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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无人治理现象。这时天津亦有电报催促。睹此情景，深觉虽无能力，但有责任，承担下来努力干，我便二话没说，决定“去！”遂到教育部提出要求：一、要保证经费；二、对教授聘任不能干涉；三、对学校日常业务要少干涉。我说：“要我去，得支持我，不然没法干。”当时教育部全部答应了我的要求。
我到天津车站时，全体师生员工都来欢迎我，那个热烈的场面，使我非常激动。在车站我对同学们说：“同学们！既然叫我来，不管怎么样，我也要负起责任来，大家一块把学校秩序恢复起来，把学校办好！”
我是个搞工程技术的人，习惯于认真、负责和扎扎实实，办教育我没经验，但我认为在那种混乱的局面中，应竭力办到稳定秩序，先上课。不久学校便恢复了正常秩序。
抗战爆发后，北洋与南开一样，遭到日寇摧毁，损失惨重，一切设备荡然无存。胜利后直到一九四六年四月，学校仍为国民党军队占驻。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年级和先修班才开学上课。所以当一九四七年初我到校时，景物全非昔比，教职员宿舍正在修理，我只身一人来津，就住在教室里，床铺放在讲台上。有的教授和我开玩笑说：“校长的房子真大！”那时工作很忙，不但没回到南京的家中去看看，连进城（到市区里）的机会都很少，真是以校为家。
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一九四八年八月某日清晨四时，学校突然遭到军警包围，警察局的大卡车公然停在学校门口，准备逮捕学生。学生都不出校门，教授们议论纷纷。张国藩、刘锡瑛等教授对国民党这种法西斯暴行表示非常愤慨。学校正常学习秩序已遭干扰，不能上课。这样一直相持到下午，大约有七八个学生从市区回校，快到校门口时，被军警抓住。校内同学见此情景，一齐上前，将被抓捕的同学从汽车上抢回来。这一下可不得了啦！警察不答应，一定要学校把人交出来，不然就要进校去搜。当时我想，学校绝不能把人交出去，更不能任凭他们进来搜；如果警察进校搜捕，必然与学生发生冲突，打起来非出人命不可。眼看一场惨案就要发生。我请来几个教授商量一下，决定亲自去见警察局长。因为这不仅仅是北洋大学一个学校的问题，弄不好会出大事，当即打电话给警察局长李汉元，要求和他当面研究。到了警察局以后，李说学校至少要交出几个人来方可。我问他：“学生犯了什么罪？把他们交出去，我对同学也交不了差。”交涉很久，两人僵持不下，没有结果。我的态度非常明朗坚决。稍息后，李汉元提出解决意见说：“你能保证学生不闹事吗？”我立即回答：“我的学生根本没闹事，能保证。”李说：“保证不闹事，我就可以下令解除包围。”我说：“好！一言为定。不过这是我个人意见，还须要校委会讨论通过。”遂立即在警察局长室给学校打电话：因情况迫急，立即召集校务会议，我回校后，即行讨论。
在校务会议上，我向大家说明了和李汉元交涉的情况，并说局势很紧张，我作了保证，因为学生根本没闹事，请大家考虑。会场非常沉静。良久，有一人说：“张校长你为什么提出保证呢？”我说：“眼看惨案就要发生，我的学生我当然保证。”从出席校务会议教授们的眼神能看出大家是同意这样处理的，但我又等了一会儿，以便大家能充分提出意见，才说：“大家如果同意这样处理，我们请学生代表来谈谈。”校务会议通过后，立即请学生代表到会来发表意见。同学们也同意后，我立即在校务会议上打电话给李汉元，告诉他我是在校务会议上打电话给他，大家同意我的保证，请即刻下令解除包围。不到一刻钟，校门外的军警撤退，那时太阳已偏西了。
第二天一大早，有两位教授来找我，说：“有四五十个同学已过铁路，到解放区去了。”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后来，学校的经费越来越困难，我已定好飞机票，要到南京去交涉经费。正在这时，教育部有命令迁校的消息。我认为学校不能迁，也不应迁。为了稳定学校情绪，我暂时不能离校，于是把飞机票退了。后来，由于经费长期没拨，学校实难维持，于是我再次决定到南京去催。不久，交通断绝，没法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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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含英：北洋大学回忆片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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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大学和水利人才
有人说：北洋大学出了不少水利人才。我认为，如果这个估计接近事实，它有学校的因素，也有社会的因素。
北洋大学的工科是有基础的，如前所述。从事水利工作的人大都是土木工程系毕业的，而水利系则是较后成立的。水利系的基础课程和土木系相同，在没成立前，土木系也教授一些水利专业课程。水利系的设立，和当时的社会需要有关，也和我国的历史有关。我国历代对于江河的治理，运道的开凿，农田的灌溉和排涝等事业，都十分重视，并有大量的实践。到了近代，对于华北水系、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灾害的治理，更提出迫切的要求，并成立了相应的治理机构。尤其在北洋大学所在地的天津，于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国家的入侵，对于海港和海河的治理，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我国也建立了顺直水利委员会（后改为华北水利委员会），最初还有外国工程师，从事华北各水系的调查研究，规划治理。这就要求大批的土木工程和水利工程人员。那么，北洋大学出来的毕业生就有了出路，他们在实践中逐渐成长。这是在旧社会难有的机会。一般说，那时“毕业即失业”，而这些有实践经验的人，有的又回学校任教或兼课，对于学生的培养，又起着积极的作用。北洋大学在旧社会，相对地说，培养了一批从事水利工作的人员。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地发展起来了。这些水利人员也就更能施展才能，在实践中不断锻炼提高，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了。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最早培养水利专业人员的，并不是北洋大学，而是张謇在南京倡办的河海工程学校，我国水利界前辈李仪祉从德国留学回来，就在这所学校教书，培养许多人才。以后停办了。不过北洋的土木工程系则更早些，后期出的水利人才也更多一些而已。当然，从目前的需要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希望能培养出更多又红又专的各方人才，为祖国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柴寿安记录整理，一九八○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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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寿昆：严格——北洋的学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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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九年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当时的学制是小学七年（初等小学四年，高等小学三年），中学四年，大学六年，其中大学预科二年，本科四年。在预科学习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德语、国语及制图，二年读完成绩及格后直接升入本科。在本科我读的矿冶工程系（当时称为采矿冶金学科），既学采矿又学冶金，学习课程门类很多。数理力学系统的课有高等数学、物理、应用力学及材料力学等，化学系统的课有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及工学化学等，地质系统的课有地质、地史、矿物、岩石及矿床学等，机电系统的课有机械学、热机学、机械设计机工厂实习及电工学等，土木系统课有测量学、房屋建筑等，采矿系统的课有采矿法、矿山机械、矿山运输及矿山法规及矿业经济等，冶金系统的课有选矿学、试金学、钢铁冶金、有色冶金、金相学及矿冶厂设计等。课程门类多，学生负担重。仅就几方面片断的回忆简记如后。
严格要求，严格训练
北洋大学的入学考试及学期、学年考试均以严格著称。当时国内各大学都各自招生，北洋只在北京、天津、上海（有时去广州）几个城市招生，但北洋在校同学则遍于全国各地，远至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及贵州各省都有，江、浙、闽、赣、湘、鄂同学更不少。当然由于学校设在北方，华北东北近水楼台，学生来源当以此部分人居首位。每年报名投考者数以二三千人计，但只录取一个班仅六十人。另录取一个补习班也六十人，多补习一年考试及格明年即自动升入大学预科学习，所以这些人要读七年才能毕业。这样每次预科一年级有一百二十人，六年之后毕业时（经常三个系）只不过五六十人，淘汰率高达50—60％。中途落选的人有种种情况，如降级、病退、或因经济困难退学，也有因政局动荡（当时正是北洋军阀混战时期）被迫退学，等等。
“教授先生，你迟到三分钟！”
教师对学生要求很严，而学校行政对教师要求也很严格。当时在课堂上教师在讲课之前先要点名，点名单放在学监处（即现在的教务处），在上课之前要每位教师亲自去取。学监王龙光（王紫虹）经常对教师进行检查，在上课几分钟之前站在学监处门外，向去取点名单的教师们问声“早安”。有一次，一位美籍教授在上课铃响之后才来取点名单。当时王龙光毫不客气拿着怀表对着这位迟到的教授说：“教授先生，你迟到三分钟！”那位教授面红耳赤连忙道歉。从此以后再没有教师敢迟到了。
俭朴苦读的学风
北洋大学是一所比较贫穷的学校。校舍是由清朝武器库改造的，并不华丽，经费少，贫苦的同学较多。当时学生每年交学费十元，新U形宿舍楼盖成以后每年收宿费十二元，对学年考试成绩超过八十五分的学生，可以免交下学年的学费及宿费。书籍有贷书制的办法，即教科书全部由学校供给，读完一门课后该门教科书可由学生以半价收买，如不愿意要则可交还学校。学生的主要花费是每月的伙食费。伙食由同学自己经营组织食堂，一九二三年我初入学时每月伙食费五元，到了一九二九年毕业时因物价上涨伙食费增加到每月七至八元。因此一个学生如果节俭度日一年有一百元就足够了。可是当时国内其他大学，例如有些教会大学或私立大学，一个学生每年要花费二百至三百元。北洋全部学生住校，校址在天津北郊，离城中心较远，学生很少进城，星期日也死啃书本或做作业。北洋大学一向有俭朴苦读的学风，西装革履的同学极少，绝大多数同学都是长袍布履，花花公子的少爷们不到北洋来读书，他们吃不了那样的苦。
惨淡经营的中流砥柱
刘仙洲是香港大学荣誉毕业生，专攻机械。在北洋执政的四年（一九二四—一九二八）期间，学生中毁誉兼半，但离校后大多数毕业生对刘仙洲的评价都是有口皆碑。他在北洋四年是呕心沥血惨淡经营的四年，是继往开来中流砥柱的四年。当时正值北洋军阀快临死亡，因之相互倾轧内乱频仍达到了极点。就在这个时期，因内战学校两次被迫停课，而学校经费更是靠不住，经常拿不到。教师拿不到工薪，学校不能按期开学。记得刘校长在开学典礼上曾几次以凄凉的口吻说：“我们现在总算能够开学上课了。”当时教师不仅不能及时按月拿到工薪，而且得到的纸币钞票又有不同的票面价值。北洋经费来自河北省政府，发河北省银行的钞票。但一元河北省银行的钞票只等于中国银行（当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