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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原来有基金管理委员会，美国公使为委员之一。实际上是，美国虽说退回庚子赔款而仍操干涉之权。还有董事会，大部分是外交部的官僚。一九二八年废除了基金管理委员会和董事会，这使清华进一步脱离了美国公使馆和外交部的影响。
照清华原来的制度和风气，西学在中学之上，美国教员在中国教员之上，职员在教员之上。这些情况，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在教育方面的反映。当时的学校都不能免，但是在原来的清华特为显著。清华的教员住宅分为北院、南院和西院，北院全是小洋房，南院也有一部分是小洋房，这些上等住宅，主要的是美国教员和教西学的教员住的。南院的一部分和西院是中国式小房子，这主要的是教中文和小职员住的。另外还有甲、乙、丙三所，是校长，副校长和教务长住的。高级职员薪金比一般中国教员高，权力也大。一九二八年以后，革除了这些现象。教员住宅的无形的等级也去掉了。高级职员薪金降低，教授的薪金和地位都提高了。清华原来对于洋教员的待遇特别高，而且还有各自合同。一九二八年以后，不分中外教员，同工同酬，取消了外国教员的特殊地位。有一位教音乐的外国教员，在教一个女学生钢琴的时候，有不正当的表示，清华把他立即辞退。他以合同期限未满为借口，以找公使为要挟。清华不理这一套。他还是离校了事。
一九二八年清华动用一部分基金，扩建图书馆，建筑生物馆。嗣后直至抗日战争开始，几乎每年都有新建筑，校舍大为扩充。
一九二八年，清华规定，每年预算中划出百分之二十，作为增购书籍仪器之用。清华预算嗣后不久即定为每年一百二十万。每年有二十四万元增购书籍仪器。直至抗日战争开始都是如此。
罗家伦在就校长职的时候，发表演说，提出“四化”，即“学术化”、“民主化”、“纪律化”、“军事化”。前二“化”是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的别名。后二“化”是冒充“革命”精神，其实有法西斯的意味。上面所说的各项具体措施，是前二“化”在一定程度上的具体表现。后二“化”只行了几个月的时期。一九二八年暑假后，实行所谓军事训练，校长、教务长都穿上军装。学生每晨早操，无故缺一次，记一个小过。三个小过为一大过，三大过开除学籍。有一个同学记到八个小过，只差一个小过，就要开除，可是军事训练恰好也停止了。
清华新制毕业的学生，就如其他大学一样，没有留学的权利。跟旧制毕业的学生，权利差别太甚。一九二八年后，定出一种调剂方法。清华每年还送留学生四十名，公开招考。清华新制毕业的，录取二十名；别的大学毕业的，录取二十名。录取的不限定往美国。后来清华自办研究院，停止招考留学生，只送本院研究院毕业成绩优良的出国留学。研究院招生公开考试，本校毕业的学生也须同样经过考试。
清华原来是留学预备学校，毕业到美国入大学。后来改为只送大学毕业的学生，到国外入研究院，不限定往美国。后来又改为只送研究院毕业生，到国外继续深造。抗日战争以前的清华，始终是与派遣学生出国留学有关系的。它的留学方法的改变，是中国学术日趋独立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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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五四后的清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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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七年是北大的大改革时期，一九二八年是清华的大改革时期。中国原来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在一九一六年以前，大致说起来，北大是半封建社会在学术教育方面的反映。一九一七年北大的改革，半封建性质打破了，代之以资产阶级性质。一九二八年清华的改革，半殖民地的性质打破了，代之以民族资产阶级性质。当然，一九一七年以后，北大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是民族资产阶级思想。上面的说法，只是表示，一九一七年以前和以后，北大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封建和资产阶级的对比；一九二八年以前和以后，清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对比。
一九二八年以后，清华建立了一些制度，为当时教育界所称道。其中之一就是所谓教授治校。这个口号本来是蔡元培先生所提出的，但是在清华得到比较具体的实现。一九二八年以后，清华有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有评议会，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和各院院长组成。各院院长的产生，是由教授提名，每院二人，由校长于二人中择一聘任，每两年改选一次，但连选得连任。照理论上说，校长只有权聘任教务长和秘书长。在教务会议和评议会中，校长一方面的人只有他自己、教务长和秘书长共三人，其余的人都是由教授会选出来的代表，占绝对多数（当时清华有文、理、法、工、农五个学院，出席校务会议的有五个院长）。照理论上说，教授会对于校务有绝对的支配权。这就是教授治校的具体形式。
可是，实际上，如果校长善于运用，他不但可以不招致教授会的反对，而且可以使教授会转化为自己的工具。前北大校长蒋梦麟从经验中得到一个规律。照他说：在一个大学中，校长、教授、学生是三种势力。如果三者之中，有两种联合起来，反对其余一种，一种必然失败。梅贻琦跟教授相处很好，常称：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校长的职务是率领职员为教授服务。在这种运用中，他其实掌握了大权，并且在学校有事的时候，教授会总是帮他的忙。后来的几次学生运动中，教授会总是跟校长在一边。按当时校长和教授的阶级性说，这是必然的。
按阶级说，国民党政府和其所派的校长，以及多数的教授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在重大问题上，特别是政治性的重大问题上，他们总是一致的。但是在个别的问题上，所谓教授治校对于当时国民党政府也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例如在清华和后来的西南联大，没有靠政治力量进来的教授，也没有靠政治力量进来的学生。特务没有在学校公然活动，学校当局也没有报告过黑名单。这些情况，在当时的大学中，也还算比较少见的。教授的聘书虽然是每两年发一次，但一般的教授都觉得自己的地位很稳固，不像有些大学，教授每到暑假都要有一次惶惶不安。在西南联大的时期，教授中有在政治上极右的，也有在政治上很左的，也有教授对于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的。当时学校的风气是，认为只要教授能把他的课讲好，他在政治上的态度，学校不管。在这种风气下，学校没有考虑过怎样把进步的教授解聘。当时认为清华教授有自由、民主作风，其原因就在于此。当然这所谓自由、民主，只是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所谓学校不管，也有一定的限度。当时的教授，一般地说，也都没有超过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限度，所以能维持所谓民主、自由的局面。
一九二八年后清华还提倡所谓“通才教育”，这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影响。当时的想法是，大学，特别是其中的文法科，首先要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其次才是成某一方面的专家。当时所谓全面发展，也只是限于知识方面，所谓“人”，也是资产阶级性的“人”。资产阶级教育，认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要对于事情能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判断其是非。梅贻琦常说：清华的教育并不告诉学生国民党对或是共产党对，只要养成他们自己判断的能力。当然，如果学生都有了资产阶级所希望有的能力，他们是会认为共产党不对。幸而至少有一部分学生不是照资产阶级所希望的。
在清华，实现“通才教育”的具体措施是，着重所谓公共必修课，主要的是文学、语言的训练和历史及一般文化的知识。在文学院，第一学年的课程，各系都是一样。到第二年才逐渐分系。到第三、第四年，各系的课程才完全分开。这对于学生的所谓“基本功”的训练，有一定的好处。
一九二八年以后，清华、北大，互相学习，所谓“北大清华化，清华北大化”。在抗日战争时期，北大、清华和南开，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在这时期，本科学生是公同的，三校还各自保持自己的基本教师队伍和自己的行政组织，也都有自己的“私房”办的事业，例如自己的研究所和研究生。所以在学术上还都保持自己的风格。就哲学系方面说，北大的哲学系注重在资产阶级哲学经典的学习，注重哲学史的学习。清华的哲学系注重在资产阶级哲学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自命为注重“创作”。我在当时说：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学生，如果不能学好，至少也可以有些哲学史的知识。清华哲学系毕业的学生，如果成功，可以成为哲学家，如果不成功，就什么也不是，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在历史学方面，北大注重在史料的搜集和考订，清华着重在对于历史事实的分析和评论。当然这些搜集、考订、分析和评论都是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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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五四后的清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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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以后，北大和清华是旧中国教育界比较有影响的大学。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在这两个大学中，按当时的标准说，得到比较具体的实现。可是，到了抗日战争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起来，共产党的领导也日益强大。原来在五四前后起进步作用的东西，也就转化它的对立面，成为反动的东西了。
“为学术而学术”、“学术自由”等口号以及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在其反封建的时候，是进步的东西，这在上面已讲过。后来这些东西成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武器。在五四以前，所谓“为学术而学术”是说，不要以学术作为求功名利禄的手段。后来，所谓“为学术而学术”是说不要革命，只要念书本。在五四以前，北大在“学术自由”的掩护下，请来了陈独秀和其他很多的进步教授；“学术自由”的目的是为进步的教授争地盘。后来“学术自由”成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武器。据说，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专政是与自由不相容的，这时候的“学术自由”不适用于讲马克思主义。这正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表现，在这时候，“学术自由”成了为保守反动思想保留地盘的工具了。
所谓教授治校，就清华所采取的形式看，就理论说，是可以作为反对校长或限制校长职权的工具。但要看校长是代表什么政权的。在过去，如上面所说的，如果校长运用得当，教授会可以成为校长的工具。这也是因为在当时，一般的教授和校长基本上是属于一个阶级。在解放以后，校长是无产阶级政权的代表，而多数的教授，在思想还没有改造的时候，还基本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如果实行“教授治校”，譬如说，用清华过去的形式，教授会可以跟校长对立起来，成为