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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岁之儿童，因失学而结队成群，裸体游戏，那种情形，近则败坏风俗，远则贻误民族前途。每念及此，乃默许自己如力之能及，当以竭力兴学，以尽国民之天职。”
十七岁的时候，陈嘉庚先生首次到新加坡学习经商。当时华侨在国外直接遭受殖民主义的奴役压迫，欺凌轻视，十分渴望祖国强盛，因而热烈支持祖国的革命运动。孙中山先生曾亲往新加坡策划革命工作。陈嘉庚先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爱国思想非常强烈。他相信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是必要的，并积极支持这一革命运动。一九一○年，他毅然剪去发辫，表示与清朝政府决裂，并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次年，辛亥革命爆发，福建也于十一月九日光复。陈嘉庚得悉，即召集闽侨开会，议决组织福建保安会，他被举为会长，陆续筹汇巨款到福建，绐当时库空如洗的福建光复新政权以有力的支援。
在辛亥革命的鼓舞下，陈嘉庚先生决计回国兴办实业和学校。一九一二年，他从新加坡回到家乡，劝告集美陈姓各房停办私塾，联合筹办集美小学校。第二年春天，小学正式开学，定名为集美两等小学。这是他在国内办学的开始。
小学虽然办起来了，但聘请教师十分不容易。陈嘉庚亲自到福州参观了省立师范学堂，看到那里每年只收学生几十名，而且多半是官僚豪绅子弟。闽南学生因路途遥远，难得有入学的机会。他认为要解决师资问题，必须设立师范学校和其他中等学校。一九一八年三月，他创办的集美师范学校开学了，收师范生三班，中学生二班，附设男女小学，同时成立幼稚园。中学生只交膳费，免交学宿费；师范生各费全免。为供应经费，一九一九年，他把所有的不动产橡胶园七千英亩和店屋货栈地皮面积一百五十万平方■定为集美学校基金。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继续创办水产航海、商业等职业学校。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二年间增办了农林学校、国学专科、幼稚师范、乡村师范等学校（后来进行了一些合并）。此外，还设立科学馆、图书馆、农林试验场、医院，等等，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学校区，号称“集美学村”。
师范、商业等学校办起来之后，校长和大多数教师都要从外省聘来，于是又产生了中学师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为了替祖国培养各方面的专门人材，陈嘉庚又立了创办大学的宏愿。当时我国，尤其是福建，高等教育是异常落后的。这一时期，陈嘉庚的企业发展顺利，盈利有所增加，他表示要把这些盈利，除留一部分扩大资本外，“尽数寄归祖国，以充教育费用”。一九一九年，他又从新加坡回到厦门，积极筹办厦门大学。这时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中国“门户洞开，强邻环伺，存亡绝续，迫于眉睫，吾人若袖手旁观，放弃责任，后患何堪设想！”我“久客南洋，心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拟“创办大学校附设高等师范于厦门”。“民心未死，国脉尚存，四万万人民的中华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及身不达，尚有子孙”。再一次表明了他的热心办学是和强烈的爱国思想分不开的。在发起人会议上，他当场认捐开办费一百万元，常年费分年付款总数达三百万元。一九二○年，他邀请蔡元培、郭秉文、余日章、黄炎培、叶采真、邓萃英等人在上海开筹备委员会，举邓萃英为校长。一九二一年三月，设立“师范”、“商学”两部，在厦门及南洋各埠招收新生九十八名；四月六日，厦门大学暂借集美学校开学。次年二月，厦大由集美迁到新校址上课。不久就发展成为设有文、理、法、商、教育五个学院的各方面都相当完备的闽南最高学府。
此外，在闽南各地，陈嘉庚先生通过集美学校的教育推广部，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二年，倡办和补助了两所中学和七十多所小学。这些小学都是当时比较完善的学校，在当地起了一定的模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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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钢/王增炳：陈嘉庚办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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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先生对于侨居地的华侨教育事业也很热心。当他初到新加坡的时候，海外侨胞子弟华文教育还只有落后的私塾。早在一九一○年，他就在新加坡倡办道南小学，这是他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开始，也是海外侨胞新式华文教育的先声。接着，他陆续兴办或支持兴办了崇福女学、爱同小学、水产航海学校、南侨师范、南侨女中等学校。一九一九年，他鉴于新加坡还没有一所完善的华侨中学，就邀集当地华侨人士，倡办规模较大的新加坡华侨中学，这也是全南洋的第一间华文中学。
陈嘉庚先生办学，纯粹出于他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既非利用办学作为营业上的宣传，也不是依靠学校进行政治上的活动。当然，陈嘉庚先生实际上是一位明辨大是大非、跟着时代不断前进的政治活动家。他的办学，完全是为了祖国的进步和富强，是顺应时代的潮流的。
陈嘉庚先生的办学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很多困难的。他的办学实践说明了他不愧是一位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教育事业家。
在开始办学的时候，如觅地建设校舍，延聘校长、教师，等等，遇到不少困难，陈嘉庚先生躬操力作，多方设法加以克服。在筹办厦门大学的时候，他亲自选择校址，参加校舍设计，多方物色聘请校长及主要教师等。现在三面环山，一面临海，风景优美，场地开阔，以郑成功演武场旧址为中心的有历史意义的校址，就是他亲自选定的。在校舍设计方面，现在仍然是全校中心的“群贤”、“集美”、“同安”、“囊萤”、“映雪”五座大楼采取“一”字形排列，就是他当时考虑到学校日后的发展，而修改了上海美国工程师设计的结果。此外，他还托人从国外买来许多图书仪器。甚至做家具用的木材也是他从南洋买来的红木，制成器具，结实耐用。
集美师范和其他各校开办的时候，师资十分缺乏，本省很难延聘。一九一七年兴建校舍时，陈嘉庚就函托上海江苏第二师范校长代聘校长和教师。一九一八年，又特地托江苏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代为物色各校校长和教师。一九一九年，水产航海学校成立，当时中国水产航海及渔捞师资奇缺，嘉庚先生亲自函请上海吴淞水产学校选派学生前往日本留学，一切费用都由他负责。当时嘉庚先生对学生说：“我国沿海线很长，国防及海产都很重要，希望你们认真学习。”由于他注意选择校长和教员，加上经费充足，几年内集美学校不断发展，在社会上渐渐有了名气，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间，使得当时的南北政府都正式承认集美是“和平学村”，争得了不驻扎军队和免纳田赋及各种苛捐杂税的待遇，为学校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学校初具规模后，正碰上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风暴，在危机和日本帝国主义倾销的双重袭击下，陈嘉庚先生的企业一蹶不振，每况愈下，维持厦大和集美学校的经费日见困难。一九三○年，一些亲友劝他停办学校或缩小学校规模，他坚决不肯，说：“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小，影响社会之罪大。一经停课关门，则恢复难望。”一九三二年，当他的企业陷于极度困难时，外国某垄断集团要把他的企业作为附庸公司而加以“照顾”，提出以停止维持厦集两校为条件。他断然拒绝，说：“宁使企业收盘，绝不停办学校。”后来，他的企业因失败而收盘，他在一九三七年不得已把厦大移交给国民党政府接办，改为“国立”；但仍多方筹措经费，维持集美各校的原有规模。
抗日战争爆发，集美校舍遭日寇飞机大炮轰炸射击，毁塌大半，而南洋汇款又极度困难。一九四二年嘉庚先生逃难印尼，侨汇断绝，但仍没有使学校停办。一方面在逃难前通过各种办法继续汇入办学经费；另一方面各学校分别迁至安溪、南安、大田等地后，尽量节省开支。抗战时期教师更难请，为了能请到好教师，保证教学质量，学校仍然做到实际工资不低于公立学校，以保障教师的基本生活费用。教师们在嘉庚先生办学精神的感召下，为了帮助学校克服困难，自愿降低工资。这样，终于度过了八年抗战的难关。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抗战期间，陈嘉庚先生在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上获得了极大的进步。一九四○年，他率领南侨总会组织的“回国慰劳视察团”回祖国慰劳抗战军民，实地的考察使他看清了蒋介石集团贪污腐败、祸国殃民的真相，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解放区无限敬佩和向往。从此，他把中华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一直坚定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抗战胜利后，各校迁回集美。这时校舍疮痍满目，破烂不堪，陈嘉庚先生又为筹款修复校舍煞费苦心。当时学校负责人要接受美国“救济物资”修复部分校舍，他严词拒绝。从一九四六年起，学校又经历了三年解放战争的艰苦时期。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进驻集美，学校被迫延期开学，校舍及教学设备被破坏。尽管解放战争时期学校遭受严重摧残，但是一直没有停办；终于坚持到了解放。
陈嘉庚先生克服一切困难，坚毅顽强的办学精神，在社会上，尤其是广大华侨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不少华侨在他们各自的家乡也创办了许多学校，使华侨兴办教育事业蔚然成风。闽南一些规模较大的学校，如国光中学和小学、荷山中学和小学等，都是受陈嘉庚先生的鼓励和影响而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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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钢/王增炳：陈嘉庚办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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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了，伟大祖国开始走向繁荣富强，陈嘉庚先生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了。他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决心定居祖国，以其晚年为祖国建设服务。
解放后，厦门大学回到了人民的怀抱，陈嘉庚庆幸厦大的新生，十分关心厦大的建设和发展。他认为厦大应该办成东南亚地区一所知名的大学，还要培养华侨学生。他拥护党的教育方针，对国家的教育措施和学校的校务都采取信任、支持的态度。他自己则专心考虑学校的建筑计划，请人绘制图样，亲自审查研究，并大量投资建筑校舍。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四年，由他经手筹措建筑的就达五万九千零九十五平方米。这些建筑中有大礼堂、图书馆、生物馆、物理馆、化学馆、教工宿舍、学生宿舍、游泳池、大操场，等等。尤其是耸立在海滨大操场看台上方的以大礼堂为中心的五座大楼，构成了壮丽的景色和宏伟的气势。
至于集美学校，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支持帮助下，经费问题不复存在。解放初期，政府各有关部门不但在教学上负责掌握全面的领导，而且对学校的经常费、仪器设备费，还给予部分补助，一九五六年开始实行全部负责。此外，还拨了七百九十八万余元，在嘉庚先生亲自主持下进行修建扩建。陈嘉庚先生以八十高龄，每天扶杖步行数华里，巡视各处工地。后来在北京卧病时，还通过书信、电报、电话来指导工程的进行。
嘉庚先生一心要把集美这个著名的学村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