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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娘望着蓉淑亲切和蔼的面孔，心里非常激动。按她的脾性，像这样的事，一时一刻也不愿再等，非得马上弄个一清二楚不可的，这一回，大娘多了一番心思，她想到蓉淑生来乍到，坐还没坐下，站还没站稳，什么都没安顿好，又当着这么多的生人，怎么好让她谈自个的身世？大娘看着蓉淑，心里实在疼得慌。她不但没有坚持要蓉淑回答她的问题，还对那些仍用期待和好奇的眼光望着蓉淑的姑娘媳妇们解释说：
“你们不见安所长走得乏乏的？往后日子多着呢，急什么，让安所长先歇着，以后再聊！”
“大娘说得对！”
“大娘说得对！”
满屋的人都赞同大娘的意见。
又闲聊了几句，蓉淑站起身来：“大家再坐一会儿，我去看看伤员同志。”
大嫂也站了起来，对姑娘媳妇们说：“时候不早了，大家忙了一天，都回家休息吧。我陪安所长去看伤员同志。”
“走，咱们也跟安所长一块去。”金凤一声咋呼，姑娘媳妇们都忽啦站了起来，拥着蓉淑出了东房。
大娘刚要拉枝子回房，枝子忽然仰起脸来说：
“大表姑，我也跟安所长去看看防员同志：”
没等大娘回答，枝子把小辫一甩，就追上去了。
蓉淑看完了伤员，回到刘家，夜已经很深了。她奔忙了一天，身子感到很疲劳，一进东房就上床休息了。谁知躺了好大一阵，怎么也睡不着，刚才同她一起去看伤员的那些姑娘媳妇们一张张热情纯朴的面孔，老在眼前浮动。她来到刘家郢还不到半天，可是这里的群众，尤其是刘大娘，对她的关怀，体贴，就象到了自己的家一样温暖。想起刘大娘，蓉淑又记起了她的那些提问，想着想着，许多往事，不禁又在脑海里翻腾起来。
一九二五年深秋的一个午夜，在朝鲜东海岸的一座滨海城市里。路灯闪着微弱的光，照着昏暗的街道。街上，看不到老百姓，只有日寇的巡逻兵，都象恶鬼似的窜来窜去。车站上偶而有日寇军车嚎叫着驰过，海港里鬼子军舰不时鸣笛长号。城市在阴森恐怖的气氛中沉寂着。
在一条小街上，有一家低矮的住宅，门和窗都用棉被堵得严严的，屋里亮着灯，有十几个人坐在一起开会。主持会议的是个三十上下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他就是这家的主人，小学教员安靖海。
“咱们光靠组织海员罢工，组织群众游行，散发抗日传单还不够。”安靖海压低着声音对大家说，“咱们应当以血还血，用流血的反抗，来回答倭寇的血腥镇压。”
“说得对！”一个身躯高大的中年人答了话。他是安靖海的姐夫，汉医师许义纯。“我主张爆炸日寇军车，一次要能炸死一百个倭兵，也算给咱们祖国报了点仇，出了点气。诸君都是爱国志士，只要人人奋勇，何敌不摧？”
在这家小屋的外面，有个三十上下的妇女带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紧张地守在门口警戒望风。这妇女是安靖海的妻子，那小女孩就是年幼时的安蓉淑。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日寇警车的尖叫，叫声愈来愈近，一会工夫，十几辆鬼子警车从街上飞驰而来。荷枪实弹的鬼子兵，还有宪兵和特务，如临大敌似的布满了大街小巷，到处搜查，街上不时传出凄厉的尖叫。
蓉淑母亲一看不好，霍地站起身来，一伸手，推翻了窗台上的一个土罐，“当哪”一声，吓得蓉淑大哭起来。
蓉淑母亲故意放大嗓门骂道：
“外面有狼！还不快回屋里去！''
安靖海听到了蓉淑母亲的警号，立即指挥大家：“快离开这儿！从我家后门跑出去。”
话音刚落，十几个鬼子宪兵象猎狗似的已向安家扑来，情况非常危急。蓉淑母亲急得出了一头汗，她急中生智，拔腿就朝另一条小巷里跑，边跑边叫：
“靖海，快跑！宪兵来抓你啦！”
鬼子宪兵以为安靖海在别的地方，以为蓉淑母亲是跑去报信的，就一齐向她追去。
“阿妈！阿妈！”年幼的蓉淑不理解母亲的机警行动，跟在后面跑着叫着。
“他妈的，滚开！”追在最前面的一个特务狠命一脚，把蓉淑踢倒在路边。
蓉淑满脸是血，她忍痛爬起来，又追上去哭叫：
“阿妈！阿妈！”
蓉淑母亲跑到海边，再没地方跑了。十几个鬼子拦住了她，枪口对着她的胸口，象疯狗似的咆哮：
“你丈夫在哪里？”
蓉淑母亲眼睛里吐射着仇恨的怒火，厉声答道：“我的丈夫早跑了！他正要找你们这些魔鬼为祖国同胞报仇呢！”
叭！叭！鬼子发觉上了当，就向蓉淑母亲开了枪。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蓉淑母亲高喊着口号，纵身一跃，投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
鬼子朝海里又打了一阵枪，嚎叫着离开海边，又向城里搜去。
“阿妈！”蓉淑赶到了海边，望着浪涛滚滚的大海放声大哭。忽然，蓉淑的肩膀被人抓住了，她回头一看，是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原来是表哥许哲峰。
“快走！”许哲峰拉住蓉淑说。
“阿妈！”蓉淑哭着向海边挣。
“快跑：”哲峰使劲拖起蓉淑，向城市的一角跑去。
哲峰带着蓉淑在一家亲戚家里，找到了母亲——蓉淑的姑妈，和父亲许义纯。在那里，蓉淑又得知一个沉痛的消息：她的父亲安靖海，在转移开会地点途中，又遇上了另一批宪兵，他为了掩护别人脱险，就挺身而出同敌人拚打，在同鬼子的搏斗中壮烈地牺牲了。
蓉淑悲愤交集，姑妈对她百般劝慰，她什么也听不进，只是喊着要杀倭寇，给阿爸阿妈报仇。当她安静下来之后，听姑夫自言自语地说：
“不行！象这样各干各的救不了祖国，走，寻找救国真理去。”
鬼子还在嚎叫着，警车还在奔跑着，特务带着警犬还在到处搜着，枪声也在零乱地响着。许义纯夫妇带着十一岁的哲峰和九岁的蓉淑，摸出城市，钻进大山，逃出了虎口。
五年后，在中国东北的沈阳。国民党政府机关的楼顶上插着青天白日旗，但是日本兵却在耀武扬成地满街乱闯，好象这里已经是他们的“王道乐土”。在一条僻静的小街上，有一家门旁挂了一块长牌，上书“朝鲜汉医师许义纯诊疗所”十一个大字。一天傍晚，一个铁路工人模样的壮汉，来到诊疗所门前，他警惕地向后面看了看，这才伸手叩门。
门开了，一个身材魁梧的人伸手把那铁路工人拉进屋去，很快就关上了门。他就是汉医师许义纯。
“老马同志，你这么晚来，有什么急事么？”许义纯轻声地问。
“里屋去谈。”叫老马的铁路工人说。
里屋，蓉淑的姑妈正在教哲峰和蓉淑读医书，老马来了，她们都起身相迎。
“大嫂，你真勤勉呐，每天都在教孩子读书。”老马说。
“哎！”蓉淑姑妈叹息一声，说，“我已经是五十岁的人了，又是体弱多病，我们的国仇家恨，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啦。”
“是啊！”老马同感地说，“下一代就是我们的希望啊！不过，光教他们读书学医还不够，还得教他们一点政治。”
蓉淑姑妈道：“是啊，我跟义纯一时一刻都没有忘记教育孩子长大后，立志救国，报仇雪恨哪！”
“别聊这些啦，”许义纯说，“老马有要紧的事谈，你们到外屋去。”
蓉淑姑妈领着哲峰和蓉淑走开后，老马对许义纯道：“我的话很简单，说完了就走。现在关里新军阀还在混战，东北军大部分开到华北去了，日本鬼子一个劲往东北增兵。上级佑计，要不了多久，东北形势还要进一步恶化。你赶快把诊疗所招牌拿掉，到朝鲜侨民中找两个可靠的落脚点，到必要时可转移。”老马说罢就要走。
“等一等，”许义纯用手指了指，“走后门，当心有尾巴跟你。”
“好的。”老马轻轻地应了一句，就从后门出去了。
这是一九三O年夏天的事，许义纯一家人流落到沈阳已经四个年头了。这时候，他已由一个爱国主义者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的诊疗所就是党的一个地下联络站，老马是他的领导人。
就在这一年的中秋之夜，蓉淑的姑妈病故了。临终前，她以慈爱的眼光深情地望着哲峰和蓉淑，说：“孩子，永远不要忘记祖国，不要忘记仇恨，不要，不要辜负上一辈人的嘱托，一定要把我们的祖国从倭寇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义纯！”蓉淑姑妈对丈夫说：“好好教育孩子，你，你也要保，保重啊！……”
最后，蓉淑姑妈看着哲峰和蓉淑在她面前拜了几拜，安排了两个孩子的终身，慢慢闭上眼睛，与世长逝了。
“九一八”事变爆发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主义，使东北三省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日寇全部侵占。
“上级决定，叫我拉起一支义勇队上山打游击。”有一天，老马对许义纯说，“你考虑一下，把你留在城里继续搞地下工作，有没有困难？”
“没问题。”许义纯说，“我会想办法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的。不过，我这两个孩子，最好你能把他们带走。”
“行。我一定象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哲峰和蓉淑。”
就这样，老马带着哲峰和蓉淑，拉起一支红色义勇队进山了。
转眼到了一九三六年，哲峰和蓉淑都在战斗中长大成人了。不过，这时他俩已经到了陕北，又穿上了红军的服装。他们是一九三五年跟老马一起化装进关的。西安事变不久，哲峰和蓉淑又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许义纯在沈阳被捕，坚贞不屈地牺牲了。……
蓉淑回想起这些惨痛的往事，心里不由涌上一阵又一阵的难过。她想到为革命牺牲的父母、姑夫和姑妈，想到在日寇蹂蹦下的祖国，想到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几千万朝鲜同胞，悲痛、愤怒、仇恨，一齐向她袭来，搅得她一整夜都没睡好觉。
部队一开走，欢腾了几天的刘家郢，就显得格外清静。骑兵大队虽然走了，但村里还留着安所长和三十几个伤员，加上双岭战斗又打了个大胜仗，鬼子伪军都败回了据点，这一夜，刘家郢的人们，心里觉得很踏实，都睡得很香。谁知，一个新的危险又向他们袭来。
第二天，太阳刚露头，一阵嗡嗡的响声，刘家郢上空突然出现两架红头小飞机。功夫不大，一架黑不溜秋的大飞机也嚎叫着来了。三架敌机汇齐后，便在刘家郢一带地区的上空盘旋，圈子越盘越小，高度越降越低，轰鸣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这时，蓉淑正在刘大娘家吃早饭，听到飞机声，略一凝神，说了声“不好！”搁下碗筷就往外跑。跑到大门口，只见谷场上男男女女，有的牵着牲口，有的挑着担子，有的抱着孩子，挤挤撞撞地在乱跑。蓉淑急得大喊：
“快隐蔽！乡亲们！赶快隐蔽！”
刘喜和大嫂也跟着跑出来了。蓉淑急对刘喜说：“看样子，敌机要轰炸，赶快组织老乡们隐蔽，这样乱跑太危险。”
话音未落，只听得一阵刺耳的啸声，三架敌机，一架跟着一架俯冲下来。领头的一架红头小飞机下冲到了蓉淑他们的头顶，哗……两长串机枪子弹，扫中了刘家的大门楼，打得火星直冒，瓦片横飞。第二架又冲了下来，哗……又是两长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