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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集中实施“三光作战”计划（4）
我认为其原因之一是，尽管“三光作战”下的每一个受害者事例都令人发指，骇人听闻，但所涉及的对象及范围都过于庞大，给人一种无法掌握问题核心的感觉。因此，人们便对这种施害事实采取了漠然处之的态度。
原因之二，尽管以冈村大将为首的一批人确实是“毁灭、扫荡、讨伐、肃正、剔抉”的作战指挥策划者及当事人，但他们在战后却诡称：既不清楚“三光作战”，也没进行过这种战争。况且，战败后又由于未能受到战争责任的追究，故而更加助长了他们的这种嚣张气势。
原因之三，在日本人的心中，很多人既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同胞会犯下那种残酷而又非人道的行为，也不希望这些人因此而受到惩罚。而那些追随冈村仍坚持对屠杀和虐待行为持否定论的人，也正是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才更加提高了他们的反对调门，因而也就逐步淡化了人们对战争责任感的认识，我想原因大致如此吧。
因此我认为，负战争责任的首先应是日本政府。笔者在文章中也曾屡屡提及，正是由于御前会议及日军大本营确定了这一基本方针，当地驻军最高司令部才进行了“三光作战”指挥和部署，其下级部队才进行了具体实施。这种组织命令系统的结构理应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此外，从铃木启久少将承认对“无人区”犯下的罪行中可知，虽然他个人已承担下了全部责任，但铃木的直接上司原田师团长以及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大将，难道说就没有任何责任了吗？我想无论如何他们也无法逃脱这一干系的。
然而战争结束后，铃木碰巧被中共方面逮捕。在受到了军事审判后，他坦率地承认了犯罪事实，并勇敢地承担了战争责任；与此相反，冈村在被国民党方面逮捕，又被无罪释放后，不但否定了侵略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而且还拒绝承担其战争责任。作为日本人，我们应如何去评价这两者的态度呢？这不仅仅是日本人如何反思过去的历史问题，而且还是关系到日本今后要走哪条路的重要问题。
总之，现实状况是，那些施害的日本人——我们的同胞，有的正在销毁当年的证据，有的则极力去否认受害者的证言。而对于我们这些还活着的日本人来说，却不得不洗耳恭听那些受害者们的倾诉。一旦中方幸存者提出某种证言，日本人必然会连连摇头批评说：“那只不过是中国人夸大其词的惯用手法而已。”只要受害一方没提出新的指正，这些日本人也就装聋作哑默不作声了。此外，还有很多当年曾亲临其境的老军人们，也都默默地将事实真相深藏在内心，直至最后死去。我非常理解这些人的沉默心理，但更应该想到的是，受害者一方也是有兄弟、娇妻、恋人及子孙后代的，他们也是辛勤地过着和平生活的人啊！“既然中日两国已恢复了交往，那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这是我此次走访大屯村时，一位老婆婆向我诉说的话语。如果稍去体会一些她的心情，我们日本人难道不应该坦诚地说出过去曾加害过中国人的事实真相吗？难道就不能在赔礼认罪的同时，发誓再不去干当年那种愚蠢的行为吗？
笔者在前言中曾讲过，人类最悲惨的境地莫过于战争了。虽然人们都希望日常生活中不必刻意去努力也能消灭战争，但这不过是人类的一个美好愿望罢了。应该承认，如果没有集团式的发狂，自然也就不会发生战争。但暗藏在人们心中的仇恨、偏见、欲望一旦被利用或被煽动起来后，人们的善良及平和心也就变成了盲目的服从，由此也就爆发了战争。值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周年之际，我认为，为了防止将来可能发生的战争，我们日本人决不能忘却过去那段沉痛的历史教训！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长城线上的大屠杀
——兴隆惨案（节选）
（日）仁木富美子
横河行——“无人区”是如何建造起来的
仁木富美子1995年3月22日摄于金山岭长城离开兴隆县城后，汽车一直向东驶去。道路两旁是悬崖峭壁，汽车在弯曲的山道中疾驶。
这条山道也是当年日军战败后，向遵化、唐山逃跑的惟一之路。
潵河发源于八品叶的深山之中，它一直穿过兴隆的中部向东流去，出了龙井关后与黑河汇合，然后一并汇入滦河。獐猖山地处八品叶以东，石庙子以北，它也是横河的发源地。横河在此向北迂回，后在半壁山一带与潵河汇合。五指山在横河的东北部，而车河则流经于五指山与西北的五凤楼之间。柳河从发源地八品叶流向南部的六里坪林场，然后通过兴隆县城向北，绕个大弯后南下。流经八卦岭以北，它与车河同时汇入从承德来的滦河，并注入潘家口水库。
所有这些河流都在东北方划了个同心圆，而且河与河之间，都有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山来作为它们的天然屏障。
羊羔峪
半壁山镇地处兴隆县的东部，镇里设有公安分局。公路由此南下与唐山地区的遵化相通。
从半壁山沿横河北上，绕过老虎沟水库后，便走上了一条狭窄的山路。右边的河套中，到处都是被夏季洪水从山上冲积下来的鹅卵石，而且水流很浅。这条山路通往羊羔峪、水泉子、马架沟。这一带也是当年在集家并屯的名义下，最先实行“无人区”的地方。
张福廷（76岁）的口述，采访时间：1995年3月22日
这里的集家并屯实行的最早。1939年11月警察来到这里，说是让天桥峪、羊羔峪及厂沟这三处的百姓，在两天以内，全部迁移到安子岭和双炉台去。第二天的上午，十几名警察又来督促搬家，并拿走了值钱的东西。第三天，正当人们有的收拾东西，有的拿不定主意之时，500多名日满军警讨伐队突然闯了过来，不由分说便放火烧房子。三四个村子共76户住房，连同粮食、衣物等全部被烧毁。骡、马、牛等620头大牲畜、4800只羊以及猪和鸡等家畜都被抢走了。此时正值冬季来临，大家既没吃的也没穿的。没有法子了，有的只好去了集家并屯的地点，也有的投亲靠友或远走他乡。但大多数乡亲都坚决不去敌人指定的地点，纷纷逃到山里，搭个草棚过日子。
1940年1月，这一带的乡亲们配合游击队袭击了双庙子的警察派出所。到了春节后，去“人圈”居住的人们大部分也都返回了原先的村里。这样一来，第一次集家并屯计划以军警方面的失败而告终。
第二次集家并屯是在1940年末，这次要把两个沟28个村的610户，计2700多人全都集中到羊羔峪的“北大地”去，那里只是一块空地，四周连个石头墙都没有。第一次集家并屯时，房子已被烧毁了，人们只好搭个小草棚住着，但这次警察又把小草棚给烧了。敌人事先在羊羔峪设立了派出所，所长是甘野次郎，他手下有20多名警察。此外，敌人还以羊羔峪为中心，架设了随时都能和半壁山进行联系的专用电话线。还在羊羔峪周围的墙壁上刷写了“明朗羊羔峪”等标语，乡亲们对此怒火满腔。
在“人圈”里，人多住房狭窄，生活困苦，卫生条件极差，加上天气又闷热，到1941年春天，这里流行起了瘟疫。症状是发高烧、鼻孔和口中出血，而且身体发红，当时，没有一家能躲过这种病的。只要一家有一人患病，那么全家也就都得上这种病。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发病率最高，凡患上这种病的几乎都死了。两个沟的居民竟死了400多人，有的是全家死绝。有人说这是回归热或再归热病，但究竟是什么病谁也说不清楚。当时既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品。据说煎犀牛角汤喝可以退烧，但药店里的犀牛角全被日军买光了。为了躲避这种病，日军和警察都撤走了，因此“人圈”又再次解体，乡亲们也都回到了自己的村子。
1939年11月安子岭·双炉台第一次集家范围
第三次集家并屯于1941年秋开始，此次行动规模浩大。“人圈”设在距半壁山7里地的靳杖子，羊羔峪等地均划为禁居禁耕地带，也就是所说的“无人区”。“无人区”包括65个自然村，面积为625平方公里。
1943年，村民们在“无人区”内种植了玉米，日军发现后便全部给割掉了。后来村民们又偷偷地种上了，结果又被日军全部毁掉。
1943年12月，日军开始了为期两周的大扫荡，有247名无辜百姓被杀害，有被狼狗咬死的，有被剥光衣服冻死的，有被活生生烧死的。我的哥哥张忍生因病卧炕不起，被日军发现后给杀害了。躲在炭窑里的十几个人都被熏死在里面，只有王世富一人从出烟口逃了出来。1943年的扫荡共进行了27次，最令人心酸的是大搜捕时死者不下1000人。
1941年以前，羊羔峪没有发生过瘟疫，而且以后也没再发生过，只是那年流行过一次。
张福廷在集家并屯时，曾是羊羔峪的村干部。解放后又担任过兴隆县委副书记。原先听说羊羔峪有三个人了解当时的情况，但到村中采访时发现，三人中一位已死亡，一位不在家，另一位已不能说话。又听说张福廷现住在承德，便赶到承德采访了他。如今，他仍在孜孜不倦地撰写着兴隆的历史。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水泉子
一到水泉子，便看见几名村妇正在泉边洗衣物。泉旁竖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爱国泉李运昌1987年建”。
1942年6月，李运昌等八路军干部聚集到水泉子召开军事会议，部队共500多人，要在这里停留5天。正当村干部们紧张地为部队筹措粮食之际，这一带发生了干旱，烈日当空，泉水干涸。听说此事后，李司令员亲自挖石舀泥，引出了泉水。此后，该泉称为爱国泉，在此立碑一是感谢村民们为抗日做出了贡献；二是证明在日军实行“三光”政策下和“无人区”内，抗日游击根据地依然存在。我采访的那户人家，就住在那口泉的坎儿上。
张兰（75岁）的口述，采访日期：1994年11月12日
这一带是“无人区”，日军发现人就开枪。烧、杀、抢的“三光”政策太残忍了。见什么烧什么，一点儿也不留。房子烧了，人也烧死，有人看见家里起了火，想去取东西，结果被日军扔到火里活活烧死了。一看到日军就得藏起来，他们走后才悄悄返回，光我家就被烧过两回。鸡、狗都被杀了，骡子和马也被抢走了，什么都没剩下。
张兰1944年冬天，来了三个大队的日伪军，在这一带连续扫荡了半个月。那次炭窑里一下子就被烧死了14人，其中还有一个孩子。那年庄稼都被烧光了，大人孩子只好捡烧剩下的吃，连野菜、树皮都吃光了，是八路军给了我们粮食。庄稼烧了，后来我们又种上了。早先，羊羔峪是个300多人的村子，被杀的有百来口人，逃到山里的有70多人，但去“人圈”的不多。
张兰反反复复地念叨着：“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