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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能辨认出的文字还有俄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阿拉伯语等等。从中文的繁体看来，此碑的建成不会晚于五十年代中期。我看着这碑、这像、这文字，感从中来，喟然慨叹。
雨却愈下愈大了，我的头发已经变得湿漉漉的。看着横穿马路的地下通道入口，还远，而且有泥泞。近处没有房屋。
只有一株株大树，正好避雨。我紧走了两步躲到树下，这树冠又大又密又厚，雨虽然还下，树冠的下面却是绝对的干燥而且安全。站在树下，听着雨声，看着雨、树、花、马克思碑，我觉得如梦如画，似喜似悲。
这时从远远的对面走来了一位中年俄罗斯妇女。从长相和穿着上，我相信我还是能分辨出中亚细亚各民族“土著”和俄罗斯人的。这位妇女身穿质料朴素的绿花纹的连衣裙，长圆脸，目光严肃中充满温柔，脸色不算很健康。她没带雨具，匆匆站到了我斜对面的第三株树下避雨，到了树下以后，她庆幸地一笑，和我找到我的“保护伞”的时候的表情一样。
然后她回转身来看着我，我也看着她。我猜想她是一位辛劳的有教养的工作者，我相信她的肩膀上有一副并不轻松的生活的担子，然而她还是快乐和充满希望的。我猜想也许她的丈夫没有好好地待她，否则她的目光不应该是那样。我猜想她正在猜想我是什么人。在塔什干，正像在旧金山一样，我多次被人当作日本人，也着实可叹。我们的脸上都出现了笑容，我们都感到一种慰安，我们似乎已经用目光和笑容互致了良好的祝愿，虽然我们谁也不知道谁。虽然雨还没有停，天阴得很沉。
塔什干 —撒马尔罕掠影（1）
虽然还只是初夏，这里炎热、干燥，到处是没遮拦的阳光，到处都明亮耀眼。这里到处是宽广的街道，虎踞龙盘的巨大公共建筑、雕像、纪念碑和喷水泉。这里到处是方方正正的绿地、树木、青草、花坛，酷热中仍然生机无限。这里到处都是标语口号、宣传画、警察、勋章奖章、棉桃图案。乌兹别克斯坦以盛产棉花而功勋卓著于苏联，而荣膺列宁勋章。乌兹别克斯坦有专门的节日“棉花节”，连入夜以后街头的霓虹灯图案也既不为招揽理发、也非轻松甜蜜的酒吧、更非可口可乐，而是红红绿绿的棉桃。
这就是著名的塔什干，苏维埃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的首都，苏联亚洲部分的橱窗，许多苏联主办的或者亲苏的国际会议、国际活动于此举行的石头城——按照乌兹别克原文，塔什干便是石头城、石头村落的意思。
我觉得它丝毫也不陌生。五十年代我曾欣赏过她的著名艺术家塔玛拉·哈侬唱的中国歌曲《 有吃有穿 》《 伟大的毛泽东 》，看过她的电影《 棉桃 》，记得少年植棉者与“热风怪”战斗的故事。后来我知道印度、巴基斯坦领导人在那里会谈的“塔什干精神”——这个“塔什干精神”似乎还被我们美美地批过一顿。还有茅盾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过的“塔什干会议”。尤其是当我到达新疆以后，我更知道了——并感受到了——地理上我国新疆地区与苏联中亚细亚地区毗邻，语言、文化、历史上维吾尔民族与乌兹别克民族是近亲。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也阅读过大量的塔什干印刷出版的维吾尔文与乌兹别克文书籍，包括生活在塔什干的著名乌兹别克作家阿依别克写的《 纳瓦依 》与《 圣血 》和译自波斯文的乌迈尔·海亚姆的《 柔巴依 》（ 手抄本 ）。
而且，在新疆，我曾无意中收听到过塔什干的广播——那是任何一个单波段收音机都能收到的。我分辨得出它的呼号前奏曲，听得出他们讲维吾尔语的特殊味道。听到过他们的局部说来不无道理的对“文化大革命”的抨击，和通盘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对中国的敌意，特别是它的煽动新疆少数民族的颠覆宣传。
亲、友、邻、敌……以及我的“做学问”的对象之一，这便是塔什干。
我欣然同意去塔什干。我真想看一看塔什干。我觉得我实在应该去塔什干。我去参加塔什干电影节，其次是为电影节，首先还是为了塔什干。
她不完全如我的想象。在塔什干，很少有什么特征能使你看出她是两千年前便已存在、九百年前兴旺发达起来的古城。你很少能见到伊斯兰宗教文化的代表物。而且，她也不像我事先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凉快。
我笼统地认为反正苏联在中国的北方，反正新疆就比内地凉快得多，塔什干自然只应该比乌鲁木齐凉快，至少不会比乌鲁木齐更热。但事实完全相反，还是五月下旬，在那里每个白天都是在阳光的烘烤下面度过的。旅馆里的微弱的空气调节，完全不能缓解她的酷热。
可能是由于一九七五年阿施巴罗德大地震的影响，除了旧城的一个破破烂烂的旧清真寺以外，我很少看到旧建筑。在绿树掩映之中，到处都是一块一块的厚大公共建筑，穿插以同样厚大的喷泉、花坛、街道，使你感到十分宽广恢宏，甚至有几分铺张。
除了不多见的圆拱形的和桃形的门洞以外，它的建筑的民族特点似乎主要表现在建筑外的图案装饰上。与欧洲式建筑的浮雕式外观、与中国古建筑的结构式外观不同，塔什干的建筑的外观主要是单纯而又细密的图案。我们下榻的乌兹别克斯坦宾馆，窗外满是混凝土制作的方框，方框互相套起来，使人想起汉文中的许多“回”字和“四”字。在列宁博物馆，图案是菱形的，最靠外是几个大的菱形，里面是小的菱形。在政府大厦，图案是竖条形，像是由笔直的圆木组成的木排。这些建筑外观使我想起在新疆时见到过的维吾尔人的暗绿色木箱来了，木箱表面，要镶上纵横交错的细细的刷着橘黄色油漆的木条。我还想起一位维吾尔农民朋友告诉我的话，他说维吾尔人的各种图案都来自哈密瓜瓜皮纹路的启发。不知道这是玩笑还是确有根据。
这些建筑巨大庄严，有时候显得有点空旷。例如塔什干的“电影之家”，其规模与建筑之精美当然会叫任何一个国家的电影工作者羡慕，但里面的摆设是太少了。名义上有一个酒吧，饮料的品种与顾客都那样稀稀落落，能够叫人随便坐一坐的沙发和椅子也很稀少，这就影响了这个城市的亲切感与充实感。
穿行在这个很有气魄的城市，有时你觉得你是穿行在一个辉煌的展览会上，到处都是崭新的、方方正正的、横平竖直的大厅、前厅、楼梯、过廊和摆得好好的展品，连树木也成行成列，草地也见棱见角。有时候你会产生一种愿望，想看一点不那么规则、不那么认真地存在在那里的东西。比如说，有没有一条弯曲的小溪、一条蜿蜒的小路、一株歪脖子树？你会渴望知道展览会外面和后面的生活，而生活是永远不会装饰得那样辉煌而又切割得那样齐整的。
塔什干 —撒马尔罕掠影（2）
差堪告慰的是我总算有更多的机会与塔什干的普通人相接触。
这是我塔什干之行的最得意的一笔——操当地的民族语言与当地人民直接交谈。
世界上大概很少有两个民族像维吾尔与乌兹别克这样接近。面貌、体型、语言、穿着、风俗、建筑、饮食、歌舞……都是如此接近，外行也许分辨不出两者的区别来。
维吾尔人主要居住在我国的新疆，亦有一部分住在苏联的一些中亚共和国。乌兹别克人主要居住在苏联中亚地区，亦有一部分住在我国新疆的伊犁地区。
当然，细看起来，两个民族仍然有明显的区别。就说穿着吧，维吾尔人和乌兹别克人都戴小花帽，但它们的花色是不同的。维吾尔人的花帽上没有整枝的花的图案，它只有花朵或花纹。而乌兹别克人的花帽上，不仅有花，而且有叶有枝，完整无缺。乌兹别克女子穿的上下一般粗的筒状连衣裙看来式样与维吾尔人没有什么区别，那种花绸的花色也与我国新疆和田地区盛行的衣得里斯绸（ 俗称土花绸 ）几乎无异。但实际上，乌兹别克花绸的花色图案更多几何图形、更像孔雀、更雄浑，而和田维吾尔女子穿的花绸更多线条、更秀气。
最妙的还是他们的语言，去塔什干前我在新疆的朋友和民族出版社的朋友帮助下做了些准备。把大部分维吾尔语单词中的前元音变为后元音，把一些弱化了的辅音还原回来，再更动一些词，差不多就完成了从维吾尔语到乌兹别克语的过渡。当我到达塔什干，听到当地居民用我所熟悉的语言交谈，而我常常出其不意地“跳出来”与他们打招呼、与他们攀谈的时候，当实践证明我有足够的与他们通话的能力的时候，我是多么高兴啊！也许他们听着我的口音觉得有点怪，就像河北人听陕西人讲话似的，但毕竟可以直接交流思想感情了啊。所以，在去撒马尔罕的旅游专列上，老列车员马上称我为“自己人”“兄弟”“我的朋友”，还多给我们换了一壶新茶，与我一见如故地推心置腹地大谈家常。在撒马尔罕，有一位苏方的翻译陪同人员，在我与他用当地民族语言交谈之后，他拍着脑门惊呼：“我从来没有这一个念头—— 一个外国人会说乌兹别克话！”
而我，也就踌躇满志，沉醉在乌兹别克…维吾尔语的交谈里，甚至忘记了这是在异国他乡。这也使我更加坚信，不管还有多少困难、险阻、危险，中国和苏联的人总是能找到自己的共同语言的。
至于当地的维吾尔人，就更不用说了。我在当地的维吾尔诗人如兹·卡德尔家中作客，几乎感觉不出与到新疆我的朋友诗人铁依甫江或克里木·霍加家中作客有多少区别。最微妙的还是他们言谈举止的那种“劲儿”，特别是镶着金牙的胖胖的女主人，她的微笑、眼神、头部颈部的摆动与角度，以及手势、声音、语气，都与我在新疆十六年间烂熟了的乌鲁木齐的或者喀什噶尔的或者伊犁的女人毫无二致，见到他们，真有他乡遇故交的亲切感。
更何必说那摆在长条桌上的馕饼、拉面条、抓饭呢，那是没有国籍也没有国界的。我觉得金色的、中间薄周边厚的圆圆的馕饼正是人民的纯朴、友谊、万国一家的象征。不过这里很少有新疆的那种用盐水和着胶泥和细羊毛砌成的土炉（ 俗称馕坑 ），这里的馕饼多是在洋铁制的烤箱里做成的，它更干净些，而新疆的馕饼虽然不免沾一些土，却更香酥地道一些。至于新疆称拉面为“凉面”，这里称之为“拉个面”，全是来自汉语。
撒马尔罕则是一个神话般的地方。它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是我们的丝绸之路的北路经过的一个城市，是苏联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的第二大城市，更是一个大旅游城市。
因为它相当完整地保存着一个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的伊斯兰教建筑群，电影节组织者招待我们到撒马尔罕来参观。一到撒马尔罕，便看到了那巨大的圆拱桃形（ 顶部突起一个尖 ）的屋顶。它立刻使人想起了悠远的历史和民族文化的巨大差异，想起地球上的人们的生活是怎样地多彩多姿。
不论是在十五世纪建成的铁木耳陵，还是十七世纪建成的特尔拉·哈里清真寺与附属的经文学校，这些建筑的外貌与内观都使人咋舌惊叹。一方面，它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