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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古宗王大臣拥戴下，海山即帝位，改元“至大”。追尊其父答剌麻八剌为顺宗皇帝，尊其母答己为皇太后，加对自己登位立功至巨的哈剌哈孙为太傅。不久，立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并赐宝印（其实应为“皇太弟”，元朝储位一直没有形成制度，选汗制与立“皇太子”制交错进行，遗祸万端）。
这位登上帝位的海山，即元武宗。据波斯历史学家瓦撒夫记载，海山的登基大典异常隆重和“蒙古化”：“宗王七人坐海山白毡上，二王扶其臂，四王举毡奉之于宝座上。一王献盏，诸珊蛮为新帝祝寿，而上尊号曰‘曲律汗’。”
海山大慷其慨，让人运来无数车绫罗绸缎，尽数散发给与会宗王、贵戚。又撒无数大粒珍珠、宝石于地，类似天上星宿布满一般，任人拾取。“宴乐七日，每日以马四十、羊四千供食；用马七百、羊七千，桶其乳以洒地，斡耳朵附近积乳之广，有如银汉。”排场之大，骇人心目。
当皇帝一般喜欢过河拆桥，但海山“拆桥”太过。仅仅过了两个月，他就把对他即位有大功的哈剌哈孙贬往和林去当地方的丞相。起因很简单：元武宗海山听说在殿内逮捕阿忽台时，这位从前的左丞相力大绝伦，持刀拒捕，蒙古贵族秃剌使扫堂腿绊倒阿忽台，并把他亲自捆缚。为酬秃剌之功，海山封他为越王。哈剌哈孙力争，抬出蒙古旧制，争辩说只有亲王才能封“一字王”，秃剌是皇族疏属，不能以其“一日之功”废“万世之制”。秃剌恼火，暗中对元武宗说，安西王阿难答先前要当皇帝时，哈剌哈孙也曾在拥戴表上签名。为此，元武宗不辨真伪，立刻把哈剌哈孙外贬。其实，元武宗的心态，是恨和尚及袈裟，不希望自己朝中看见叔叔元成宗的老臣。秃剌当王爷才一年，就“有罪赐死”，小人枉为小人也。
对哈剌哈孙“寡恩”，元武宗对李孟还算不错。一日，元武宗与“皇太子”弟弟及母后一起观宴，他忽然发现弟弟一脸愁容，便追问原因。爱育黎拔立八达道：“赖天地祖宗神灵，兄皇您荣登大宝。但能成就我们母子兄弟今日之欢聚，李孟居功实多。”海山一听，也觉有理。加上李孟也曾经当过他的老师，自然好感很多，立刻下诏派人四处寻访，最后在许昌陉山找到了“隐居”的李孟，入朝后，立授中书平章事。当然，此事的发生，已是元武帝宗为帝的晚期（海山为帝仅三年多）。史书上讲：“（李）孟感知遇，力与国事为己任，节赐与，重名爵，核太官之滥费，汰宿卫之冗员”，其实都是溢美之辞，老李在元武宗朝当然知道自己要小心脖子上吃饭的家伙，实际上一直处于蛰伏状态。直到元仁宗继位，李孟才真正出谋划策，大受重用，并劝元仁宗重开科举，为天下读书人展现出一丝光明前景。元仁宗死后，奸相铁木迭儿想害李孟，把他降职使用。历宦多年的老李已经是百毒不侵，欣然就官，使得铁木迭儿干瞪眼，抓不住把柄害不了他。老李最终善终于家，并得谥“文忠”。
元武宗在位的三年多，基本上没干什么好事。当然，小伙儿做坏事的主观愿望不错，那就是因为钱不够用，“大刀阔斧”进行金融“改革”。所以，他又步元世祖后尘，重行设立“尚书省”（旧事从中书省，新政从尚书省），意在理财。武宗皇帝刚“上任”四个月，元朝已经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所以，他的理财“新政”，也并非是心血来潮的一时冲动，确实缺钱花。
（元）宪宗、（元）世祖登宝位时赏赐有数，（元）成宗即位，承世祖府库充富，比先例，赐金五十两者增至二百五十两，银五十两者增至百五十两。有旨：“其遵成宗所赐之数赐之。”戊戌，哈剌哈孙答剌罕言：“比者诸王、驸马会于和林，已蒙赐与者，今不宜再赐。”帝（元武宗）曰：“和林之会，国事方殷，已赐者，其再赐之。”
也就是说，为了感谢蒙古宗王对自己的拥戴，元武宗更加用滥赏来收买这些人。对宗王如此，对亲妈和弟弟更加大方：“以金二千七百五两，银十二万九千二百两，钞币帛二万二千二百八十匹奉兴圣宫（母后答己），赐皇太子（皇太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亦如之”。至于贵族大臣、侍卫亲信，元武宗更是出手阔绰，加之兴建佛寺、治理漕河、大起宫室，等等费用支出，不缺钱才怪。
为了能使“改革”进行下去，元武宗还任意增设官职，他本人也只要高兴起来，就随时频降“天谕”，时时对亲随封官加爵。元武宗任期内，经他御笔赐官的，就有近一千人，根本不经过中书省走程序，使得吏治大坏。就连元武宗奶妈的丈夫，也得授“开府仪同三司”。
元武宗所信用的人是脱虎脱这样的佞佛者和三宝奴这种自已昔日的贴身侍卫，“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基本被架空（估计受李孟“教诲”，他故意做出被架空的姿态，以免让皇兄起疑动杀心）。所以，与忽必烈时期一样，尚书省这么一个宠大的“财政部”，基本把从前的中书省那样一个“国务院”的权利全包揽过来。这些人，理财也没有什么新办法，无非是大量赶印货币，使得“物重钞轻，钞法大坏”。他们罢废中统钞，新造出“至大银钞”，一年多时间印制新钞近一百五十万锭。同时，又赶制铜钱通行于市（即“大元通宝”和“至大通宝”，元朝在此之前从未使用过铜钱），并下令“历代铜钱相参通用”，叮叮当当，怎一个乱字了得。除此“币法改革”以外，增加收入另一个办法自然是滥增税目。为了鼓励税课官们的干劲，元廷下令，对这些“专业人士”以征税多少来定级，与“工资”挂钩。如此，可以想见这些虎狼干吏们会把蛤蟆都挤出尿来，以榨石头出油的精神和干劲，投身到火热的为国增税收的工作中去。
元武宗时代另外受后人诟病的，就是下令“殴西僧（密宗僧人）者断其手，詈（骂）者截其舌”的残暴法令。佞佛崇僧，已经到达丧心病狂的地步。当然，元武宗之母答己是个笃信佛教的老娘们，她在五台山造佛寺，不仅耗废金银无数，开山破岭之时，又造成无数役夫人命的死亡。每级浮屠，皆是许多生命所堆垒。
对于元武宗时代的黑暗政治现实，官为监察御史的汉人张养浩最为清楚，他当时上《时政书》，明明白白指出元武宗的十大弊政。
张养浩这篇长文，非一般章疏“公文”可以比拟。文采华章，可圈可点，所抨击的内容，可套用涵括元朝统治的大半部分时间，不仅仅是武宗一朝。
疏上之后，当权者“不能容”，把他弄出翰林院“赋闲”，未几又构陷以罪，免去张养浩的官职，并“戒省台勿复用”。小张学得李孟那一手，“恐祸及，乃变姓名遁去”。
元朝不似满清和文革，小脚侦缉队和“人民群众”的耳目不是太敏锐，张养浩逃得一命。不久，酒色过度的元武宗海山病死，时年才三十一。这位张养浩在元朝文学史上还是一位特别举足轻重的人物，有散曲集《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流存于世，有小令一百六十多首，最有名的为《潼关怀古》：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可称的是，海山时代的政治弊端多多，其人品却不是很差。特别是对待其弟“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亲近无间。其宠臣三宝奴、亲信太监李邦宁都曾劝他立己子为帝，元武宗都不为所动，终使元仁宗能顺利继位。
元武宗之政，有一个还要提一提，即大太监李邦宁。
当今几乎所有责斥元武宗政治阴暗面的指摘，都拉不下一个内容：授太监李邦宁为大司徒。而且，李太监还在武宗后期劝皇帝立自己的儿子为帝。众口一词，似乎李邦宁就是个百分百坏人。其实，所有持此种看法的，皆是由于不读史书原文，牵强附会，人云亦云。世易时移，李太监被日益涂黑，再无出头之日。有元一代，正是因为贵族子弟充当侍卫的“怯薛”制度，太监弄权的情况几乎没有出现过，只有元顺帝皇帝李氏的心腹高丽太监朴不花为祸最烈。而《元史》中《宦者传》中，仅有两个人，一个是李邦宁，一个是朴不花，其实是作为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也就是，李邦宁是个人品相当不错的太监。
李邦宁，字叔固，杭州人，原为南宋皇宫太监。宋恭帝投降后，他随宋室入大都，因为有医术并熟悉宫殿礼仪，给事元宫内廷，“警敏称上意”，又有语言天才，很快就说得一口流利的蒙古语和诸蕃语，深得忽必烈欢心，在宫内官职越做越高。忽必烈死前，李邦宁已是“礼部尚书”，并“提点太医院事”。元成宗继位后，李邦宁因忠于所事，仍受重用，进昭文馆大学士。元成宗生命中最后十个多月缠绵病榻，老李终日医护，须臾不离左右，全尽人臣忠心之意。所以，元武宗夺得帝位后，对历事元世祖、元成宗两代皇帝的这位老太监十分敬重，并授他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这样的实官。李邦宁固辞，表示：“为臣以阉腐余名，得侍至尊，高爵厚禄，已经荣宠过甚。宰辅者乃佐天子治理天下之臣，如此之职，奈何授予我这等阉寺之臣。陛下纵然爱宠为臣，天下后世又如何评价您，为臣诚不敢奉诏。”一个太监，能这么明白，说出这样的话，不得不让人另眼相待。此外，一次元武宗母子在宫中的大安阁看见一个竹箱，便问李邦宁内中有何物。李邦宁说：“此乃世祖皇帝贮存裘带所用，想让后代子孙想见他在世时的俭朴，以为华侈之戒。”元武宗为之叹息，但对身边的蒙古宗王说：“世祖虽神圣过人，就是太吝啬了。”李邦宁不怕武宗不高兴，马上反驳说：“不然！世祖皇帝一言一行皆为天下后世榜样。天下所入虽富，如滥用不节，必致匮乏。自成宗皇帝以来，岁赋已不足用，又广赐宗王，资费无算。长此以往，必将厚敛百姓，那可不是什么好事。”这些话要是别人说出口，说不定立刻掉脑袋。由李邦宁这么一个宫中“老人”说出，“太后及帝（武宗）深然其言”。所以才授其大司徒一职，后来又“遥授”丞相，行大司农事，可以说是尊荣已极。可见，李邦宁在武宗一朝，没有做过任何坏事，他也不是武宗贴身太监引他做坏事那种人，实际上一直以长辈身份要元武宗学好。而且，元武宗爱酒爱色，连祀太庙都不亲自去，也被李邦宁进谏，最终他不得不亲自备法驾淋浴斋戒去祭祀祖先牌位。
元仁宗皇帝的亲近臣下很讨厌李邦宁。武宗皇帝临崩前，老李曾劝说道：“陛下富于春秋，皇子渐长，父子家天下，古之至道，为臣未闻皇帝有儿子而立弟弟为继承人这样的事情。”但元武宗深知自己的帝位实赖兄弟玉成，便不悦道：“朕志已定，你有话自己去同皇太子（皇太弟）去说。”闻此言，史书上讲李邦宁“惭惧而退”。据笔者忖度，李太监不一定感觉“惭惧”，他只是尽了人臣之责而已。他本来就是宋室太监遗臣，深谙儒家道义，知悉“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