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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跑了出去。这时不知在什么地方藏着的两个小孩，也跑出来了。
“着火啦，爷爷！”他们叫着，大声喊着，像乞求神仙帮助他们以的，两眼朝天哭喊着。他们跑进屋里，想解救老人，但是火从天棚上落下来把老人和孩子隔开了，火把孩子的身体完全盖住。
“哎呀，畜生，要烧死的，快到屋外来！”可是两个孩子谁也不听，哥哥进去了，弟弟也进去了。两个人轮换着进进出出。“唉，把那个老头杀了，小孩子留下不合适。”我又想起刚才在山上逃跑的男人来。“不，为了确立治安，应该搞得更彻底些；为了中队的成绩……我们今天是有功绩的。”这些想法给了我决心。“喂，斋藤，给我打！”“班长！打吗？”
“嗯！队长说过，在无人区的人都要枪毙！”我又那样命令着。斋藤无法反问。也许他在想：“长官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眼前又有新兵松田，执行命令就是了。”于是他把枪架在土墙角上瞄准小孩。是哥哥的那个小孩走到锅灶前又往回走去。
“砰”的一声，小孩躺在了灶旁，用右手抓住锅台……
“松田，这回该你啦！”松田有些动摇不定，也许他提心吊胆地想：不叫自己干多好。可是，我训斥他：“快干！”他慌忙端起步枪，连保险也没有打开，枪栓咯嗒咯嗒地左右转了两三遍，就是拉不开。
“混蛋，往左扭，快干！”像是弟弟的那个小孩看见哥哥倒下，要跨过门槛跑过去。我想：“那个小孩不知道害怕吗？”他靠近哥哥身边，刚刚弯下腰的时候，房梁突然掉下来，把他掀了个脚朝天，正当他拼命挣扎的时候，“砰”的一声，就倒在哥哥的身旁……
1942年9月24日，船生分队的成绩：“消灭山里农民一个，烧毁房屋一间，遗弃通匪嫌疑者尸体3具。”这是由户日中士亲手记载在关东军第九独立守备队第十七大队第十中队的军中日记里的。
第三部分：证言与口供佟顶力译李运亨校（1）
（1956年6月15日）
被害人赵奎等七人和被害人亲属杨保玉等七人的控诉书及当地居民王盛德、王盛君等十二人的书面证词和查问笔录十四份，通过翻译读给我听了。没有差错，全部都是事实。
我于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旧历五月二十一日］在承德宪兵队本部任特高课长时，正如上述材料所载，捕杀中国人民，命令喜峰口宪兵分队长的同时，我也亲自到当地指挥喜峰口宪兵分队、宽城派遣宪兵队、宽城警察讨伐队、满军宪兵和协同宽城日本军讨伐队，在青龙县九虎岭村抓捕了中国抗日工作人员和中国和平居民刘殿福等百余人，带到宽城派遣宪兵分队扣押，经灌凉水、灌煤油、殴打等拷问后送承德法院加以迫害。此事实，我负全部责任。
关于我以上所犯罪行，请被害人给我予严厉的处分。木村光明笔供
（1956年6月4日）
一九四三年一月，喜峰口宪兵分队所属宽城宪兵分遣队（又称临时派遣队）的密探侦知，在青龙县的九虎岭村，有八路军迁青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举行会议，组织当地居民进行抗日救国工作。喜峰口宪兵分队长笠井向承德宪兵报告了上述情况。于是，宪兵队长和我即由承德前往宽城。当时关东宪兵司令部的长发大佐也来到承德地区巡视，了解宪兵活动情况及对付共产党的策略等，他也同我们一起到了宽城。由于抗日力量强大，队长命令我统一领导指挥进行镇压。我打电话将承德宪兵分队调来分队长生田和宪兵六十名，古北口宪兵分队长长岛玉次郎及部下宪兵四十名，加上喜峰口宪兵分队长笠井及其部下宪兵六十名，共一百六十名宪兵，分批前往九虎岭地区。我和笠井分队长率部下由西方前进，南方是长岛分队，东方是生田分队，都伪装成去捕鱼的样子。第二天拂晓到达目的地，因天未亮，我用电筒指挥包围了居民房屋，按计划进行抓捕，共抓了一百五十名左右的当地居民。在搜捕时，八路军工作人员逃跑，被枪杀了五名，是在九虎岭的北方。当天晚上，我在宽城命令笠井分队长负责领导拷问，我就回到喜峰口。这些被捕的人全部押在宽城进行拷问。事后据笠井报告，因严刑拷问致死十一人，我告部下，以“战斗中射杀”名义报告上去。一个月后，被捕的人大约七十名左右被送到伪承德检察厅，交法院审理判决，结果不详。
以上是由我亲自指挥或参加指挥所犯下的罪行。桥本岬口供
（1954年5月21日）
问：现在你讲一讲，你在伪满西南地区、热河讨伐中，特务宪兵队破坏抗日地下组织，逮捕、刑讯、杀害和平居民及抗日地下工作人员的罪行。
答：在热河省的西南和南部地区，抗日地下组织很多，所以当时我命令指挥各特务宪兵工作队，把逮捕抗日地下工作人员当成特务宪兵队的主要任务之一。在我任职期间，对承平宁县等抗日地下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与和平居民进行了4次大逮捕，共逮捕了抗日地下工作人员及和平居民990余人。经过审讯后，将其中580余名送伪满洲国承德地方检察厅，由伪满洲国承德法院特别治安庭以违犯《治安维持法》的名义判决了。其中判处死刑者50余人，判处徒刑者530余人。
我命令部下逮捕、杀害抗日地下工作人员及和平居民事件的具体罪行是：
一九四三年二月中旬，对光头山八路军高桥部队、武光部队、包部队进行包围袭击之后，在一九四二年农历腊月三十日深夜，我与混成第八旅的参谋，计划消灭光头山八路军抗日根据地，逮捕抗日地下工作人员。但当时来不及做对抗日地下工作人员的侦察工作，就命令永井工作队的特务宪兵与黄土梁子地方警察共60名，在伪满洲国军大崎部队协助下，把光头山南侧附近地区所有成年男子全部逮捕起来送到黄土梁子警察署。这次共逮捕了当地和平居民与抗日地下工作人员520名，由宪兵警察严刑审问了10天，将其中210名送至伪满洲国承德地方检察厅，由伪满洲国承德法院判决了。同时在光头山西南地区，我命令滨内宪兵工作队依照事前已侦察好的情报，在当地警察及伪满洲国军白井部队的协助下，逮捕了抗日地下工作人员及和平居民80名，刑讯4天后，将其中60名送至伪满洲国承德地方检察厅，由伪满洲国承德法院判决了。
第三部分：证言与口供佟顶力译李运亨校（2）
一九四三年三月，我命令驻青龙的白工作队，在日本宪兵分队指挥的伪满洲国警察讨伐队的协助下，逮捕了青龙至平泉公路两侧的青平凌县抗日地下组织的工作人员及和平居民共130名。在日本宪兵队审问后，将其中110名送至伪满洲国承德地方检察厅，由伪满洲国承德法院判决了。
一九四三年六月，我命令永井工作队在平泉日本宪兵分遣队指挥下，在当地警察、伪满洲国军队协助下，对黄土梁子、八里罕等地光头山东侧地区承平宁抗日县政府的地下组织的工作人员与和平居民共120名予以逮捕，经严刑审问后，将其中80名送承德地方检察厅，由伪满洲国承德法院判决了。
一九四三年七月，我命令滨内工作队在当地警察、伪满洲国军协助下，在光头山西侧三家等村逮捕了承平宁县抗日地下工作人员及与其有联系的和平居民共140名，经刑讯后，将其中120名送至伪满洲国承德地方检察厅，由伪满洲国承德法院判决了。
问：你把设置“无住禁作地带”、破坏和平居民生活的罪行和你的责任讲一讲。
答：一九四二年九月下旬，我以特务宪兵队长及西南防卫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加了西南地区防卫委员会会议，参与集体策划和亲自命令指挥部下执行设置“无住禁作”地带的罪恶计划。同年十月，在沿长城线的北侧，由山海关至独石口的约400公里长、5公里至20公里宽的地区内执行了设置“无住禁作”地带的罪恶计划，毁灭了数百个和平乡村，毁灭了10 000余户和平居民的房屋和土地，约有50 000余名和平居民流离失所、妻离子散。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中旬，我和丰宁伪满洲国军警备司令等人亲赴设置的“无住禁作”地区视察，井口头命令我部下滦平长谷川工作队、丰宁佐佐木小祝工作队积极执行设置“无住禁作”地带计划。仅滦平、丰宁两县被毁灭的和平居民房屋和土地约有2000余户。在丰宁白草村一带村庄设置“无住禁作”地带时，拆烧和平居民房屋2000余间。
我作为伪满洲国西南地区的特务宪兵队长和西南防卫委员会委员，在会议上同意并支持了实施“无住禁作”地带的罪恶计划，会后又命令指挥我的部下在丰宁、滦平长城沿线积极地执行了这一计划，致使和平居民失去了房屋和土地，遭到了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的残害。对这惨无人道的罪行，我应负参与集体策划和亲自命令指挥与执行的责任。
问：你讲一讲，你对逮捕的抗日人员、和平居民用过什么刑讯逼供？
答：我确认，我命令指挥特务宪兵队确实用过绳捆、脚踢、木棍打、灌凉水、灌辣椒水、灌煤油、香烟头烧、铁火钩烙、四马倒蹄等刑讯手段。在刑讯时被当场打死、打伤之后不久死在家里或者死在狱中的人也不少，但具体数目我不清楚。在逮捕抗日地下工作人员中有很多是当地和平居民，而在刑讯中不得已而招认为抗日地下工作人员的。
问：你讲清楚，你的特务宪兵队怎样进行活动及与伪满军、警察的关系？
答：当时特务宪兵队各工作队为了搜集情报，“扫荡”攻击八路军，镇压、逮捕、屠杀抗日人员与和平居民，经常化装便衣出去，进行秘密的罪恶活动。经常和伪满洲国军及警察取得联系，配合监督他们行动，听取他们的报告。特务宪兵队的情报是指导伪满洲国军队及警察行动的决策依据。至于特务宪兵对和平居民任意抢劫、敲诈、逮捕、拷问等非法行为，具体事件我虽记不清楚，但从人民的反映中，我相信是很多的。
问：你任伪满西南地区特务宪兵队长及西南防卫委员会委员的整个时期的罪行，你应负什么责任呢？
答：我以特务宪兵队长及西南防卫委员的身份命令指挥部下对八路军搜集情报，并指导配合伪满洲国军与警察讨伐部队对八路军袭击、扫荡了100余次，给八路军损失甚大。同时又命令、指挥部下积极参加设置“无住禁作”地带，破坏了和平居民的生活。并在伪满洲国军队的协力之下，对抗日地下工作人员及和平居民大肆逮捕、杀害的罪恶行为，我是应该负命令、指挥并亲自参与的全部责任罪行的。高木贞次郎等20人笔述参加笔述的20人是：宪兵准尉高木贞次郎、宪兵大尉长岛玉次郎、宪兵军曹植松猶数、宪兵曹长太田秀清、宪兵曹长石田一雄、宪兵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