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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到了一九二二年秋季，随着学制改革，北京高师改为北京师范大学，各方面都公认为实至名归，没有异议。
从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二年，二十年间发展成为北京师范大学，似可称为顺利，而学校的“校步”艰难也从此开始。当时军阀统治下的北京教育部只是一座冷衙门，教育经费只是军阀们的残羹余沥，而且年年积欠。到一九二一年春季，北京国立八校（北大、北京高师、女高师、法政专门、工业专门、农业专门、医学专门、美术专门）教师们忍无可忍，爆发了轰动全国的大罢课；师生与军阀政府相持了半年，到了秋季开学，问题才勉强解决，学校领到了本月份经费。这是军阀统治时期，教师们领到本月工资的仅有的一次。由于罢课半年，许多应有的开支节省下来，又适逢仅有一次的积欠清发，北京高师居然有了几万元的节余，以供开办研究科添购图书、仪器、药品及建筑一座图书馆之用。这一次罢课，对于北京高师，可以说是塞翁失马，有助于高师扩充成为师范大学。过了这一次之后，学校马上又陷入巧妇无米的状态了。
必须指出，北京高师改组为师范大学，是师生们努力争取得来的，不是出自反动政府的计划。当时的军阀政府对教育事业的唯一政策是置之不理，听其自生自灭，决不会有任何改进提高的计划。一九二二年秋季，学制会议的召开，对军阀政府来说，是一件被动的工作。他们通过了“六、三、三制”学制方案；又决定了改北京高师为北京师范大学，任命了范源廉为校长之后，他们的例行手续便算告成了。不只是没有提到师范大学的新预算，而且原有的高师经费又积欠了好几个月。校长范源廉远在美国未返，甫告成立的北京师范大学只好由评议会暂时维持。一九二三年十二月范源廉回国，到校就职，一九二四年暑假便辞职了，原因是当时的曹锟政府自食其诺言，骗他就职之后，不给决定师大预算。自此以后，直到北洋军阀统治告终，北京师大是处于一息奄奄的状态。
一九二八年夏季，奉系军阀退出北京，北伐军进来。八校师生们痛恨奉系军阀一年的暴力劫持，至此，自动地宣告各校恢复独立，热烈欢迎革命。而国民党赏给北京八校的是半年的经济封锁，分文不给。由于国民党官僚在南京分赃未决，北平八校这个地盘未知谁属，八校的师生员工只得挨饿受冻直到初冬。师大学生们忍不住了，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宣告开学，请教师上课，电告南京。其余七校陆续响应，电报连三接二飞往南京。老爷们大概有点急了，才勉强停止争吵，把北平八校地盘划归李石曾名下，改组为北平大学，师大成为北平大学的一个师范院，预算经费比原日更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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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砺儒：北京师范大学拾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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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对付教育事业，不像北洋军阀那样置之不理，倒是很关心的。不过他们关心的是把学校划分地盘，师生变为喽啰仆从。如其不然，他们便要祭起大棒，显示力量。在这样政权之下，教育已无从谈起，更谈不到师范教育。
一九三一年，男女两师大合并为一，地盘扩大了。
在旧中国，师范学校的学生一般是属于寒门子弟，这个阶层是没有政治权力的。他们毕业后大多数当教师，不可能居高位，从而很少有政治野心。五四运动时，北京高师学生虽然成为当时北京学生运动的一支主力，但他们只表现着青年们天真的爱国热情，为学生团体努力工作，而很少挟此为政治资本，变成学生政客，这一点正是这个阶层的特征。此外，教育超越政治的思想，也还支配着北京高师，教师们大抵是不问政治的书生。在五四运动前后，北京高师流行一种“新教育思想”，称为自动主义、理想主义。在方法论方面，提倡启发个性，以反对往日权威束缚；在目的论方面，高唱理想的社会，以表示不满现实。这当然是吸收了二十世纪初期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潮，是以进化论为根据的。在当年军阀横行、政客奔走权门的情况下，这种思想有其进步的一面，可以保持教育界一定的干净。但他们企图以教育促进社会的改良，这就显出改良主义的空想性。他们对暴政忍受，而对革命却旁观，更暴露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怯懦。在北洋军阀政府时代，军阀官僚们是对教育不问不闻的，书生们还可以关起校门自鸣清高。而遇着国民党法西斯，便御侮乏术，只得饮恨吞声，无可奈何。况又有人因势乘时，卖身投靠，国民党便唾手而把师大置于他们铁蹄之下。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的卖国面目已暴露无遗，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将大白于天下。对这点的认识，知识分子是比较容易的，尤其青年。因此，师大的政治真空却不被国民党法西斯势力所完全占据，而竟激起政治的新生。这股进步力量，至此竟找着了方向，得到了依靠，而形成新的力量。师大学生自治会竟在国民党厉行“整理工作”的时候，成为中流砥柱，毅然反抗压迫。“一二·九”运动的前后，北平师范大学是北平学界的反革命势力中心，而师大的学生自治会同时却成为北平学生运动的一支主力，而且参加进去的教师也不少。
总括地说，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之间，师大在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之下，是处在极黑暗的时代，而师大的进步力量却在此时期形成，而且日益壮大，“一二·九”学生运动便是证明。魔高一丈而道也高一尺，便有了抵抗。师大学生自治会是值得一提的，它组成于五四运动后半年，是全国头一个学生自治会。这点五四精神一直连绵不绝。至一九三二年，国民党下命整理北平师范大学时，曾指责“学校的一切都是学生自治会把持着”，可见反动政府对师大的学生自治会是十分厌恶的。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把北平师大和北平大学迁往西安，组成西北联合大学。不久，又令师大单独西移，成为西北师范学院，最后安置于兰州。这显然是要把师大孤立于西北，以便驯服。国民党这番策略是相对地成功了，抗战八年间，西北师院始终是无声无臭，与国内一切学生运动绝缘，学风之“纯洁”，得到陈立夫嘉奖，而为当时关心师大的人士所叹息。
日寇投降后，北平各校陆续复员，惟师大被迫要留置兰州。这一着不只是遭到学生们反对，而当时的师大当局也决不甘心，因为硬要他放弃原有的北平地盘，这就构成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的矛盾。经过一场激烈的争吵，师大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取得了胜利，回到北平；更进一步又争得师范大学名义的恢复。
我们从这一段师范校史，可以认识师范教育的政治性。师范教育的自身就是政治，因为国家要有计划地培养自己认为最可信任的师资，才产生师范教育。师范教育只有依靠革命的进步政治，才可抗拒反动政权的玷污。妄想超然象外，一定做不到。革命时机将到，反动政权无论多么凶暴，使尽阴谋诡计，用尽威迫利诱，要控制师范教育为己用，其结局也必须失败。“寒门”出身的师范生，大多数容易接受革命的锻炼，中国那一句老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却不适用于他们。
北京师范大学尚须努力解答的课题是什么？师大是我们中国师范教育的一座鲁灵光殿，六十年来对全国普通教育的贡献是很大的。然而也还有一个尚待解答的课题——如何才可以保证培养出优良的中学师资。这是世界上高等师范教育还未十分完满地解答的课题，北京师大当然也不能例外。原来大学毕业生教中学，这是自古已然的世界惯例，但到了十九世纪开始有了转变，发现大学毕业生教中学不甚妥当了。这是由于中学教育的内容和性质都有了变化。十九世纪，西方各国先后完成了产业革命，自然科学大发展，现代语文代替了古典语文，这类新事情，都给了中学教育以影响，他们西方叫做中学教育现代化。西方教育界因此接受了一个教育建议，中学师资应由特设的大学来培养，这个建议是早在二百多年前一个英国的中学校长提出的，是一个进步的主张。从此以后，西方培养中学师资便出现两种新办法：其一，在大学内设研究所，把大学毕业生加工训练一两年，才准充中学教师；其二，专设高等师范院校训练中学师资。这两种办法虽不一同，而前提却是一个，承认大学毕业生教中学是不够理想的。可是经过一百多年还未得到一种十分可靠的具体训练方案，因而如何训练理想的中学师资，直到今天在他们还是一个尚未完满解答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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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砺儒：北京师范大学拾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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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高等师范教育，是在一九○二年与中学教育制度同时创建的。一穷二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摹仿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制度，当然说不上中学教育现代化，只能说是有意“洋化”罢了。当时要办洋学堂，而又苦于还未有洋学堂出身的师资，所以感到师范教育的必要。《奏定学堂章程》这样说：“学堂必须有师。此时大学堂、高等学堂……犹有聘东西各国教员为师。若各州县小学堂及外府中学堂，安能聘得许多之外国教员乎？此时惟有急设师范学堂。……”从此可以看出，当时办师范教育就是要有教师，还不知道讲究要好教师。一九二二年学制改革，取消了大学预科，设立高级中学，训练中学师资的高等师范便水涨船高，被提升为师范大学，当时的认识也只此而已。就是说，只知道要有比中学高一级的大学毕业生才合教中学，至于中学的优良师资应有什么样的学识修养，此事还未引人注意。因此，同时也发生另一种现象，好多地方的高等师范陆续改为一般大学，只剩下北京师大一个硕果。由此可证明我们经过了二十多年之后，对师范教育的理解，还是和清末时代差不多。在大学生甚少时，感到需要高师，一旦大学生多了些，便觉得高师无甚必须，这就证明了对师范教育的认识未曾迈进一步。
高等师范教育是为中学服务的。中学又常随着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变化发展而改变其性质。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学教育的现代化，是资本主义革命成功的结果，也和他们的民主政治相似，是进步的，也是有局限性的、很不彻底的，因而无法解答如何培养中学优良师资这个课题。高等师范教育只能由资产阶级提出，但不能在他们手里完成。此事从历史发展的观点说，是应该如此。今天，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中学教育才开始成为人民的普通教育，从而如何培养优良的中学师资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就必须从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学教育的性质来寻求答案。在旧中国，我们还说不上中学教育现代化，而到今天新中国，中学教育的现代化又必须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好比在政治上，我们只能讲求无产阶级的民主，决不能要资产阶级的民主。因此，解答培养优良中学师资这个课题，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责任。资产阶级的经验只有一点值得我们采取的，那就是中学师资必须受专业的训练，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