄严郑重乃至缺乏笑容的印象也许来自一些城市的外观。莫斯科和塔什干都有许多庄重宏大的公共建筑，以列宁命名的博物馆、艺术宫、文化宫、电影之家等等。与美国的玻璃加钢梁的摩天大厦不同，当然也不同于中国的砖木结构或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苏联的这些公共建筑大多使用大量的巨石——花岗岩、大理石等等，建筑内部使用大量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建筑内部和外部都有巨大的装饰图案附件，建筑占地面积很大，但一般都不太高。给人的印象是阔大、持重、庄严、坚固、充满自信。
美国的建筑则是另一种风格，不论形状上和材料上都显得峭拔、神奇、奔放，令人眼花缭乱。特别是那种玻璃材料的相互反光映射，更给人一种变幻莫测、光怪陆离的感觉。
而且所有的苏联城市街头都看不见任何商业广告，电视节目和广播节目里也没有广告。倒是常常看到庄严的集会与讲演。在莫斯科，商业网点似乎也不太多，有时汽车开了二十分钟，路两边看不到一个商店，只见一幢幢的大楼。比较起来，第比利斯的房屋、商店和街道似乎更轻松、更有人情味一些。
城市街头引人注目的是政治标语与宣传画。标语最常见的有“光荣归于苏共”“光荣归于劳动（ 者 ）”“造福人民是苏共的最高目标”“苏共二十六大决议是我们的生命”等，红场附近的老发电厂厂房上悬挂着的标语则是“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也许更多的标语口号是“列宁主义万岁”和“在列宁的旗帜下战无不胜”，这些标语多半和列宁像在一道。当然，“给世界以和平”（ Ｍиｐ Ｍиｐｙ ）的标语也到处可见。由于俄文中世界与和平都是Ｍиｐ一词，这条标语极富文字与语言的精致性、严整性。
在塔什干，有两条标语很有特色。一条是“塔什干像鲜花一样盛开”，一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