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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培养集体意识，是早期南开教育的又一个特点。从校舍的建筑和使用，到课程的设施，到课外活动的提倡，到安排管理生活，时时处处都着眼于大小集体意识的培养。大之如国家，小之如一个寝室，都是集体。张伯苓校长到了中年，把他办学的宗旨，概括为“公能”二字，“公”就是为公不为私，“能”就是知识、技能、本领，其中包括为公家办事的能力，组织集体的能力，为集体争荣誉，不为集体贻羞辱的意愿。我们姑且把这叫做集体意识。首先，一个班就是一个集体。早期的南开中学，对于班集体意识是加意培养的。一班的课室，相当稳定。这是全班——包括住校与走读——共同作息的场所。功课在这里上，有些课外活动，在这里作准备，更重要的是：集体生活在这里过，用旧名词说，同学之间的劝善规过，砥砺学行，用新名词说，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这里进行。班舆论的威力很大，谁都不敢冒全班之大不韪，做与班誉有损的事。一个人参加全校性的比赛，只是代表他的班去的，胜利了，个人光荣，更重要的是，全班光荣。学校的比赛，许多是班际比赛，不是个人的比赛，奖状、锦旗发给班，不发给个人，个人受到表扬时，总是提某某班某某人。通过这些措施，本来互不相识的四五十个青年，很快就形成一个愈来愈坚强的班集体。
除了班集体之外，还有许多跨班的团体——自治励学会、敬业乐群会、三育竞进会、新剧团、唱歌团、广武学会、军乐队、演说会、国文学会、英文学会，等等，都是这样的团体。一个学生，除了参加他的班集体之外，总会参加一个乃至几个跨班级的团体。任何课外活动团体都不参加的游离分子，在早期的南开中学，是很少很少的。学校正是要通过这些团体，培养集体意识，锻炼其成员的组织能力，促进其学业、技艺的成长，这就是张校长提倡课外活动、团体组织的用意。
通过校舍范围内的共同生活和学习，在班集体与团体组织的基础之上，包括全校师生员工的校集体，很自然地形成。通过和校外人士的接触，通过校际的比赛，通过种种比较（升学就业，都可以比较），南开的集体意识，很自然地形成。觉得自己是南开的一员而感到自豪，要求自己为南开争光，不为南开丢脸，这就是校集体意识。这个校集体意识，进校不久就开始形成，随着在校时间而与时俱增。离校之后，仍然不减，南开毕业生（很多时候并非毕业生，在南开上过学做过事的就算）到哪里，哪里就有“南开校友会”的组织，这说明校集体意识之旺盛。到了张校长的晚年，“南开校友会”国内大城市都有，甚至于外国也有。
我的这些话，已经轶出了我回忆的范围，我对于早期南开中学的回忆，可能有溢美之处，趁此，我愿用敬爱的周总理对早期南开中学的评价，作我的结束语。周总理一九五○年视察南开中学时，对学生们说（大意）：“我在这里受过资产阶级教育。那时候也只有资产阶级教育。我在这里学了些基础知识。通过课外活动，锻炼了些组织能力。但，终究是资产阶级教育。我没有你们这么幸运，你们所受的是毛泽东思想教育，你们要好好学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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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蕻良：我的中学生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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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二年，我十岁，在老家辽宁昌图县立小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便由我在天津南开读书的两个哥哥带我和三哥到天津上学。本来也想考入南开中学的，但哥哥们商议，认为县立小学程度差，先补习一下再考，后来又商议，汇文中学比南开容易考，就报考汇文，免得考不上南开白白蒙受一次打击。第二年，我便考上汇文，开始在天津读初中了。
汇文中学校长叫伊文思，是美国人，对学生要求很严。记得有一次下课后，我急冲冲地就往楼下跑，被他一把将脖领揪住，问我是哪个班的？我抬头看到他那一副不友好的神情，非常反感根本不想答理他，一扭身就挣脱跑掉了。
在操场，一些比较大的同学在踢球，看到球滚在我身旁，便叫：“喂！小孩儿，把球给我们拣过来！”我生气地说：“谁是小孩儿？”接着拿起球，猛地一脚就踢出去，朝另一边匆匆走开了，听到后面说：“喝！这小孩儿脾气还不小呢！”
我在汇文只读了一年书，因为父亲作粮食“倒把”生意失败，不能同时供兄弟四个在天津上学，我和三哥就回家乡自学了。
在我未到天津前，就常常溜进我父亲的藏书室，偷看一些父亲平常不让我看的书，等到我从天津回去后，不但能大模大样地走进父亲藏书室看书，还从天津带回不少新文学书籍和翻译的世界名著，在订阅《小朋友》的同时，我便读了梁启超著的《饮冰室文集》、康有为讲书法的《广艺舟双楫》、《陈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等书籍，管它懂不懂，生吞活剥地往肚里吞，我还看《晨报副刊》的合订本，也看二哥特意为我买的《阿丽斯漫游奇境记》、《伊索寓言》、《格里佛奇遇记》、《两条腿》、《列那狐》以及《桃色的云》，等等。甚至日本的《天胜娘魔术大观》，上海出版的《游戏杂志》、《礼拜六》杂志我也看，《谐铎》和《福尔摩斯》同读，《断鸿零雁记》和《花月痕》齐观，《醒世姻缘》和《玉梨魂》也都涉猎。
我的家人在读书方面，对我是取信任和放任的态度，只为我提供阅读的条件，我未受到过拘束。
我的家庭是个大家族，父亲具有新思想，不安于封建地主生活，总在折腾作生意，倒过“羌帖”、“老头票”，开过“富聚大”粮栈，办过“储蓄亨”信托，接触过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我外祖父又是佃农、满族，母亲是我父亲强抢成亲的。因此，我在家乡自学这几年，除了看书外，对家乡的接触面非常广，也可以说对政治、经济、文化、家乡风土人情等各方面都有所了解。这对我以后的文学创作，也可以说有了一些生活基础。
一九二六年，我父亲得急病去世了，我姑姑、妹妹和我染上了白喉。妹妹死了，我和姑姑用上我二哥从天津邮来的特效药得救了。母亲为了儿子的前途，不管家庭经济如何困难，也让儿子们出外求学，见世面。因之，一九二八年，我和县立中学的同学刘克夷再次来到天津，考入了南开中学三三班当初三插班生。那时，南开刚刚采取三三制，就是中学读完六年才毕业。同时还增设了南开女校、南开小学，南开大学那时是在天津八里台，可以说，南开在张伯苓先生创办下，已经办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
我在南开读书时，同学们每天都起得很早，到校园里读书，多半读英语，已经成为风气。校园有喷水池，有花坞，还有回廊，在课余时，也就成了同学们交谈的地方。
南开不是关起门来办学，而是通向社会，力求学生们作到全面发展。包括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还重视音乐、美术等艺术方面的培养。
南开最早建立话剧社，保留节目有《一元钱》、《新村正》，后来张伯苓先生的弟弟由美国回来，还执导了易卜生的《傀儡之家》，曹禺还扮演过娜拉，由德国回来的南开大学教授张平群扮演娜拉的丈夫。张蓬春还把高尔斯华绥的《争强》改编为中国话剧，我受到感染，也把法郎士的一个故事改编成话剧在班会上演出。
音乐教员金律声唱的《卖布谣》、《老天爷你塌了吧》、《教我如何不想她》等，我至今还记得，同学们也都会唱，还组织了合唱团。美术教员有李杰克和杨叙才，都是以油画见长，在他们指导下，同学们自愿组成“美术研究会”，我还担任过会长。后来，又来了王德崇老师，组成一个“学生观摩会”，活动就更加多样化了，还可以从同学们手中得到英文的《新群众》、《国际通讯》，日文的《文艺春秋》等。
学校还请梁启超、周作人等人到校讲话，还请过邓肯派的美国女舞蹈家来校表演，我还写过一篇评论在《庸报》副刊另外一页发表。学校还请过韩德威尔到校作过演说。南开很想发扬蔡元培当年所提倡的民主作风，还请写过“唯实主义”理论的作者到校演讲（商务印书馆有译本）。
南开的校刊，为了扩大学生文艺篇幅，增加页数，我们把它改为《南开双周》。
我和胡思猷（胡适的侄儿）、徐高阮、曹士瑛、韩宝善等同学，先组成“青年文艺联谊会”，随后又改名为“新人社”，自费出版过《人间》、《新人》文艺刊物，发表过短篇小说《水生》、论文《力的文学宣言》等。后来，我又被选为《南开双周》的主编、美术学会的会长、学术观摩会的会长、义塾校长、合作社的理事等。我在《南开双周》上发表了一些作品，有一期封面画，记得还被美国《新群众》转载过。当时在文学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为艺术而艺术”，一种是“为人生而艺术”，我是赞成后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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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蕻良：我的中学生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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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虽然力图使学校社会化，但我并不满足。我很向往“道尔顿制”，还向往南京“晓庄师范”。在陶行知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逃往美国时，他将大儿子陶宏送到南开寄读，张伯苓先生欣然接受。陶宏来到南开后，和我很谈得来。陶行知的家教方法，也不一般，陶宏的英文底子很薄，但他却日夜抱着一本英文字典，读英文本《俾士麦传》。读通一段，便翻译一段。后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了。
我和陶宏交往密切，他也助长了我的想法，我们宣布：我们要上社会大学，要脱离学校到北京去，那儿有全国最好的图书馆和整个社会供我们阅读。恰巧，在校建立“学术观摩会”的王德崇老师，在北京有一所小院，欢迎我们到他那儿去住，他自己还要回西安去办理和妻子的离婚手续。
这样在北京过了不到半年，几乎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王德崇老师也未见回来，我们就回天津了。哥哥和学校都要我们继续上学，陶宏也结束他的寄读生活，回南方看望他祖母，我们便分手了。
我在北京这段时间，写了一些诗和小品。但我从不想向刊物上投稿。因为一则自知东西不成熟，二则不想在退稿气氛中成长。那时，南开国文教员姜公伟主编《庸报》副刊的“另外一页”，我们这批学生给他稿件，他还是欢迎的。同学曹士瑛也在《大公报》兼当记者，有一个时候编《大公报》副刊《小公园》，韩宝善也接编过一阵子，我们投稿都会登。但那时我们只是为了办刊物需要经费时，才给他们投稿，把得到的稿费花在刊物上。
陈虞荪、孔另境、田聪，都是我的语文老师。陈虞荪老师想在天津创办一个文艺刊物，要我设计封面。我设计的是一组连续图案，由一柄斧头一路砍除荆棘，后来这个刊物并没问世。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我这东北学生再也不能安下心来上课了。我们组织学生会，发起向南京请愿的示威活动，因此被学校除名。我根本不在乎，跑到北京，走高尔基的路——上社会大学，正合我心意。我住在红楼对面的公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