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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邦又把当年日本兵运货物及住在他家的情节回忆了一遍。
那天，三个日本兵带着三个农民，要把两个箱子和一块石头埋到喀卡山去。一只箱子的形状近似于立方体（50×３０×３０），另一个比它小一些，呈长方体。石头是四方形，也是从承德运来的。因为进屋时，文邦还帮着他们抬东西，所以记住了东西的大小。每个重量约有15乃至20公斤，但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进屋后，日军就让那三个民工回去，后来文邦发现又有另外三个村民把东西抬走了。运到山上后，由日本兵来处理。因为不敢靠近，怎么处理也就不清楚了。不过，从村里可以见到埋东西的地方竖着一杆红色的旗子。事后，日本兵是和三个村民一起下山的，并把这3人打发回家了。以后听说，那面旗子是航空线标志。至今也没人去那个山头。
日军没往柳河口扔过臭弹（毒气弹），但这里曾有过臭雾现象，像雾那样，臭得很。臭雾一来，人就头痛、恶心呕吐，接着就得病。但一下雨，臭味就消失了。解放后也有过这种现象，但臭味没有。这和前面说的瘟疫不同。
日军飞机不常来这里。以前来时是从东向西飞过的，“人圈”建好后，飞机来时是从东向南飞过的。
采访日期：1995年4月22日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高杖子（1）
赵文启（71岁）、刘虎山（60岁）、杨成林（72岁）、张学成（73岁）的口述：
刘虎山赵文启杨成林张学成我们是1943年迁入“人圈”的。以前这里只是个有30户、150人的村子，集家后，一下子变成了有1000多户，七八千人的大部落。到高杖子来的，都是从黑河、柳河、西山、水沟等地迁来的移民。日军把那片划为“无人区”，房子也都烧光了，凡磨磨蹭蹭不愿来的村民，都就地枪杀了。大家都说日本鬼子黑岩最凶狠。
当年，杨成林给日本人做过饭。日军的队长叫安原。在高杖子设有日军指挥部，在此地训练新兵。日军撤去后，伪满洲国军队和讨伐队都来过这里。多数被杀的罪名都是通八路，而且全都是从山里抓来的村民。本村的人没有被日军杀害的。
死者中有一半人是得瘟疫死的，也有饿死的。1943年每天都死人。1944年，高杖子死了42人，大都是吃野菜中毒死亡。也有得红白痢疾的，其中白痢疾死得最快。不少人得了疟疾，也有得水肿病的。
有一回，日本飞机还跑到这里撒了不少传单，都是日本字谁也不认识。“人圈”的围墙高一丈二，壕沟深两米，但无水。“人圈”里面还有一处高墙大院，里面住着日军，四周有炮楼（他们给我画出各自在“人圈”住过的地方，而且他们的住所都在“人圈”的北侧）。
车河堡
车河堡公路逆车河支流而上，穿过了黑河的成功村、天明村和解放村。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公路。当年，这一带是“无人区”，被抓被杀害的人很多，而且瘟疫的种类也多种多样。为此，我在这里做了两次采访，花费了一些时间，对一些细节进行了确认。
第一次采访了7个人，第二次除马殿举外，又添了6名从西洼村来的村民。综合整理两次座谈记录如下。
衣秀坤（62岁）、张建广（69岁）、刘廷满（79岁）、马殿新（72岁）、马殿举（82岁）、唐木来（70岁）、杨宝林（82岁）的口述：
第一次：1995年3月23日记录。
衣秀坤、张建广、刘廷满、马殿新、唐木来、杨宝林、张凤才（71岁）、杨宝玉（72岁）、李东顺（76岁）、李东良（72岁）、衣秀修（83岁）、刘长春（81岁）的口述：
第二次：1995年4月22日记录。马殿新衣秀坤唐木来张建广杨宝林刘廷满马殿举张风才衣秀修杨宝玉刘长春李东顺（右）、李东良兄弟以前，我们这个村有100多户人家。1943年建立“人圈”后，变成了有600多户、3000多人的部落。驻军有日军、宪兵200人，伪满洲国军200人。日军撤走后，讨伐队又来了。他们全都住在部落里。警察署设在柳河口。
西洼村是个有300多户、1200多人的部落，病死了600多人。车河堡病死的有200多人。日军没杀过部落内的人，抓住杀掉的都是“无人区”内的百姓，死了有200多人。
所患瘟疫的症状，大体整理如下：
1高烧、呕吐、红白痢疾。
2呕吐、白痢疾。此病死亡较快，二三天即死去。红白痢疾和白痢疾、死亡者各占一半。
3畏寒、发烧、全身疼痛、浮肿、昏迷、出红斑疹，一二日死亡，此病最厉害。
4畏寒、打冷战，周期性发烧，体壮的可以慢慢恢复过来，体弱的患病后死去，也称疟疾。
5从鼻、口中出血，厌食，一般3—4天，或4—5天后死亡。不一定都发烧。
6浮肿、皮肤溃烂。
在西洼村，最多时一天竟死了21人，给二斗高粱米都没人愿抬尸体。
从1943年至1944年开始流行，但1944年最严重。
7雀盲眼。张凤才当年27岁，曾得过这种病。那时，人们吃的是日本人配给的食盐，走路时，不知为什么，眼睛一下子就看不见东西了，紧接着就昏迷过去。原来，配给的食盐中掺入了一些小黑粒的东西，不仔细看就发现不了。那种小黑粒闻着无味，吃起来有点涩。
李东顺和李东长说，西洼的人也得过这种病。这时参加座谈的人们都说，这一带的人也都得过。大白天的，什么也看不见了，一下子摔倒在路上，也有人从山崖上摔死了。人们都称它是雀盲眼。大多数人过几天就恢复正常，但杨宝林的左眼至今还什么也看不见。日本投降后，人们不再吃配给的食盐后，村里的这种病也就消失了。
8催泪棒。接着，张凤才又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当年，他曾在伪满洲国军队的食堂里当伙夫。一天，他无意中发现一些像粉笔粗细的小棒棒，就顺手抽出一支往北沟的马殿贵肩上一蹭，哪知马殿贵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马一边哭喊着疼啊，一边挥手打张凤才。站在旁边的士兵让他马上把蘸湿的毛巾捂在自己的脸上。开饭时，士兵们听了这件事后都哈哈大笑起来。当年，伪满洲国军和日军的服装一样。
9气球炸弹。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高杖子（2）
马殿新：放羊时，见过一个像气球那样的东西落了下来。午前11点左右，我走在羊群的前面，所以没发现。估摸两个时辰后，我赶羊群下山时就看见了那些气球。当时我没看到飞机来过，只看见气球慢慢地落下来，正落的时候，就听到“噗”的一声它就破开了，立刻冒出烟来，我闻到一股子味儿，感到有股气，泪水流了出来。回家后饭也不想吃，一下子就迷糊过去了。
张建广：没看见天上有飞机，只看见有气球。
刘廷满：那飞机早走啦，当时也没看见扔过什么东西。过了一会儿，有个像降落伞的东西慢慢悠悠地飘落下来，刚一落地立刻就裂开了，四下散出了烟雾，人一闻到后马上昏倒。第二天，那片草地都枯黄了，谁要吃那片地里的野菜，准保得病。
杨宝林：那味儿挺难闻的，后来人们都管它叫毒菌。我回家后也昏倒了，连续睡了七八天什么也吃不下去。
李东顺：我听说后就急忙往家跑，进门一看，全家人都躺着呢，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唐木来：我发现山上有个破气球，就捡回家来。大小有5米左右，但不知道是啥材料做的。那时候也没有塑料布，反正不是咱中国的东西。全家翻看之后眼睛就都有毛病，以后发病了。
那气球形状就跟北京天安门前的差不多。马殿新说完后，大家都点头说差不多。凡是看到气球的人，都说是在山上看见的，而在家里的人都说没看见。另外，距离不一样，人们所说的尺寸也各不相同。有的人比划着说是直径50公分，有的认为是一米。此外，人们看到的颜色也多种多样，有茶色的，灰白的，绿的和蓝的等等。
那些直接看到气球并闻到气味的人，有的眼睛出了毛病或昏迷过去，但经过一周时间又都恢复正常，但也有人躺了很长时间才病愈。气球来后，经过一周或10天左右，村里便开始发病，因高烧、昏迷死亡者很多。一般为五六天便死去。虽然还不能证明村里的病症与气球有关联，但当地人却都把它叫做毒球。同时人们也清楚地记得，气球的出现是在1943年夏季。
刘长春坚决不去“人圈”，他独自一人在山里生活，并在杨树沟给八路军干过事。1943年七月二十八日（阴历），当他回到柳树沟的家中后，被讨伐队逮捕，27岁的妻子也被日军杀害。当年他才29岁，被敌人押往承德监狱，5天后获释。返回家中发现，5岁的儿子和3岁的女儿被敌人杀害了。当时，黑岩就在车河堡，另外还有一个叫佐藤的日本人也在那里。
据刘廷满回忆，他曾亲眼目睹过佐藤在黑河的偏桥沟时，曾将一个被捕者的心脏挖出来，用水冲洗后拌着砂糖生吃了，而且吃的时候两眼发红。我在各地都听说过日本人吃人心脏的事，并曾对此事半信半疑。不过，这次我终于听到了见证人所述的事实了。
采访日期：1995年4月22日
来到车河，我才一下子明白这里的全貌，原来横河、潵河、黑河和车河都环绕在辽阔的五指山周围。通过了解柳河，我又知道了在车河堡以北，还有一条通往承德的路线。在这里我还看到了五指山根据地的一端，它从车河堡向东，一直延伸到宽城县内。
二次回访车河后，便乘车由柳河口沿滦河向承德进发。虽说是路途不远，但也行驶了两个半小时。之所以走这条路，是想以相反的方向来证实一下，当年日军押着抬箱子的民工，从承德到柳河口的张文邦家，是否走的就是这条路线。因为张文邦曾说过，他认为当时日本人是从承德乘火车到下板城后，再让三个民工抬着箱子，来到柳河口的。我觉得应该可以乘卡车去的，但问了以后才知道，当年那里只有一条无法通汽车的窄山道，即便是现在从柳河去下板城，仍然要在悬崖陡壁的山间穿行。
下板城以北是上板城，以南是鹰手营子。1943年2月1日，下板城曾发生过“二一惨案”。当年，奉承德宪兵队特高课长木村光明的命令，第一组——承德日本宪兵分队600余人去鹰手营子逮捕了451人；第二组——田野大队200余人去下板城逮捕了280人；第三组——日满警察200余人在警防股长黑岩的指挥下去上板城逮捕了250人。三个行动组共逮捕年龄从18至60岁的男子981人。被移送承德监狱的有376人，其中28人立即押往承德水泉沟刑场处决，余下的都被押送到东北当劳工。除此之外，剩下的那些人经审讯后，分别在上板城和下板城释放。
宽城、滦平、赤城行
宽城县
驶过长城的铁门关进入宽城县内，就感觉到这里的山脉较为平缓。这和承德县、滦平县的山区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