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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修饰，有的则是成段的改写或补充，即使多次再版的著作也不例外。
在教书和编书的过程中，刘仙洲深感机械名词不统一之苦。当时，由于学校多用外语教学，企业又多延用外人，影响所及，许多概念和机件只有外国名称，仅有的一些中国名称也是五花八门。如工人不懂英语，就把“弹簧”音译为“司不令”，或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把机车前的“排障器”叫作“猪拱嘴”，把管机车变换进退方向的“月牙板”叫作“吊死鬼”，既不雅驯，又不统一。有鉴于此，刘仙洲又决心编订《英汉对照机械工程名词》。他广泛搜集明朝以来有关的出版物三十多种，调查当时机械工程界已有的各种名称，工人是怎么叫的，日文又是怎么译法，然后逐个做成卡片。有时一个机件会有很多叫法，他就按照“从宜”、“从熟”、“从简”、“从俗”四大原则，从中选定一个。如Pump一词，有十四种中国译名：“恒升车”、“起水筒”、“抽水筒”、“运水器”、“吸水机”、“抽气机”、“抽筒”、“唧筒”、“唧机”、“邦浦”、“泵”等，刘仙洲和大家一起反复琢磨，最后选定为“泵”。“油壶子”的含义不清，他就根据“从宜”的原则，改为“化油器”。按理，“滚珠轴承”改为“滚球轴承”更科学一些，但当时一些人都习惯于前一种叫法，也就“从熟”。“偏突轮”的叫法过繁，便简化为“凸轮”。有些英语名词的概念很难翻译，常苦思多日不得其果，实在没有办法时，就只好另创新字。如《热工学》中的重要名词“熵”、“焓”等字，就是刘仙洲创造的。这一工作从一九三三年开始，历时一年多， 日积月累，编成一万一千多个词汇，于一九三四年七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他又于一九三六年、一九四五年两次增订，把词汇逐步增加到两万多个。《英汉对照机械工程名词》的出版，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很快销售一空，甚至连底稿也被人要走。我国的机械工程名词，由此逐步走向统一。解放后，中国科学院有关词汇的编订工作，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像“轴承”、“节园”、“节齿”等机械工程上的常用词汇，当初叫起来，曾经感到很不习惯，今天大家已变得非常熟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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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诣远：刘仙洲与清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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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机械工程史
刘仙洲认为：“欲求国家各种事业之独立前进，非先求各种学术之独立发展不可。”
“‘国之利器，不以示人’，能购买与仿造者，已为他国之二三等产品，又何以能与之并驾齐驱？”为此“应特别对于各种学术加以有计划的提倡”，并在“尽量扩充编译馆”的同时，大力“整理吾国旧学术”。从三十年代开始，刘仙洲就在课余致力于中国机械工程史的研究，先后发表有关的学术论文十九篇，专著两种。
在过去四五千年中，我国劳动人民在机械工程方面有着极其丰富的创造，但历史缺乏记载，或者记载不详，更少图例可据。要发掘和继承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必须进行长期的繁重的科学研究。早在一九三三年，刘仙洲就搜集大量文献，写出《中国旧工程书籍述略》，并在一九三五年发表了包括交通工具、农业机械、灌溉机械、纺织机械、雕版印刷、计时器、兵工等十三个方面的《中国机械工程史料》。在以后的四十年中，不管在怎样困难的条件下，他从未间断过对有关资料的搜集和研究。无论外出开会、参观、视察，每到一处，即使只有一两个小时的空闲，他也必定到当地博物馆、旧书店搜集材料。北京的琉璃厂、隆福寺等几十家旧书店和每年春节的厂甸，更是他经常去的地方，每次去都是满载而归。同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张荫麟也常去这些地方。因为两人都只顾物色好书，往往各抱一大抱书挤到一起，抬头一看才发觉原来是老朋友。走进刘仙洲的住宅，就像来到一爿古籍书店：楼上楼下，东墙西壁，全是藏书。就连走廊角上，卧床后面，也摆满书架。《四部丛刊》、《二十五史》、《资治通鉴》、《天工开物》、《梦溪笔谈》、《农政全书》、《武备志》……令人目不暇接，数不胜数。特别是解放以后，在中国工程史编委会的协助下，刘仙洲查阅了古籍两万多种，制成各种资料卡片一万六千多张。他正是依靠这些文字记载和考古挖掘方面的最新材料，集腋成裘，聚沙成塔，深入研究了我国机械工程方面的发明创造，在许多问题上作出了自己的结论。一九六一年，他向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十周年年会提出了《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初稿），并于次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共七万多字，附图一百三十三幅。在这部专著中，刘仙洲系统地总结了几十年来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阐述了我国古代在简单机械和各种原动及传动机械方面的发明创造，在国内外都有相当影响。其中有十几项重要发明创造，如东汉张衡、唐朝一行与梁令瓒的水力天文仪器，北宋吴德仁的指南车和卢道隆的记里鼓车，元末明初詹希元的五轮沙漏等，已经复原成实物，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刘仙洲自幼生长在农村，曾种过地，非常关心农业的技术改造，因此他还长期从事中国农业机械的研究工作。除一九二○年在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试制两种新式水车外，抗日战争期间又在昆明搞过改良犁、水车和排水机。一九四二年，他在《中国农器改进问题》一文中，反对一味抄袭外国的大型农业机械，主张结合我国农村的经济情况，就着旧日的畜力机械加以改良，使机械部分符合最新的机械学原理，而原动力仍旧利用畜力。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他又专程到美国考察和研究农业机械，回国后在中国工程师学会作了题为《农业机械与中国》的学术报告，并写成二十多万字的《农业机械》一书，在清华大学机械系进行讲授。解放以后，他热情地参加华北农业部、北京农业机械总厂和河北省有关农业机械的改进试验工作，向各方面建议大力培养农业机械技术人才，并把自己多年收藏的七百多册农业机械书刊，全部赠给清华大学新成立的农业机械系。为了继承我国古代在农业机械方面的发明创造，更好地推动当前的农业技术改革，他又在一九六二年完成了七万多字、附图一百九十二幅的专著《中国古代在农业机械方面的发明》。这部专著系统地介绍了我国古代在整地机械、加工机器、播种机械、中耕除草机械、灌溉机械、收获及脱粒机械、农村交通运输机械等方面的发明创造，说明我国古代发明的农业机械，不但在数量上相当丰富，在时间上也往往早于其他国家几百年，有的甚至早一两千年。日本大阪大学专门研究中国农业技术史的天野元之助，对这本专著很感兴趣，曾摘译发表在日本《东洋学报》上。
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
在中国机械工程史的研究工作中，刘仙洲一向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妄自菲薄，民族自卑，感到事事不如外人，我国什么创造也没有；另一种是夜郎自大，我国什么都强过外人，在古籍中见到一言半语即穿凿附会。他主张实事求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早就是早，晚就是晚。西方一般认为，机械传动的天文钟是欧洲人十四世纪初创造的。刘仙洲通过自己的研究，早在一九三五年即指出：公元七二五年，唐朝一行等人创造的水力天文仪已经采用了精密复杂的齿轮传动。一九五三年又肯定公元一三○年东汉张衡的水力天文仪中瑞轮蓂荚一部（利用凸轮自动表示每月天数的装置）已完全是机械性的机构。一九五六年，刘仙洲到意大利佛罗伦萨参加第八届世界科学史会议，宣读了自己的学术论文《中国在计时器方面的发明》，并和与会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博士交换意见，李约瑟很同意刘仙洲的结论。李约瑟说：“中国天文钟的传统似乎很可能是后来欧洲中世纪天文钟的直接祖先。”西方科学技术史专家得悉刘仙洲的这一结论，都异常推崇：“想不到在这样早的时候，中国已有这样复杂的机械发明！”但是，有的学者对此仍有怀疑，中国的发明怎么会比西欧早这么多呢？以后，刘仙洲又根据有关文献和考古发现，对这个问题进一步作了回答。他确定：毫无疑问，张衡是我国创造机械性计时器的第一个人。从张衡开始，我国计时器已经利用齿轮系和凸轮机构，完全进入机械性计时器的阶段，比西方约早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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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诣远：刘仙洲与清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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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机械工程的研究中，常常可以遇到同一发明有几种彼此互异的记载，而同一记载又往往有好几种不同版本。刘仙洲总是全面掌握这些文献，逐字逐句加以校核，去伪存真，一丝不苟。例如车的发明者，相传有七八人之多，有人甚至认为诸葛亮曾经发明过能够自动运行的“木牛流马”。刘仙洲博览古今书籍，特别是宋代的几项文献，断定“木牛流马”就是今天常见的独轮小车，而且是由蒲元等多人创议，诸葛亮只是采纳制造而已。他还从西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中找到“辇”（即一轮车）这个字，又从考古中发现了反映西汉使用独轮小车故事的石刻画像。这说明至少西汉时代就有了独轮小车，蒲元等人不过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为适应山地和栈道运粮有所改进罢了。又如《宋史》卷一百四十九《舆服志》所载吴德仁指南车的结构，是“左右龟鹤各一”。这句话可以理解成“左有一龟，右有一鹤”，也可以解释为“左右各有一龟一鹤”。理解不同，指南车的构造也就不同：前者外围六轮，后者外围八轮。刘仙洲通过反复研究，虽然发现两种结构都有可能制造，但一定要弄得非常确切，做到可靠可信。为此，他专门请教了汉语专家，又特地考证了北京故宫太和殿前龟鹤的古迹，认定应按后一种理解，方着手绘制成图。在同书中，还记载燕肃指南车的构造，殿本宋史有“系右小平轮一匝”的话，刘仙洲怀疑“系”系“击”之误，但不轻下结论，贸然更改，而是认真查阅好几种版本，最后发现百衲本宋史中确系“击”字，才改了过来。
（摘自《我国现代机械工程学的先驱》）
《过去的大学》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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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文学院教授，多是好学深思之士。教授来自三校，各具不同学派的观点，历史上百家杂陈的局面，又在联大复现。教授们各就所长与爱好开课，其特点是学术自由空气的浓厚、课程名目繁多，有宁坐三年牢不愿看一句新词的卫道之士，也有决心改革中国文化的进步学者，而且各有自己的体系。 ——李钟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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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无忌：张梅两校长印象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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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以教学为职业的悠长的一生中，先后遇到与结交的大学校长，中国与美国的，为数实在不少，约在十人以上，在他们中间，与我会面次数较多而年代最长久的，要推南开校长张伯苓与清华校长梅贻琦。但就是他们两位，我所知道与能叙述的，也只是一些比较深刻的印象而已，他们的伟大人格与办事精神，曾给我莫大的鼓舞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