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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达立即押张士诚上船，由水路送往建康。其间，张士诚一直坚卧舟中绝食。
被押送建康中书省后，朱元璋派李善长“劝降”，张士诚大骂，两个人几乎动手。
当夜，趁人不备，张士诚终于上吊自杀。昔日拥强兵占胜利时，张士诚内怀懦弱，坐失良机；当其被俘为虏时，辞无挠屈，绝粒自经，也不失为一大丈夫。
对于吴地人民来说，张士诚为人宽厚多仁，赋税轻敛，因此吴人对他颇多怀恋。至于明人书中对他的多种指斥，均属狂狗吠人之辞，多不属实。张氏属下贪纵，但并不残暴，也没滥杀人，加之吴地殷富，即使东吴官员爱钱，也不是刮地三尺那种贪残。反观朱元璋，恨吴人为张士诚所用，他取大地主沈万三家的租薄为依据，格外加赋，高达每亩实粮七斗五升，并且以数年时间把吴地的中小地主基本消灭干净。明朝人贝清江记载说：“三吴巨姓……数年之中，既贫或覆，或死或徙，无一存者。”
苏州当地人一直很怀念昔日张士诚轻徭薄赋的仁德，每年阴历七月三十日为张士诚烧香，托名为地藏菩萨烧香，实际上是烧“九四香”（张士诚原名张九四）。
仔细分析，张士诚已经落入老朱之手，他还派人劝降，这种心理很难捉摸。很可能的是，老朱为了找感觉，想想陈友谅、刘福通等革命前辈皆死，终于抓住一个活的，如果看见对方葡伏自己脚下称臣，肯定是件很爽的事情。不料老张也是大倔头，宁自杀不哀求，老朱怒极，派人把张士诚尸身以大棍击烂，分尸喂狗。老朱的变态，从此可见一斑。
中原北望气如丝：驱朝蒙元出大都（1）
干掉陈友谅、张士诚，朱元璋在江南一带已无劲敌，于是他就在1367年底，派徐达与常遇春等人率大军开始北伐。北伐之始，朱元璋发表《奉天北伐讨元檄文》，乃大文豪宋濂手笔，气势磅礴，震灼古今，不得不全文录之：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夷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承认元朝政权的正统性，为自己替代元朝找理论和“天意”方面的依据）。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鸠兄，至于弟收兄妻，子征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这些指斥，按照儒家伦理，确实都有根有据）。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仪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
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抱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乃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到了清朝，“胡虏”终于打破这一怪圈，长达二百多年的“运”）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日后孙中山的檄文，就是抄袭这几句，历久弥新）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治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闵。
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或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此关陕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已灭，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告诉大家，只有我老朱才是正统，别的军阀都是刮民残众的贼寇）。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式之地，得长江天塹之险，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丐，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民人未知，反为我仇，絜家北走，陷溺犹深，故先逾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等其体之。（高扬民族主义大旗，以圣明天子自居，在道义方面占领了制高点）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故兹告谕，想宜知悉。
北伐，从精神层面上讲，朱元璋非常有优势，何者，他以汉人为正统，以民族主义为号召，在标榜“天命”的同时，自称是前去驱除“胡虏”，从道义上就明显占据了“上风”。而且，老朱在檄文最后也留个“尾巴”，表示只要“胡虏”诸族规规矩矩不反抗，一样可以宽大处理，成为大明顺民。
其实，早在元顺帝至正十九年（1359年）秋，听说察罕帖木儿平汴梁、定山西，尽有秦陇之地，老朱当时吓得心惊肉跳，忙派人从方国珍处搭船入海绕道去北方，侦察形势。不久，他又在两年后正式派汪河去察罕帖木儿处，明朝史书都讲是去“通好”，实际上是老朱派人携厚宝向元朝称臣。
天不祚元，最有能力中兴元朝的察罕帖木儿被红巾军降将王士诚刺死，其势遂衰，虽然其义子王保保（扩廓帖木儿）骁善能战，却无其义父的政治远略。所以，当王保保在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春派人携书来“通好”时，老朱态度大变，拘其使节不遣。
在此，再回说一下元朝的事情。
正当元朝南方乱起一锅粥时，镇守北藩的蒙古宗王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不帮忙反添乱，忽然带兵杀向大都。这位阳翟王，乃窝阔台大汗第七子灭里大王之后。由于红军乱起，元廷向北方诸王下诏，让他们起兵南来帮助朝廷灭寇。结果，阳翟王任务元朝国事已不可为，就乘间拥众数万，裹胁当地几个宗王一起造反，并派使臣入大都呵斥元顺帝：“祖宗以天下付汝，汝何故失其太半？何不以传国玺授我，我来坐帝位！”元顺帝对宗族王爷很有帝王架子和派头，他神色自若，不恼不愠，对来使说：“天命有在，汝欲为则为之。”并降诏旨谕劝，希望这位“黄金家族”的血亲不要再添乱。
阳翟王当然不听。元廷乃任命知枢密院事秃坚帖木儿率军去迎击。这位秃坚帖木儿身知自己所统率的大都元兵战斗力不强，行至称海之地，强征当地哈剌赤部落万余人为军，并让这些看上去人高马大的当地人打头阵。这些哈剌赤人从未打过仗，被迫上阵后，双方刚刚站定，哈剌赤人忽然脱去兵服，扔下武器，一直跑向对方的阳翟王营中投降。元军扭头也跑，一万多人全部被杀，秃坚帖木儿“单骑还上都”。
元顺帝这次不敢怠慢，派能战知兵的少保、知枢密事老章调集十万精兵再往击阳翟王，并下令居于京师的阳翟王之弟忽都帖木儿从军，告诉他，你只要打败你哥，朕就以其爵位和土地转授于你。
老章和忽都帖木儿甫出发时就派出多人为密使，携带大量奇珍异宝买通阳翟王的手下和被裹胁的宗王，谕以血肉亲情。结果，老章元军还未与阳翟王军队交锋，他的部将脱欢（蒙元许多人也叫这名字）深知大势不妙，与其他几个心怀鬼胎的宗王私下一商量，忽然发难，把“事主”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绑上，捆成一团，迎前送与前来征战的老章。
老章大喜，本来心中没底，不知道自己手下十万精兵打不打得过数万北方亲戚。这下省事，擒贼先擒王，老章把阳翟王全顺全尾押送大都。
元顺帝大喜过望，加老章为太傅，封和宁王；封脱欢为知辽阳行枢密院事；诏令忽都帖木儿袭封阳翟王，全盘接收他哥哥的土地、爵位、军队以及妻妾；加封重赐诱捕阳翟王有功的几个北边小宗王。其实，上述一切做的还不赖，但元顺帝在处置被俘的阳翟王一事上却犯了错误：依据旧制，宗王谋叛，一般是裹在毛毡中摇死、用马踩死或者用大弓弦绞死，名曰“赐死”，即不使黄金家族“神圣”血液沾污于泥土。元顺帝恨这个添乱的宗王入骨，又听说他到京师后一直骂不绝口，于是就下诏像处死平常囚犯那样把阳翟王押至闹市砍头。此举，一下子“冷了弟兄们的心”，北边诸王闻知后心生隔阂，极不满意顺帝朝廷对阿鲁辉帖木儿的处决方式，开始离心离德，日后基本上是对大都元廷援手不救。
再说大都内政。脱脱被贬死后，汪家奴任右丞相，此人多病，两个月后即由康里定住接任。他当了两年多，元顺定任搠思监为右丞相，以汉人贺惟一（蒙古太平）为左丞相。此前，太不花当过几十天的“右丞相”，但只是虚衔，因为当时太不花在山东统兵正与红巾军干仗。
太不花本人出身弘吉剌氏，世为外戚，官最贵显，以世胄入官。他最早入京大用，还多亏汉人贺惟一推荐。后来，由于脱脱误会贺惟一，太不花党附脱脱，一直想谋害贺惟一。脱脱被贬后，元廷把山东、河北两地的军政大权均交予太不花。
统军在外，太不花感觉上来，自骄自傲，不遵朝廷命旨，还大肆纵兵剽掠。不久，元廷调他去湖广行省，节制当地诸军捕讨各地水贼。听说贺惟一再任中书左丞相的消息，太不花意不能平，对属下说：“我不负朝廷，朝廷负我矣。太平（贺惟一）乃汉人，今复居中用事，安受逸乐，我反而在外辗转受苦捱辛苦！”由此，元兵数次有全歼当地红巾军的机会，太不花均在关键时刻以“养锐”为名下令退兵，其实是“养冠”自重。
刘福通进攻汴梁，太不花仍旧逗留不救，元顺帝深恶之。待红巾军全占山东，顺帝无奈，下诏任太不花为右丞相，让他统兵进攻山东。渡黄河以后，太不花借口粮饷不继，上书朝廷要元廷派贺惟一亲自督粮送至军中，实则想趁机杀掉贺惟一。
贺惟一获悉其内情，先向顺帝告状，下诏削夺了太不花一切官爵，流于盖州安置。
刚当了两个月右丞相，忽然按到流放通知，太不花如雷贯顶，跑到保定去见昔日手下故将刘哈剌不花（汉人蒙古名）。
刘哈剌不花乃一介武夫，大张宴饮，慷慨言道：“丞相您乃国家柱石，我要亲自入京为您辩冤”。
老刘说到做到，转天就入京，先见到了左丞相贺惟一，把自己来意相告。
贺惟一脸色大变，吓唬他说：“太不花大逆不道，圣上震怒，你要敢妄言，小心自己脑袋！”听此言，老刘大惧。
贺惟一忖度太不花肯定藏在老刘军营里，便低声说：“你能答应把太不花押来大都，我马上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